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黨史縱覽

文 | 陳其明

建造“六大建筑”

1933年6月8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27次會議，會議成立了“二蘇大會”準（籌）備委員會，并指定時任中央總務廳廳長趙寶成、中央內務部代理部長梁柏臺和毛澤東的秘書謝覺哉3人為委員，由梁柏臺擔任“二蘇大會”準備委員會主任。

“二蘇大會”代表合影

7月11日，毛澤東又主持召開中央人民委員會第45次會議。會議決定：在瑞金葉坪建立一座紅軍烈士紀念塔；在紅軍烈士紀念塔周圍修建紅軍檢閱臺、紅軍紀念亭，并建造公略亭和博生堡。此外，決定在沙洲壩建造一座能夠容納2500人的中央政府大禮堂（簡稱“中央大禮堂”）。這些建筑被統稱為中央蘇區“六大建筑”，工程具體施工指揮由趙寶成負責。

趙寶成，原名趙成壁，山西五寨人，1924年加入共產黨，曾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1933年，31歲的趙寶成被臨時中央政府任命為中央總務廳廳長，負責管理臨時中央政府內部事務，被譽為瑞金的“紅都管家”。

趙寶成遺留的唯一的照片

“六大建筑”由梁柏臺擔任工程總指導，趙寶成具體組織實施。為確保“六大建筑”按期保質完工，趙寶成專門成立了“二蘇大會”基建工程所，并委任總務廳的左祥云為該所主任，具體負責六大工程基建施工；還專門請來中央特科“三杰”之一、在建筑設計上頗有造詣的時任紅軍總參謀部二局副局長錢壯飛擔任“六大建筑”總設計；并要求中央總務廳辦公室主任袁福清、管理處處長徐毅等人通力配合，具體實施“六大建筑”施工建設。

在蘇區軍民的全力支持下，“六大建筑”如期順利竣工。

瑞金“蘇區六大建筑”的總設計師錢壯飛

被群眾公開檢舉

在“六大建筑“的施工過程中，由于趙寶成、徐毅等人疏于教育、管理和監督，工程建設出現了嚴重的浪費現象。更令人氣憤的是，還發生了工程所主任左祥云利用職務之便貪污巨款之事。左祥云劣跡敗露后，竟用金錢收買相關人員偷開路條，企圖叛變投敵，而徐毅“不但不扣留左祥云，反以管理處處長名義令其出外工作”，導致左祥云得以潛逃。

毛澤東獲悉后，極為震怒，當即指示發出通緝令。不久，保衛部門將逃至贛縣江口的左祥云緝拿歸案。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舊址

中央審計委員會關于“10月份中央總務廳預算浮開至5千（元）之多”的審計問題線索，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立即組織力量調查左祥云的犯罪經過及趙寶成、徐毅所犯錯誤事實。

此時，有不少群眾通過《紅色中華》揭發趙寶成、徐毅的問題。1933年12月5日出版的《紅色中華》第132 期第一版顯要位置，登載了《反對虛浮的預算案》和《一個戲臺預算180元》兩篇短文，公開披露中央總務廳存在工作漂浮和貪污浪費等問題。文中寫道：

中央總務廳，今年預算做3000套棉衣，把預算案做好后，就買了許多材料。可是實際所發的棉衣，卻只有1000多套，與原來的預算竟差三分之一，結果10000多元的衣料便完全囤積起來……

在總務廳長同意之下，徐毅同志做了一個預算。這個預算，駭人啊，小小一個戲臺，竟要180元。雖然后來趙寶成同志改為20元左右，但是一開工，到如今已成耗出勞動力90工，要花54塊大花邊（指大洋）。

紅軍烈士紀念塔

紅軍烈士紀念亭

約一周后，即1933年12月11日出版的《紅色中華》第134期第3版，又發表署名“耕得利”的兩篇短文，文中用大白話，直接列數了趙寶成的錯誤事實：

中府管理處左祥云貪污了公款，群眾來報告總務廳長趙寶成，趙寶成不相信，后來主席團知道了，責成趙寶成去調查，而他用官僚主義的方式去調查，不到群眾中去調查。據官僚主義調查的結果報告主席團，說是左祥云沒有什么貪污，后來發現確實貪污了百余元，主席要他們將左祥云扣留，但是管理處長徐毅（現已撤差）把左祥云放走（現捉回來了）……

紅軍烈士紀念亭

公略亭

另一篇題為《財政支出中另一種浪費——出高價買便宜東西？！》的文章矛頭直指趙寶成和徐毅：

……還有些是不應做的，如飛機洞（即防空洞）的圍墻，粉一次白的，又粉一次灰色的；飛機洞做門，每條（扇）門花去幾十元，如蘇大飛機洞。俱樂部做起西式凳子，中府總務廳應做起四周五尺寬的桌子來（房子小了都不能進）。這些都是我們不需要的浪費……

在輿論監督下，趙寶成等人問題很快被查得水落石出。

官僚主義案件

毛澤東、項英、張聞天等蘇維埃政府領導密切關注“六大建筑”建設背后貪污案件的查處情況，親自聽取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對查處情況的匯報。1933年12月28日，毛澤東召開人民委員會專題會議，審查對左祥云貪污浪費案的查處結果，決定撤銷趙寶成中央總務廳廳長職務，對徐毅等瀆職官僚分子也分別作出處分決定。

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作《中央執行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

“二蘇大會”結束后不到半個月，即1934年2月13日，中央大禮堂臨時成為蘇維埃最高法庭，主審法官由董必武親自擔任。經過長達四五個小時的審理，最高法庭根據毛澤東、項英等1933年12月15日簽發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26號訓令，對各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判決結果如下：“左祥云處以槍決；徐毅處以6年監禁，剝奪公民權6年；趙寶成罰苦工1年。”同時，法庭對總務廳事務股長管永才、中央政府運輸司務長劉兆山等貪污腐化案也進行了宣判。

中央總務廳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重要機關，事關整個中央蘇區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工作的成敗。然而，中央總務廳卻不幸成為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的重災區。1931年11月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首任總務廳廳長方維夏，因其對總務工作“熱情不高、責任不強”，于1932年1月被調教育委員會工作，廳長之職由劉開接任。1933年4月，劉開因“脫離群眾”“在總務廳工作一年多，工作毫無成績”而被撤職。趙寶成接任廳長之職后，工作積極，功不待言，但在擔任“六大建筑”施工負責人期間，他卻沾染了官僚主義作風，未能察識類似左祥云、徐毅這樣的蘇維埃蛀蟲，最終釀成大禍。

1937年十二月會議合影。前排從左至右：項英、凱豐、王明、陳云、劉少奇，后面從左至右：康生、彭德懷、張聞天、張國燾、林伯渠、博古、周恩來、毛澤東

趙寶成受到處分后，先在離瑞金100多公里的鐵山瓏鎢礦采礦場接受勞動改造，后調外貿總局從事運送鎢砂的工作。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后，趙寶成留下堅持游擊斗爭，出任興國縣委書記，在一次轉移戰斗中犧牲。1966年，組織上對趙寶成的革命貢獻作了全面考察，認為“在他的革命經歷中主要表現是好的，在瑞金時所犯的官僚主義錯誤是屬于一時一地的”，遂追認他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