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9年10月到中央工作開始，李德生就跟“九·一三”有脫不了的干系，或者說他到中央工作就是毛主席為應對“九·一三”所做的一項準備。

“九·一三”前，李德生身兼總政主任、北京軍區司令兩項要職。毛主席分析評價國際形勢，總愛用“山雨欲來風滿樓”這一詩句。自70年廬山會議到71年“九·一三”，這一年時間里的斗爭形勢，可以用“山雨欲來”形容。

李德生有切身體會，他說自己“仿佛置身于三江交匯的激流之中”。廬山會議后，關于陳伯達的審查，成立了一個三人領導小組，李德生就在其中。審查陳伯達，又離不開101的問題。

而且李德生還在軍委辦事組中，跟黃、吳、李、邱四位“老前輩”共事。

“九·一三”的發生，相當于那一年斗爭的徹底爆發和結束。

“九·一三”發生前一天，結束南巡的毛主席，讓中辦廳主任汪東興提前通知紀登奎、李德生、吳德、吳忠四人，到豐臺車站談話。專列停在豐臺車站，是一個異常現象，對北京半進不進。

毛主席向李德生等人重復了一遍南巡講話的核心內容，然后令李德生，從38軍調一個師到南口。

李德生聽后內心一緊，當即意識到這是個極端重要的軍事部署，是毛主席為最壞情況作的提前準備。

9月12日晚上，李德生來到大會堂福建廳參加會議。是由周總理主持的小型會議，主要討論“四大”《政府工作報告》。

李德生不斷回想、琢磨毛主席下午的講話，根本無心會議討論。他還時不時偷偷看一眼黃永勝，思考毛主席說的那句，“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指揮解放軍造反”。

黃、吳、李、邱四人面色沉重，不復過去的輕松、從容；因為從武漢軍區政委劉豐之口，他們已然得知毛主席南巡講話內容。

會議開到晚上10點多鐘，突然被大會堂服務人員打斷，請周總理去東大廳北小廳接電話。一般情況，這種級別的會議，除了毛主席打來的電話，服務人員都不會打擾周總理的。

周總理去接電話后，過了很久都沒回來。周總理不在，李德生等與會人員也沒有說話，更沒有走動。又過了會，服務人員把吳法憲請出去。幾分鐘后，吳法憲回來了，神情呆滯，一言不發。

這會開不下去了，但沒有通知也不能就這樣散會。午夜12點后，服務人員走到李德生旁邊，輕聲告訴他，總理有請。

在東大廳北小廳，周總理一臉嚴肅，簡單交代完“九·一三”，就給李德生安排了一個重要的任務：你代我去空軍指揮室坐鎮指揮，發生重要情況，必須立即用電話向我報告。

空軍跟吳法憲的關系可不一般，1950年5月他就入職空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7年升任空軍政委（之前長達7年時間都沒人擔任），劉亞樓去世后任空軍司令。李德生值此危急緊要、情況不明的時刻去空軍指揮室，不亞于闖龍潭虎穴。但他還是毫不猶豫地接過這項任務。

吳法憲也沒閑著，周總理派楊德中“陪”吳法憲去西郊機場。

李德生在空軍指揮室，時刻向周總理匯報三叉戟飛機的位置、高度、方向等情況。眼見飛機北上就要出國了，他大著膽子提出派飛機攔截的建議。周總理說不行，之前吳法憲也提了，但被毛主席否了。

三叉戟飛出國境后，周總理就讓李德生查清楚，三叉戟飛機從西郊機場起飛時帶了多少油，在山海關機場加了油沒有，飛機攜帶油量能飛多遠。

收到數據報告后，周總理向李德生反復確定，是否準確，會不會有偏差。

三叉戟飛機飛走后，李德生十分擔心接下來發生的事和所產生的影響。

13日凌晨3點15份，沙河機場報告有一架直升機起飛了，向張家口方向飛去了。李德生厲聲質問沙河機場，為什么收到禁空令了，還讓飛機起飛？

隨后，李德生命令北京空軍，起飛8架戰斗機，務必攔截直升機。這是周總理指示的，“無論如何不能讓它飛出去，要它迫降，不迫降就直接打掉”。

后來收到三叉戟飛機墜機的報告后，李德生徹底松了口氣，他在空軍指揮室的任務也完美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