《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81年10月21日，中國總理在坎昆會見里根，基本上按照鄧小平的思路進行了會談。中國總理表示，中國政府已經向臺灣當局提出了豐厚的條件，由葉劍英委員長提出了關于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并做了介紹。

中方希望與美方保持長期穩定的戰略關系，以共同應對“北極熊”，但《與臺灣關系法》給中美關系投下了陰影，干涉了中國內政，會使蔣經國拒絕和平談判。但中方要交涉的關鍵還沒提出，里根就不得不因為時間限制離開，中國總理表示還有兩個重要問題，將由黃華通過黑格轉達。

10月23日，黃華外長與黑格國務卿會談，并代表中國總理向黑格轉達了有關《與臺灣關系法》的兩個問題：即，美國政府應該明確澄清兩個問題：

(1)美國必須確切說出它打算向臺出售武器的期限有多長。(2)對臺軍售在特定的規定的期限內在性能和質量上都不能超過卡特政府時期的水平；與此同時，出售給臺灣的武器將逐年減少，以至最終完全停止。

如果美國能明確承諾這兩項，中國將靈活處理美國對臺軍售問題，再給美國一些緩沖時間，不會立即要求美國停止對臺軍售。

10月29日上午，抵達華盛頓的黃華，再次與黑格會談，重申了10月23日會談提出的要求，而且提出對臺軍售要在今后一個具體的日期停止，以此作為最后通牒。

雙方經過一番相互爭辯與威脅之后，黑格強硬指出，總統不能接受在具體期限內停止軍售，但也做出了一定讓步：美國對臺軍售在性能和數量上都不會有所增加，在年銷售額上也不會超過卡特時期的最高水平。

緊接著，黃華與里根舉行了會談，“正式提出通過談判解決美國售臺武器問題”。里根表示：“我們存在很大分歧，重要的是繼續商談，希望能取得積極成果。”但他仍堅持對臺軍售的立場。

盡管雙方分歧很大，中方的會談態度甚至引起了黑格國務卿的不滿，但中國政府卻取得了重大收獲，即里根對開啟對臺軍售問題的談判表示了首肯。

1、“邊緣政策”的有效性

根據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親歷者的回憶，黑格在開啟談判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與黃華10月29日的第一次會談時，黑格做出的讓步，既沒有事先經過內部的政策研討，也沒有與同行的助理國務卿霍爾德里奇、中國科主任羅普商量。根據美國外交決策的程序，他也不會事先得到總統的指令。

29日的會談之后，黑格繞過國家安全委員會，將會談要點呈送給里根，從而避開了冗長的決策過程以及親臺高官對這一過程的干擾。

從雙方參與者的回憶來看，黃華與黑格、里根的三次會談，都處于劍拔弩張的氣氛中。中方無論是在要求開啟談判時，還是在闡述自己的要求時，都以降低兩國外交關系相威脅，確實開始使用邊緣政策。

但黑格也針鋒相對，他認為中國的要求“把美國逼到墻角”，“美國同樣準備應對中美關系全面后退的后果”。

盡管已經脫離了外交工作的常規氣氛，但中國政府通過這次交涉，將自己的要求列進了美國政府的外交文件當中，達成了設想的第一步，即申明了中國政府在美國對臺軍售問題上的立場。

經過10月29日到10月30日的三次會談，中美雙方都意識到，除了美方在售臺武器性能和數量上表示了初步的讓步意愿之外，雙方在對臺軍售問題上的立場嚴重對立，且都態度強硬。美方拒絕接受黃華外長在29日會談中提出的最后通牒。當然，交涉雙方畢竟都是職業外交家，一番爭執之后，在10月30日下午黃華與黑格的會談中，雙方最終商定于12月就美國售臺武器問題開始副外長級別的談判。

在漫長的外交交涉無效之后，中國政府終于在外交施壓之后，逼迫里根政府同意就對臺軍售問題開啟正式的外交談判進程。鄧小平在建交前夕提出的保留進一步談判的權利，終于得以實現。

在“聯美反蘇”的戰略格局下，中國在對美關系上缺乏討價還價的籌碼。而此次談判要解決的是美國外交領域中最為頑固的議題，里根政府妥協的余地十分有限，再加上里根本人對臺灣懷有特殊的情感，所以中國方面從里根競選開始，走過的每個斗爭回合都顯得十分吃力，效果并不明顯。

在開啟談判和談判的過程中，中國政府都是以降格兩國外交關系相威脅，才能取得進展。而降格外交關系之所以能奏效，是因為它幾乎就等同于降格中美戰略關系。所以，邊緣政策施壓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不斷降格戰略合作的過程。

從大選年與里根團隊的交涉到逼迫里根政府同意對臺軍售談判的過程已經證明，中國開始刻意回避與美國的戰略磋商，甚至連戰略合作也受到影響。

但需要指出的是，鄧小平從決定使用邊緣政策時起，就主張不能觸動中國外交戰略和對美關系的整體格局。這又決定了中方必須在使用邊緣政策和維系中美關系總體格局之間，小心地拿捏分寸。

這種原則決定了談判期間中美關系的以下三個特點：

(1)中國所使用的邊緣政策只能集中于戰略合作問題，但壓縮戰略合作時的尺度又是有限的，屬于技術性的微調。
(2)邊緣政策在使用上受到的限制，影響到對美施壓的效果。在談判進展艱難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利用意外的機會，謹慎地松動了中蘇關系，開始嘗試用大三角關系向美國施壓。
(3)戰略關系的暫時冷淡與經貿收縮的狀態相結合，形成了中美關系的低潮期。

前兩個特點構成了中國對美政策調整和中國外交戰略調整的主要內容，最后一個特點則是談判后中美重新和解的基礎。所以說，中美關于對臺軍售問題的談判又是中國對美政策調整和中國外交戰略調整的起點。

2、中美談判的博弈

12月4日，中美談判第一次會談開始，雙方各自陳述了自己的立場。

新任美國駐華大使恒安石，亮出了黑格之前妥協的內容：美方預期售臺武器水平今后將不超過卡特時期的水平，但各年會有不同，時高時低。但回避承諾限期停售武器，同時把解決售臺武器與中國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掛鉤。

雙方還沒有取得任何進展，美方就在12月11日的第二次會談時，由恒安石通報中方，美國政府將非正式通知國會，將向臺灣出售一批軍事零配件。12月14日，章文晉會見恒安石，緊急通知美國政府，如果美國按12月11日的通告，向臺灣繼續出售軍事配件，中國將被迫做出強烈反應。美國時間15日，柴澤民大使向副國務卿克拉克、助理國務卿霍爾德里奇交涉指出，售臺軍事配件表明美國政府毫不猶豫地讓中美關系“遭受損失”，如果軍售繼續，中國將做出“強烈反應”。

美方表示，里根總統并沒有接受黃華提出的談判期間不能軍售的最后通牒，但也解釋道，這批軍售是在坎昆會議前決定的：且只是配件，并非武器；今后數月內，即中美談判期間不再向臺灣進行新的軍事轉讓。

盡管這次警告只是以雙邊關系為籌碼，但從事情的發展脈絡上不難看出，雙方政府當時在中美關系中最為看重的價值，仍是中美戰略關系。談判中第一回合的較量，中國通過再次施壓，逼迫美國許諾談判期間不再軍售。這種效果對鼓勵中國政府加大施壓力度，應該有著很強的關聯。

最初的較量過后，中美又進行了兩次會談，但仍然毫無進展。進入1982年，由于各種形勢的綜合作用，直接掌控中美談判的黑格決定采取更加主動的姿態，推動談判向前發展。1982年1月10日，助理國務卿霍爾德里奇在倉促之中，奉命率一支代表團抵達北京，并于之后的三天里，加入到中美談判的進程中。黑格增設此次霍爾德里奇訪華的籌碼在于美國對臺軍售的新決定。

早在里根上臺之初，就曾授權國務院、國防部、參聯會和情報系統仔細研究售臺戰機的問題。到11月份，國防部的研究報告已經出臺。1982年1月7日，美國國家安全規劃小組會議文件顯示，情報系統的研究一致認為，臺灣在軍事上并不需要更高級的戰機，購買F5E戰機和F-104戰機就可以滿足臺灣的防務需求。

這項報告證明：美國不需要向臺灣出售性能更高的F-5G戰機。這項報告令美國國務院系統如釋重負。因為它使得美國向中國做出的關于“預期售臺武器水平今后將不超過卡特時期的水平”的承諾，有了現實的技術性的理由和基礎。

但是，為了安撫臺灣當局對美國不出售F-5G戰機的不滿，美國放棄了臺灣購買美制飛機零件準備支付的1億美元。這從個側面表明，美國政府為推進談判進程確實付出了很多努力和成本。

于是，霍爾德里奇到北京后的兩項具體工作包括：一是向中國政府通報：美國已經決定不再提高售臺飛機的性能，不打算向臺灣出售FX戰機或F5G或F-16戰機，只準備在1983年后繼續與臺灣聯合生產F-5E戰機。

以此為籌碼，美方提出了第二項內容，建議中美共同采取行動，應對蘇聯干涉波蘭的可能，希望在談判達成的公報中添加體現中美戰略共識的內容。因為一旦蘇聯干涉波蘭，美國將被迫分散與中國談判的精力。

但是，霍爾德里奇遞交給中方的公報稿，依然只停留在對售臺武器數量和性能的限制上，無法接受限期停售的立場，仍堅持將對臺軍售問題與中國承諾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相掛鉤。

中方為了繼續施壓，沒有理會美國關于波蘭危機的戰略合作動議，而只是集中談判對臺軍售問題。所以，霍爾德里奇的訪華，既沒能推進談判進程，也沒能推動與中國的戰略合作，幾乎是無功而返。而中國方面則限制住了美國售臺武器的數量和性能，并與美方達成共識：美方在談判期間不再對臺軍售。

從中方籌劃的低方案設計來看，這些進展已經距離目標越來越近。但剩下的問題也相當棘手，美國堅持將對臺軍售問題與中國承諾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相掛鉤，這導致了雙方激烈的討價還價。盡管鄧小平在設計談判時也認為達成高方案希望不大，應該集中考慮低方案，但應該是出于談判策略的需要，中方在談判中依然堅持高方案的設計向美方要價。

但問題是，要價越高，中方使用邊緣政策的頻率也就越高，其結果只能是讓中美關系處于冷淡的狀態。這也是黑格此次努力歸于失敗的重要原因。

1月22日，中方針對美方的公報草案，提出了自己的第一份公報草案，核心內容是，美國要逐步減少售臺武器，直至在一定時期內完全停止；在全停之前，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數量和性能上不超過卡特政府時期的水平。

1月25日，美方提出對案，分歧仍集中于兩點：

(1)不同意限期停止軍售：(2)要把對臺軍售的解決與中國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掛鉤。

這次交換提案之后，中美雙方都各不相讓，談判陷入僵局。

4、施壓的無效

面對這種僵局，中國的反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冷卻中美戰略合作關系。1月22日，中方提出的第一份聯合公報草案，只談美國售臺武器問題，根本沒有理會霍爾德里奇訪華時提出就波蘭危機進行磋商的要求。1月29日，中國續訂了與波蘭的貿易協定。而此前美國曾呼吁向實施軍管的波蘭政府進行制裁。而中國不但沒有理會美國的建議，反而增加了中國與波蘭貿易協定中的貿易額。這樣，中國與美國在戰略上距離拉開了。

第二個反應是，中國開始為中美雙邊關系整體降溫。讓美國政府印象深刻的是，中方在《上海公報》發表十周年紀念問題上采取了冷淡的態度。

國務院系統為再次推動談判，想利用《上海公報》發表十周年的機會營造良好的雙邊關系氛圍，于是致函中國總理，希望他能在紀念活動期間訪美。為了表示誠意，恒安石大使列舉了美方的善意：

美國已決定向中國提供所需的大部分裝備和武器；放寬經濟和農產品援助，放寬對皮毛進口的限制；簡化進出口銀行貸款手續；7月份以來，美國處理了將近1200份積壓的出口許可證，其中只有不到50份未獲批準；美國政府還要求國會廢除那些妨礙中美貿易的立法。

但中方對此沒有做出答復，盡管在1982年8月28日，由里根總統和中國總理借《上海公報》十周年的機會，互致信件表達了良好的祝愿。但與建交以來中國大力倡導發展中美關系的積極態度相比，不斷婉拒美國的各種提議，既是表達了一種冷淡的態度，也會讓中美實質性關系的發展放緩，雙邊關系的氛圍顯然已經進入低谷。

可以說，直至此時，在不觸動中美關系全局的情況下，中國能用的邊緣政策已經都付諸實施了，但據參與談判的外交官回憶，到3月，無論是正式會談，還是非正式的磋商，都陷于僵局，仍是毫無進展。

由于美方堅持將對臺軍售的解決與中國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掛鉤，導致中國決策層的態度也愈加強硬。

1982年3月4日，李先念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會議討論美國對臺軍售問題時說：

“你們美國人抓我們‘九條’干什么？對關系到國家主權的原則問題讓不得。我們希望通過談判解決，如果雙方談判不成，準備兩國關系回到1978年以前，甚至1972年以前的水平。希望雙方能達成共識。”

盡管話語之間明顯含有情緒色彩，但卻發出了中國方面的兩個清晰信號：

(1)堅決不能接受將對臺軍售的解決與中國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掛鉤：(2)準備繼續使用邊緣政策。

5、蘇聯對華關系的試探

而就在此時，中蘇關系的一些新變化，給中國方面提供了開拓新的外交籌碼的機會。早在1981年，中美因為對臺軍售問題剛剛掀起爭執的時候，蘇聯就開始在對華關系上采取一些主動姿態不斷地試探與中國改善關系的可能，盡管這種試探沒有突破蘇聯原有的對華政策框架，而且也是十分謹慎的。

蘇聯在對華政策上進行了初步的試探，這與當時蘇聯所處的被動戰略地位相關。蘇聯入侵阿富汗本已經使自己處于孤立的國際境地。進入1980年，波蘭國內爆發的團結工會與軍管政府之間的危機，直接牽動了蘇聯的神經，蘇聯敦促波蘭政府懲治團結工會，并要求駐軍波蘭。

國際社會十分擔憂蘇聯對波蘭局勢的干預，里根政府更是加大了對波蘭、蘇聯的政治經濟壓力。在這種情況下，1981年9月底，也就是中國已經確認國務院總理將在坎昆與里根總統會談之后，蘇聯向中國建議恢復中蘇邊界談判。

這在當時并沒有引起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但中國政府采取了回絕或不予理睬的態度。中國領導人認為，蘇聯不會改變其霸權主義政策，因而即便重啟邊界談判，在改善關系上也達不成什么結果。

所以，到1982年1月底的時候，蘇聯通過非正式的渠道再次呼吁中國重新考慮舉行談判，并于2月1日將談判意愿通知中國政府。而中國外交部針對蘇聯的提議則仍沒有發表意見。2月14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則呼吁與中國改善關系，依然受到中方的冷遇。

但進入3月份的中美談判僵局階段之后，中國政府確實再也拿不出繼續施壓的籌碼了。如果說非要在中國的戰略籌碼中發掘新的資本，則只能從利用中美戰略關系，向直接利用中蘇關系延伸，也就是謹慎地松動中蘇關系。在中美戰略關系已經開始壓縮的情況下，對蘇關系的松動導致的結果就是改變“聯美反蘇”的格局。

正是在中美談判陷入僵局的情況下，中國對蘇聯提議的態度果然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一次授勛大會上發表長篇講話，其中談到了蘇聯的對華政策，盡管仍含有對中國外交政策的攻擊，但也傳遞出了三個方面的積極內容：

(1)承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2)強調蘇聯始終承認中國對臺灣的主權；(3)表示愿意改善對華關系，包括恢復中蘇邊界談判，在不附帶先決條件和不涉及第三方的情況下，達成改善雙邊關系的任何措施。

從時機的選取上看，蘇聯方面是費了一番心思的。里根政府上臺之后，采取了強硬的對蘇政策，使蘇聯面臨的戰略壓力驟然增加，迫使蘇聯開始嘗試緩和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以便減緩美國的壓力。

在這一背景下，中美因為對臺軍售問題產生的爭執，很可能成為蘇聯愿意利用的一個契機。勃列日涅夫發表講話時，中美圍繞美國對臺軍售的談判正陷入僵局，中美關系也受到影響，處于冷淡的狀態。

而就在此時，勃列日涅夫講話強調蘇聯一貫支持中國對臺灣的主權，把握住了中國在外交領域最關切的傳統議題，釋放出明顯的和解色彩與針對性。

中國決策者獲悉勃列日涅夫講話內容的渠道應該是多樣的，可能包括3月25日下午的《參考資料》，以及外交部系統的新聞電訊記錄。鄧小平對勃列日涅夫講話的反應，據時任外交部部長黃華的回憶，外交部在獲悉勃列日涅夫講話后，曾分析了這一表態的原因。這與錢其琛的回憶，以及大概的時間順序都相吻合。2月25日，黃華向鄧小平做了匯報，并請求指示。

所以，最有可能的情況是，鄧小平在獲悉外交部的匯報后，才于當天打電話給外交部，指示立即對勃列日涅夫3月24日在塔什干的講話做出反應。這種順序也符合當時中國外交決策的一般流程。

3月26日，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錢其琛，以外交部發言人身份發表簡短聲明：

“我們注意到3月24日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發表的關于中蘇關系的講話。我們堅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關系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

這一談話很快引起了國際媒體的廣泛關注。

而蘇聯方面的反應也很積極，3月30日，《真理報》全文刊登了中方的聲明。

4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齊奧塞斯庫時，請他給勃列日涅夫帶話：我們重視實際行動，叫他先做一兩件事看看，從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也可以，從中蘇邊界或蒙古撤出他的軍隊也可以。先從一兩件事做起。沒有這樣的行動，我們不贊成，世界上的人都不會贊成。

由此來看，鄧小平確實已經開始設法松動對蘇關系，以此作為對美施壓的手段，也是為了從外交戰略上重新找回大三角關系的平衡，為以后經營中美關系設定一個穩定的大格局。

事實證明，在調整過程中，中國在對美和對蘇關系上的此消彼長，本身就會對美國產生一定的施壓作用。

3月31日，中央情報局的“每月預警評估”就把中美談判與中蘇關系的這一跡象聯系了起來。報告指出，中美談判破裂、中美關系降格可能在近兩三個月內發生，蘇聯正在利用中美間的齟齬，通過這次互動，影響中國的親蘇派。”

就在這一預警報告剛出臺不久，4月6日，中國國防部就通知美國駐華使館，由于美臺軍售問題的影響，美國防部長溫伯格的訪華被無限期推遲。中美戰略合作繼續降溫。

這很可能引起了美國政府的緊張，所以到5月份，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專門就中蘇和解問題出臺了一份研究報告，對中蘇和解的前景、影響因素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的評估。

報告認為，中蘇如果和解，將對美國的全球戰略帶來重大影響：

(1)蘇聯將抽出更多精力應對美國，西歐、中東、中美洲地區將首當其沖；
(2)中國會減少對越南的戰略壓力，將使美國在東南亞的利益遇到麻煩，中國對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的興趣會降低；
(3)中蘇和解會減少中國對蘇聯的戰略壓力，使蘇聯將更多的力量部署到西半球，蘇聯由此也會在軍控談判中會更不愿妥協。

至此，中國利用蘇聯對華表態，成功迫使美國在對臺軍售問題上，不得不做出重大讓步，這就為中美“八一七公報”的簽署，開了一個好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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