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細細勾勒，人人都是傳奇。“歷史縫隙里的人”旨在調動密匝的清代史料，打撈歷史夾縫中的跌宕人生。

都說文史不分家，其實未必盡然。譬如本文主人公楊潮觀，“人設”是清中葉首屈一指的雜劇作家，所作《吟風閣雜劇》有三十二種之多，在傳統戲曲家中名列前茅。他的作品以截取歷史軼事見長，往往正史中的只言片語，到他筆下便翻為新聲，糅作融情入境的文字畫面。他擅寫一折短劇，以精悍警策取勝，“難得中國戲劇纏綿悱惻拖拖拉拉之中，有楊潮觀的爽辣”。（木心評語）就是這樣一位被文學、戲曲研究者掰開捏碎分析評述，無論如何也繞不過的人物，放在史家和公眾視野里，卻變得微末冷清，仿佛以劇成名，便只能作劇的附庸。事實上，除了雜劇作品，楊潮觀的人生“本事”也極富戲劇色彩，再與案頭勾連，更是精彩異常。他活躍在文化名人多如過江之鯽的乾隆時代，但氣質鮮明，出于人表。去世后，由摯交袁枚奉上生動傳記，更為生平增色不少。袁枚以外，王昶的一首七絕，也是楊潮觀其人其作的活化：宦海沉浮意氣豪，生平蕭瑟本風騷，聽猿下淚聞雞舞，又賴新詞解郁陶。

《吟風閣雜劇》書影

五更猶聽紡車聲

康熙五十一年，楊潮觀出生在常州府無錫縣的書香之家，老宅在天授鄉幸皋里北門下塘。因為祖父早逝，父輩功名不高，在他出生時，家道中落，生計也有捉襟見肘之虞。生父孝元是個在學的秀才，與生母顧氏兩個，算得上孝悌的楷模——他們把還在襁褓中的頭生子潮觀繼給長嫂侯氏，讓這位年輕新寡、痛不欲生的苦命女子，看到命運的微光。

侯氏作女孩兒時安靜懂事，是家族姻黨眼中“淑德”的典范，求娶之家絡繹不絕。潮觀的嗣父希曾是位難得的才子，兩家人一拍即合，喜結連理。康熙四十四年，圣駕南巡，急欲借功名振家聲的楊希曾迎鑾獻詩，隨以布衣供奉武英殿，參編《佩文韻府》。然而青云最難期，中路或失腳。康熙四十八年，楊希曾遽爾病歿，日思夜盼的賢妻等來鏡破鸞分的噩耗，要不是婆婆盯防嚴謹，幾乎絕食以殉。所幸，弟婦的麟兒做了長房的嗣子，雖然“兩世重孀姑倚婦，一丁弱息侄當兒”是足可預見的艱辛勞碌，但仰事俯育，最能喚起舊時代婦女的責任與榮譽。

童年的楊潮觀讀書仍隨生父，但衣食住行，一應跟著嗣母過活。他是個極早慧的孩子，“九齡以書法名江左”。越是如此，寡母越要耐著清苦，紡績課讀，將他培養成材。楊潮觀對嗣母的感情極深，且出自人格上的欽敬。他的雜劇作品喜以見識卓然的老年婦女為主人公，這在此前極為罕見。《寇萊公思親罷宴》里的寇母形象是侯氏寫照，劇中仆嫗劉婆有念白云：“自從先太爺亡后，并無遺下田園，太夫人百般哀苦，把你教養成名。那時節燈火寒窗，停針課讀，就是你讀書的燈油，都是太夫人十指上做出來供應你的。”如此說法，與侯夫人墓志中“就塾紙筆之費出于十指”之句如出一轍。母子二人，孤燈一盞，婦人的織機吱呀作響，童子的詩文瑯瑯成誦，如此“機窗相對”，最是江南鄉坊尋常一景，卻令無數名賢挺身其間。《罷宴》既經排演，海內風行，據說浙江巡撫阮元偶觀此劇，當眾痛哭，亦為之罷宴。“蓋中丞亦幼貧，太夫人實教之。阮貴，太夫人久已下世，故觸之生悲耳”。

京劇《罷宴》劇照

曾作信陵珠履客

或許是出于嗣母影響，楊潮觀一生篤于情感，對于自己的提挈、引導者，尤其如此。雍正三年，時任蘇州布政使鄂爾泰大會江南名士于紫陽書院春風亭，數十人齊聚從游，以詩賦歌詠太平。這是一場江南范圍的博學鴻詞科，應邀而來者如沈德潛、華希閔、沈起元等，多是頗負時譽的耆舊宿儒，事后編訂的《南邦黎獻集》，也被稱為清王朝對江南文教格局進行重構的標志性作品。隨著東道主鄂爾泰的平步青云、權傾中外，春風亭課士的參與者每每以此為榮幸，成為雍正朝和乾隆前期標高聲價的重要身份資本。當時的楊潮觀只有十四歲，是這場文化聚會中年紀最小的士人，卻有一組五經贊文及一首詩收入《南邦黎獻集》。同樣擁有神童美名，二十歲即應博學鴻詞之召的袁枚，對此頗能感同身受，為其作傳時，專門以此事開篇，彰顯他人生的高光時刻。

袁枚畫像

鄂爾泰雖然是根紅苗正的滿洲人，卻有極強烈的儒家文化認同，且尤具慧眼，樂于栽桃培李，作育人才。大約從雍正六七年起，楊潮觀就頻繁往來于鄂宅，不但與鄂爾泰長子鄂容安在海淀賜園同窗就讀，還刊刻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古今治平匯要》。乾隆元年中舉時，他具有“附監”身份，即以附學生員捐納監生，繼而具備在順天府參加鄉試的資格。楊潮觀家境蕭索，年紀又輕，他在京師的日常開銷，特別是刻書、捐監資費，難免要倚仗鄂氏。事實上，春風亭集會不久，鄂爾泰即赴云貴主持“改土歸流”，楊潮觀從無錫進京，在鄂宅讀書、與子弟交游等安排，只能由其書信指示。當時的鄂爾泰坐鎮三省，為天下元戎，而心中猶以一非親非故之江南少年切切為念，實能令人銘刻肺腑，終生不忘。

乾隆元年，楊潮觀考中順天鄉試第十四名舉人，這是很不錯的名次，大有聯捷之望。不過，科舉場上的運氣向來飄忽不定，他不但在隨后的會試中名落孫山，更是一連數科，屢戰屢蹶，只好憑著在實錄館積累的年資，以舉人身份入仕。如此一番經歷，與鄂爾泰早年情形頗有類似之處。這位早早被當世儒宗李光地目為“國器”的滿洲讀書人，二十歲時就取中順天鄉試第十名舉人，豈料會試竟不能得一第，只好以祖蔭侍衛起家，視為畢生大憾。

相似的痛楚最能激發深刻的共鳴，鄂爾泰對楊潮觀的信賴，也顯得逾于常格。乾隆九年夏天，楊潮觀履任山西文水知縣，出京前往鄂宅拜辭。此時的鄂爾泰身體已漸衰弱，他將所輯舊詩稿取出，委其修訂校讎，又與之約定，擬將尚未匯輯之稿，日后陸續寄付。鄂氏最喜結納，雍乾之際凡有大學問、大才華者，多與其聯絡有交。楊潮觀后生末職，竟能得此重托，實在令同儕艷羨不已，連見多識廣的袁枚也在《隨園詩話》中大發感慨：“嗚呼！公出將入相垂二十年，經略七省，諸郎君兩督、兩撫，故吏門生亦多顯貴，而平生詩集終傳于一落拓書生。檀墨齋詩云：不有門下三千客，至今誰識信陵君。”有趣的是，楊氏晚年所作雜劇中，亦有《信陵君義葬金釵》一折，敷衍如姬竊符報恩，信陵君發哀酬義故事。其創作之發端，或因袁說而自況也未可知。

楊潮觀出京僅一年，鄂爾泰即病故，因為后續之稿無從著落，只得將手頭所有先行刻印，以免遺失。他的地方官途不算順利，南北奔波數十年，始終蹭蹬州縣，未能進取上游。如此一來，年輕時的因緣際會，就顯得更為珍貴：他畢生以西林弟子自居，年逾花甲后，還為恩師編刊詩集——這確是鄂氏諸子，及“門下三千客”都不敢嘗試的任務。當時，鄂爾泰的全部詩稿已由其子鄂弼整理謄抄完畢，共八卷，取名《文蔚堂詩集》，只是經年歷歲未付梨棗。在文字獄空前酷烈的乾隆中期，替一位深為皇帝厭惡的實權派老臣刊刻舊作，風險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乾隆二十年，皇帝借胡中藻文字獄案，對故去十年的鄂爾泰及其家族、門生勢力進行整肅，其本人被冠以結黨之名，牌位撤出賢良祠，親侄鄂昌、鄂敏均遭賜死。不久，他的長子鄂容安、次子鄂實，分別在平定準部與回部的戰爭中殉難，此后枝葉凋零，家族漸次衰敗。乾隆三十七年，楊潮觀由四川解送楠木進京，借機前往鄂宅，尋訪余稿。這是一場人非物也非的故地重游：鄂爾泰的六位公子已有五人下世，惟幼子鄂忻“癯然獨存”，賦閑在家。那座由雍正帝欽賜、巍峨壯麗的文蔚堂，已被大火焚毀，惟敕書“公忠弼亮”牌匾幸保無虞。這是他青年時代常來常往的地方，寄寓著一個江南士子，對滿洲王朝的政治理想。

蘇州滄浪亭五百名賢祠鄂爾泰畫像

京城之行令人唏噓，唯一的安慰，是得到鄂忻所授文蔚堂全稿。楊潮觀撫今追昔，泫然泣下，回蜀第二年，即邀表弟顧光旭同為校訂，繼而付梓成書。刊刻后的詩集被命名為《西林鄂文端公遺稿》，又稱《西林遺稿》，共六卷。和當代學者整理出版的《文蔚堂詩集》鈔本八卷相比，《西林遺稿》刪去詩作二百九十七首，近總數的五分之二，即留存者，亦多有詞句改動，絕不能作完璧觀之。

細繹刪改緣由，大致出于兩種考慮。一是于作者偉岸形象有妨礙者，特別是那些牢騷、倦勤、消閑、游冶詞句，大多一筆勾銷。如鄂爾泰持身謹慎，但少年行跡，文字中亦不乏“紅潮漱罷綠洋拈，手指摻摻口語喃。為愛風流擔白眼，不識姓字認黃衫”等稍嫌輕佻之處。楊潮觀晚歲趨于道學，又嚴于尊者之諱，遂于此等文字有不忍言者。

對他的沽名好譽，好友袁枚記有一樁極可笑故事：楊潮觀早年曾任河南鄉試同考官，閱卷時，夢一貌美女子揭帳低語：“拜托使君，‘桂花香’一卷，千萬留心相助。”次日檢點落卷，見一考生有“杏花時節桂花香”之句，遂取中。后知其人是商丘老貢生侯某，侯朝宗之孫。潮觀自以為夢中所見為李香君，于是四處宣揚，夸耀人前。袁枚聽說后，將其記錄到神怪筆記《子不語》中。而潮觀見文色變，致信辯白說：“所稱李香君者，乃當時侯朝宗之婊子也。就見活香君，有何榮？有何幸？有何可夸？弟平生非不好色，獨不好婊子之色，名妓二字，尤所厭聞。” 袁枚見之不悅，回信駁難道，“想當日足下壯年，心地光明，率真便說，無所顧忌。目下日暮途窮，時時為身后之行述墓志起見，故想隱晦其前說耶？”潮觀克己如此，推己而及恩師，用心一般無二。

二是慎取交游唱和之作，特別是與張廷玉及其子弟的互動作品。按照乾隆帝勾勒的即位初期政治格局，張、鄂二重臣以滿漢為涇渭，各樹黨援，形如冰炭，導致朝局紛擾，政治紊亂。這樣的鐵口直斷，如果與鄂氏遺稿相互驗看，真可謂驢唇不對馬嘴。鄂爾泰雖是滿洲人，卻無民族畛域，不但與漢人詩文唱和幾無間斷，且遍及閣部僚佐，而至布衣文士。乾隆帝誣以滿漢矛盾始作俑者，仿佛康熙初年四輔臣一路，實在是顛倒黑白。至于同張廷玉交惡一說，似乎也不盡然。二人朝夕相對十余年，多有詩文往來，兩家子弟相待如友朋，連《文蔚堂詩集》的序言也請張氏撰寫。如果將這些信息全數刊布，怕是要大觸皇帝的霉頭，楊潮觀本著文字獄時代特有的政治嗅覺，刀砍斧鑿，也屬不得已而為之。

王汎森先生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書中，提到清人寫作時的自我禁抑現象，特別以楊潮觀創作的雜劇《翠薇亭卸甲閑游》為例，推測道：“他寫韓世忠、梁夫人，不直接寫他們如何抗拒金兵，卻寫他們卸甲閑游。與一般人所習聞的韓世忠、梁夫人事跡重點有十萬八千里之別。極可能是因為作于乾隆年間，繞過敏感地帶不寫的意思。”寫劇如此，詩集編刊也不例外，何況韓、梁故事只有歷史影射風險，鄂氏行跡關乎當今皇帝權威。

宦海無涯試問津

“十年前倚春風座，三載重登文蔚堂”的特殊機緣，讓初經世事的楊潮觀一頭扎進王朝頂級社交圈，與同時代最杰出、最有權勢的人物，有著密切的非職務性交往。如此經歷，固然能為他開闊視野，涵養聲望，卻也把政治預期拉得過高，平添些壯志難酬的苦惱。然而將相之業，時也運也。既然命不及此，做個“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的地方官，就成了可資履踐的現實追求。

雖然會試蹉跌，僅以舉人外任知縣，楊潮觀初入宦海，運氣也算不壞。乾隆九年，他由吏部選授山西文水縣知縣，到任即補實缺。兩年后，因嗣母病逝返鄉丁憂。乾隆十四年服闋回京，改發河南候補。乾隆初年的官缺尚不如嘉道、晚清般緊俏，但他就職河南的過程也顯得過于高效——十四年九月，他先在京師領得赴豫之命，十月中旬抵達首府開封，等候不過月余，十二月初五日，河南方面建議由他補授林縣知縣的題本便已擬就，內有“臣查候補知縣楊潮觀老成謹慎，有志向上”考語。來人尚未試用，焉能知其謹慎與否，志向高低？發豫候補之員，恐非僅此一人，又何以后來居上，遇缺即補？蓋因時任河南巡撫不是旁人，正是鄂家長公子容安。這邊林縣舊任一經參革，他就要匆匆將缺占住，虛位以待故交。這樣做官的便捷，換作旁人，哪怕榜下即用的老虎班，也斷斷不敢奢望。

從乾隆十五年到任算起，楊潮觀在林縣主政三載，而后改官固始。此時的鄂容安已經離開河南，不能在好友的遷轉上發揮作用。不過，新巡撫依舊認可他“人頗明白，辦事干練”的評價，固始縣地鄰江楚，繁冗疲難，這樣的調動，自屬委以重任。到乾隆二十一年大計考察時，楊潮觀的政績列在“卓異”一等，獲得送部引見，乃至加官晉秩的機會。這是地方官極難得的榮譽，要達到無加派、無濫刑、無盜案、無錢糧拖欠、無倉米虧空等諸多條件，才能膺此上考，更何況此時的楊潮觀在朝中、省內已無憑借——一年前，胡中藻案發，鄂氏子弟惶惶不可終日，鄂容安以參贊大臣出兵伊犁，隨即死于叛亂。

轉年，楊潮觀覲見皇帝，并奉到“回任候升”旨意。很快，他被調到開封府所轄杞縣任職，等待可資晉升的官缺。然而修短有數，盈虧無常，升遷在望的楊潮觀很快接到家中噩耗，生父孝元于當年十二月病故。按照清代喪服制度，現任官如經出繼叔伯為嗣，遇本生父母之喪，可將三年孝期改為一年，但也要即刻卸任，回籍守制。前在山西已為嗣母丁憂的楊潮觀，這回倒是熟門熟路，一番舟車輾轉回到無錫，替亡父料理后事。

一年光陰過得很快，喪期結束，四十八歲的楊潮觀治裝北上，準備重返仕途軌道。可惜，這次的運氣大不如前，他沒能回到原先任職的河南繼續工作，轉而歸入部選，掣得廣西荔浦縣缺。荔浦雖在省府桂林轄境，但山高路遠，地狹缺瘠，實不能與近省河南的劇縣相提并論。對于這趟遠差，楊潮觀大約也有畏難情緒，正躊躇間，家中又有兇信傳來：繼母倪氏病篤身亡。

楊孝元早年娶妻顧氏，即潮觀生母，后因元配亡故，又續弦倪氏，生子鴻觀。按照清人的倫理規范，楊潮觀自幼出繼，對親生父母的義務亦應稍減，又遑論父之繼妻。況且倪氏親子已經成年，喪葬事務料理有人，更不必由他前往主持。然而在檔案史料中，此時的楊潮觀依然選擇“回籍治喪”，只是與死者服制疏遠，故不用“丁憂”字樣。他從未與繼母一同生活，無甚親情可言，此舉或借治喪名義，免赴粵西迢遠之任。

守著故鄉的青磚黛瓦、詩情畫意，楊潮觀年過半百，懷才望遇的迫切心情也被暫時壓抑下去。他的一折雜劇多于此間創作完成，且陸續抄贈親友，在江南名士中漸次傳開。杭州籍狀元金德瑛是他的鄉試座師，因愛其曲文爽朗，賓白酣暢，特作《觀劇絕句三十首》，并手錄以贈，為之增光添彩。

家居無事，轉眼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寫著《汲長儒矯詔發倉》《新風店馬周獨酌》的楊潮觀，到底耐不住做循吏的念想。他以劇遣興，頗見“道氣猶存”“塵緣未盡”的進取情懷。在《快活山樵歌九轉》劇中，更借樵夫之口勸諭書生：“俺不過閑人自把閑情耐，你也不要五十功名心便灰。須知道，是天工早已安排待，你寬懷也該，你操勞也該。”既然五十功名仍有可期，賦閑五載的楊潮觀不免再出鄉關。豈料一經銓注，便做萬里之行——這次的目的地是云南曲靖府所屬平彝縣，雍正九年，他那位節制滇黔的恩師鄂爾泰曾在這里捐建河工，開通水道。

同樣是遠赴極邊之地，鄂爾泰以總督持節，雖也水土不服，吐血不止，但自京中得賜御輦，又有地方官沿途奉承，可以做到“穩適快便，日行兩站，略無勞頓”。至于楊潮觀，蕞爾小縣，全無此等便利。傳統時代的長途跋涉，有今人難以想象的辛苦與危險，他為此心緒苦悶，大嘆“萬里征人，情懷頗惡”“人生遇合，有非前事所能逆料”。不過楊潮觀的性格里，頗有些達觀知命的樂天色彩，據考證，他的《大江西小姑送風》一劇，是在赴滇途中寫成，全劇以“思任運”為主旨，寫一官員宦海艱辛，多有憂愁，但沿途飽覽江景：“你看那水闊魚爭戲，你看那天空也任鳥飛，你看那耕牧蒼煙變，你看那一帶云山紫邏齊。”一番心理建設下來，倒也沖淡了風雨晦明，旅途勞頓。等走到一水中隔，斷岸千尺的黔西南牂牁江，鄂爾泰鑿空絕壁，伐石為橋的碑碣銘記，便自宛然在目，這讓他油然升起踵武恩師，懷柔遠人的豪邁情懷：“蓋嘗南行萬里，過庚戌橋，出西林渡，俯仰平蠻遺跡，臥鼓埋烽，且將四十年。南人祀武鄉祠，繪南康像，凜然如一日也。”

清代銓選體系中，邊疆地區因條件艱苦，所設職官被列為“邊缺”，在晉升方面有所照顧。楊潮觀是卓異能員，且已有“候升”之旨，故在平彝縣任期未滿，即于乾隆二十九年推升四川簡州知州，開啟為期十五年的蜀地之旅。

循吏還從文苑出

清代的“州”分為兩個等次，一是散州，作為最基層地方行政單位，隸于府，性質與縣類似，長官稱為知州，從五品；另有直隸州，隸于省，因其下統縣，故性質更近于府，長官亦稱知州，正五品。簡州是散州，隸屬成都府，楊潮觀在此任上頗有政績，僅做了兩年，便經總督奏請，升任邛州知州。那是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的直隸州，除本州外，還轄有蒲江、大邑二縣。因為簡州之任期限未滿，他先以署理名義在邛州任職，屆期轉為實授。顯然，耳順之年的楊潮觀走上了仕途快車道，頗有些大器晚成光景。

邛州一任，大約是他宦海生涯中最愜意的日子。據傳，當地有卓文君妝樓舊址，楊潮觀辟之以建“吟風閣”，由參觀者添置花木，以見林泉風致。他將所作雜劇付之梨園，編排歌舞，不時登閣演出，與民同樂，故其劇作結集后，即以《吟風閣雜劇》名之。清中葉文人戲曲家創作的雜劇，絕大多數限于案頭，與舞臺藝術相脫離，對民眾的教化作用也十分有限。其實際用途已與文章詩詞相近，是為抒情寫意、交游饋贈之具，借以在士人之間廣其傳、彰其名。楊潮觀作品雖然也有明顯的雅化傾向，但結構利落，情調詼諧，具有更強的演出條件，故得戲劇史家稱賞，譽之為：“一折的雜劇，到了他才集其大成，案頭場上，兩得其便。如橄欖之在口，以少許勝多許，而其味彌雋永。”

然而世事無常，楊潮觀的平順生活很快又被打斷。乾隆三十五年，他奉總督阿爾泰之命，解送“皇木”，即四川深山所產、長達十三丈的金絲楠木進京，用作天壇燈桿。如果不出意外，這是一趟公私兩濟的美差，因為運輸隊伍龐大，一應費用都作正項報銷，官場上人情往來，多要以此為契機，捎帶大宗私人物品，不說從中賺取差價，至少也能大幅度降低成本。從現有材料看，楊潮觀這趟公差，也有不少便宜。此一行順江而下，在江南中轉，再沿運河北上，途次金陵時，他與好友袁枚相會，并贈以川中古杉，備作壽材之用。袁枚喜出望外，特為賦詩，內有“杉生萬里外”“價等千黃金”等句，知其昂貴而不易得。楊潮觀本籍無錫，與南京相近，既然能為袁枚攜來厚禮，余者饋送親友，想必亦復不少。推而衍之，如果川省的同僚上司囑以代買代運，他自然也無法推脫，惟有盡力幫襯而已。

事情往往如此，常態下的人情世故，趕上形勢變化，就成了命運改轍的牽引線。乾隆三十七年，回川后的楊潮觀因運送皇木一事遭到貶黜，奉旨降一級調用。至于罪名，是為總督阿爾泰代買物件。當然，與阿爾泰的處境相比，楊潮觀的降級處分，又實在不值一提。那位久歷封疆，帶著武英殿大學士銜的四川總督，因為消極抵制金川戰爭，與一意進兵的乾隆帝大相抵牾。幾番博弈后，包括由下屬官員代買物件在內的諸多罪狀，都被整合起來，算作他貪贓枉法的證據。乾隆三十八年，阿爾泰在成都被賜自盡，多位屬官遭到波及，處分輕重不等。

值得一提的是，楊潮觀的代買罪名或許略顯牽強，但對金川用兵的看法，確與老上司阿爾泰相合。畢竟，大規模戰爭動員、糧草轉運，都不可避免的取之于民。巨額加派，原非四川百姓可以承受，如果就此激發社會矛盾，首當其沖者，又是連他在內的地方官員。因為時值軍興，正是用人之際，受到處分的楊潮觀仍被留在四川，以備各項差遣。此后，他并未因阿爾泰之死改變政見，而是繼續上書新任總督文綬，力陳金川用兵運糧之難。當然，只要皇帝意志堅決，文綬斷無覆車繼軌，平白送命的道理，只是他同樣看重楊潮觀的地方經驗，不但延聘入幕，還為其開復處分，仍以直隸州知州品級參贊軍務。

大約出于在鄂爾泰府中的生活經驗，楊潮觀與滿人大臣的交往似乎一直比較融洽。就幕期間，他邀請金川之戰的主帥阿桂為《西林遺稿》撰寫序言，阿桂和鄂氏有通家之好、姻戚之誼，與楊潮觀也不定早年熟識，又或因軍務之便有所往來。對作序一事，這位信陵門下的顯達后進，也不得不考慮有可能出現的文字獄風險，但感于楊氏誠篤懇切，終究不忍推辭，并寫道：“余遍歷邊陲二十年，不獲網羅纂輯，其視楊子奉公之詩，謹守勿墜，且殺青以垂于后，恤乎其有余愧焉。”金川戰后，阿桂入相而為首輔，是乾隆后期聲望、地位最高的滿洲重臣。有他的序言壓陣，不但所刊遺稿的安全性大大提高，連楊潮觀本人也可倚為屏障，讓本省的總督大僚不敢小覷。

金川碉樓

乾隆四十四年，楊潮觀經東主文綬保舉，出任直隸瀘州知州。清人科舉、任官，常常虛報年齡，所報之虛數稱為“官年”，與本身之“實年”相對。題本中，楊潮觀的年齡被記作六十四歲，這是將大作小的官年無疑，另從他“年甫十四，得侍春風亭”的自述看，其人此際已近古稀，是以高齡主政一方。他此前為總督作幕，已屬大隱于朝，忽而復起，未免使人有汲汲為營、老驥戀棧之譏。故袁枚在傳記中為其作解：“長子掄舉進士而公奉調瀘州，年逾七旬，初志不欲往，旋聞瀘大饑，道殣相望，慨然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即到官碾榖，檢校一切在官閑款，分設三粥廠，令男婦各隨地坐，給籌以起之，換票以出之，在瀘不滿百日，凡活五十九萬七千人。笑曰：‘吾事畢矣。’即以老乞歸。”核之檔案，楊潮觀的瀘州之任委實短暫，當年十一月，即有后繼者調補接替材料。是袁枚所記，非以諛詞夸飾循名耳。

以做官論，楊潮觀的人生算不上通顯，甚至不乏憋悶、委屈之處。但清代州縣官處分繁密，有“如琉璃瓶，一觸即碎”之說，憑他狷介矜高的處事風格，能保得官帽大體安穩，已屬難能可貴。對于楊潮觀的循吏成就，袁枚以“投艱不辭，理繁不亂”八字為之總結，這意味著他在政治道德、政治勇氣、政治才能三方面，都有過于同儕的表現。

從政治道德上看，楊潮觀具有儒家民本思想，晚年入于禪道，尤以救難、活民為念。除上述瀘州賑災外，在山西文水，他借五年編審清理徭役，親自將鰥寡孤獨千余人剔除檔冊，使其免于國家義務。在河南杞縣，當地或有偏災，但未及放賑之數，上司囿于成規，不準報銷，楊潮觀遂自捐俸，救窮嫠于將死。

所謂政治勇氣，是在長官意志與社會現實相悖離時，敢于觸忤逆鱗，而非先意承志。杞縣受災，恰值省內征調修河工料，該縣奉有上繳秫秸二百萬斤之命。楊潮觀不忍攤派災民，于是上書痛陳，請免籌措。那些仕路精通的同僚，由此笑他迂腐，說這是省府大員憐他因災賠累，白送來的生財之道，豈能拒之門外？楊潮觀嗤之，甘以不識抬舉自任。又布政使赴縣查賑，擺著官腔，漫問其“有濫否？有遺否？”換作旁人，自是惺惺作態者指天誓日，老辣圓熟者虛與委蛇，惟楊對曰：“有。”布政使倏而大怒，飭其非理。他則坦然表示：賑務利益攸關，又成于眾人之手，想要既無遺漏又無冒濫，純屬異想天開。今杞縣境內“官無侵，吏無蝕”，我自可以作保，余者大言無當，非所能及。一番話說得磊落明白，布政使就算心有不悅，也只能“嘉君言之誠愨，勞而去”。袁枚謂楊潮觀“以古賢自期，與今之從政者格格不入”，就是指此類舉動而言。

乾隆十五年前后，河南境內水旱災害頻發。哀鴻遍野的災難場景，以及賑災中的種種情弊，給楊潮觀造成強烈的精神刺激。他的雜劇作品中多有救災、發賑故事，如寫《李衛公替龍行雨》，即描摹大旱場景：“你看那四下里，逃的逃，散的散，湯火游魂，五百年蒼生厄難。你看那半空中，跳的跳，舞的舞，驕陽旱魃，數千里赤地枯焦。消磨盡開皇富庶，折罰起大業奢豪。”再寫李靖救災不得其法：“從來救世的人，偏會做出誤世的事來，也只為他信心太深，便下手太重了。”又《汲長孺矯詔發倉》一劇，更寫大吏枉顧民瘼，粉飾太平：“官家閑鎖著敖倉耗，這生靈險做了溝渠料，兀自把豐登告。”凡此種種，非親身經歷，怕不能連綴得這般自如。

當然，如果只有道德、勇氣，而不具備通權達變的政治才能，想要周旋同僚，施惠百姓，也屬力不從心。畢竟，在絕大多數時間里，理想主義者只有比現實主義者更加現實，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貫徹自己的理想。楊潮觀雖是讀書人，卻不以吏干為濁俗，而頗肯講究臨事有為學問，極稱：“孰知臨事與臨文不同，事有必要，而體無不備，當局措手，茍心思有一隙不到，一事不牢，則全體俱受其敗。”他既擅理訟，又能治盜，固始縣刑獄多敗政，惟其到任，拘審從速，打官司之人進城一趟，辰時去，午時回，立竿見影，只需備飯一頓，所以當地戲稱之為“楊半升”。四川有啯匪，瀘州散放賑糧，匪徒百余人夜襲粥廠，搶掠糧食。楊潮觀指揮兵役，斬其匪首，脅從者貼然束手，再無騷擾。

天風海水應宮商

乾隆四十五年，七十高齡的楊潮觀解組歸里，于無錫惠山另筑吟風閣，過起優游林下的閑適生活。八年后，隨兒子楊掄赴浙江太平（今臺州溫嶺）知縣任，不久病逝于縣署，享年七十九歲。

以后見之明觀察楊潮觀的個人生命史，大體堪為人羨。他得享遐齡且仕宦長久，履跡四方而著作播揚，綜厥生平，許循吏、儒林、文苑、孝友而合傳，遍看雍乾之世，也算得士林中一位“全人”。不過，如果設身處地走進他的生活，其閱歷之陰錯陽差、悲喜交集，又不能不令人感嘆：蓬草漂萍，何止亂世，哪怕王道太平，一樣身不由己。

他自出襁褓，就過繼新寡的嗣母，早歲艱辛，仿佛命中注定。既有兩重父母，不免雙倍孝思，由此前程中斷，也非人力所及。至于進士科名，全與他的才學無干，哪怕神童之譽早布江左，也是十載寒窗一第難求。等到了仕路上，更奇的還在后頭。他明明是寒門子弟，州縣下僚，卻與朝廷重臣、軍國大事牽絆始終。他和鄂爾泰家族早投交契，又眼看著起高樓，眼看著大廈傾，雖不曾因其盛衰而得陟黜，卻蒙遺稿相托，遭逢信陵故事。年過耳順，難得蜀中安穩，又叫他遇上大清王朝在十八世紀耗時最長、耗資最巨、耗兵最多、過程最為慘烈的金川戰爭。作為稔知民間疾苦的地方官，他極力反戰，間接受到牽連。隨著“畏葸不前”的總督一夜秋風蕭蕭盡，他對宦海前程的熱盼，也不過草木搖落露成霜。他為做州縣遍歷四省，舟車勞頓，斧資騰挪可想而知。他才猷干練，舉凡編審、賑濟、刑獄、軍務，無不信手拈來，少有公事紕漏，奈何性情狷介不合于時，官階的進益也十分有限。

這樣一波三折，時有清苦、驚險、沮喪的人生，換作尋常人，不定就在哪里自看破看空，自暴自棄。難得他善于自我紓解，又能譜葉宮商，發思古之幽情。這是極好的排遣辦法，用個人襟抱重構先哲德業，“賢愚豈在遇不遇”的現世困惑，就被一定程度上消解掉了。

楊潮觀自幼受教于名臣，最高理想當然也是做名臣，因為無法實現，退而求其次，自身改作循吏，而將名臣追求訴諸藝術創作。他筆下生輝的角色，多是汲黯、楊震、馬周、韓愈、曹彬、寇準……但有趣的是，他寫名臣的視角絕無勛閥功業、正邪相爭，而盡是忠君愛民、賢良方正。他把名臣權作循吏來寫，這固然有自我代入的情感訴求，但也不乏謹小慎微的避禍姿態——盛清讀書人，都有無師自通的文字閹割術，楊潮觀的“格格不入”，大不濟指向上司、同僚，而在“本朝無名臣”的赫赫天威下，終不過權力的毛細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