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交通與歷史文化的研究中，驛道和驛站的設置與帝王出行路線緊密相關，成為探尋歷史真相的重要線索。宋真宗封禪泰山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其行進路線的研究對于判斷西御道夏張的真實性有著關鍵作用。通過對歷史文獻的細致梳理和深入分析，結合鄆州駐地的準確位置等地理信息，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發現，西御道夏張的說法并不可靠，這也進一步佐證了清代官方未設立夏張驛站編制的觀點。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舉行封禪泰山大典，籌備與舉行過程中行進路線經過精心規劃。鄆州在宋代的駐地并非今天的東平縣城，而是位于西北的州城，從州城到泰安的直線距離經過肥城。《宋會要輯稿》記載，“大中祥符元年五月九日，改鄆州臨酅驛曰迎鑾，砂溝驛曰翔鸞。回程經過曲阜，六月十四日，改兗州葛石驛曰回鑾，知溝驛曰太平” ，涉及從開封到泰安的的驛站位于今東平（州城附近）、肥城，詳細記錄了宋真宗封禪路線所經驛站名稱及其更改情況 ，其中砂溝驛位于今天的肥城新城街道。從驛站分布與鄆州到泰安的地理走向可知，宋真宗封禪隊伍沒有經過夏張，而是沿著更符合直線走向，且有驛站保障的路線，即從道朗鎮到達泰安 。

從當時的地理環境和交通布局來看，這樣的路線選擇具有合理性。肥城至道朗鎮一帶地勢相對平坦開闊，便于大規模皇家隊伍行進，沿途驛站也能為隊伍提供充足的補給、休息場所。若選擇經過夏張，不僅路線更為曲折，偏離從鄆州州城到泰安的直線方向，而且在地理條件上可能存在更多阻礙，不利于封禪隊伍快速、安全通行 。

此外，若西御道夏張在宋代就已存在且是重要通道，在官方的文獻記載中必然會有明確記錄。然而，《宋會要輯稿》后續多次記錄泰山附近諸驛興革情況，始終未提及夏張驛 。這足以說明，至少在宋代，夏張雖有驛道經過，但并未設立官方驛站，也并非宋真宗封禪泰山的必經之路。部分地方資料如《夏張公社志資料》《西白塔子碑》等聲稱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 年）在此建立夏張驛站且宋真宗途經此地，缺乏足夠的權威文獻支撐，與《宋會要輯稿》等官方史料存在明顯矛盾 。

這一結論對研究清代驛站編制有著重要的延伸意義。既然在宋代夏張就不存在官方驛站，到了清代，隨著南北驛道的變遷和重新規劃，三條經過山東的驛道只有山東東路驛道經過泰安，泰安境內設立的泰安縣驛和崔家莊驛，因為夏張沒有驛道通過，更無在夏張設立官方驛站的必要。

再看清代相關記載，臺北 “中研院” 史語究所內閣檔案 “乾隆十七年（1752 年）正月二十二日山東巡撫兼提督銜鄂容安為夏張地方設立腰站事”，以及乾隆《泰安府志》卷八《驛遞》載 “乾隆十七年增設夏張腰站，內拔泰安之崔家莊驛馬十匹，改拔肥城縣里馬十三匹，又增拔聊城縣崇武等驛馬五匹，增馬夫二名半”。這里明確提及的是 “夏張腰站”，腰站與驛站在功能和性質上存在一定差異。驛站是古代供傳遞官府文書和軍事情報的人或來往官員途中食宿、換馬的場所，具有綜合性服務功能；而腰站主要是為長途行程中的人員、馬匹提供中途休息、補給的站點，功能相對單一。

從清代官方文獻對驛站的記載以及乾隆年間設立夏張腰站等情況也可看出，夏張在清代始終未被納入官方驛站編制體系 。

綜上所述，結合鄆州駐地位置與驛站改名等信息，從宋真宗封禪泰山的路線及相關文獻記載來看，西御道夏張的說法缺乏事實依據，還期待強有力的證據能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