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咔嚓——”照相館的鎂光燈炸出白煙時，毛貽昌下意識攥緊了長衫下擺。1919年初冬的長沙街頭寒風刺骨，五十歲的米商轉頭看向身旁的潤之：“拍這勞什子做甚？夠買三石米了。”毛澤東把父親褶皺的衣領撫平，聲音輕得像嘆息：“往后想您了，總得有個念想。”

這張泛黃的照片里，父子倆中間隔著穿馬褂的伯父毛福生。毛貽昌挺直的腰板透著生意人的精明，二十六歲的毛澤東已然是《湘江評論》的主筆，眉宇間藏著山雨欲來的銳氣。誰也沒料到，這張價值五塊銀元的合影，竟成了湘潭毛氏父子最后的同框——十個月后，當毛澤東在北平為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奔走呼號時，老家捎來急信：父親歿了。

毛貽昌這輩子最得意的生意經，是押對了兒子的前程。十七歲那年把潤之送去東山學堂，韶山沖的老輩人都說他瘋了：“屋里二百畝水田不夠折騰？讀洋書能讀出金元寶？”這個當過湘軍、倒過谷米的倔漢子，硬是咬牙供兒子讀到長沙師范。1919年修韶河石橋，他捐的四十塊銀元能蓋半間瓦房，修橋碑記上“毛順生”三個字，比石匠鏨子刻得還深。

老派人遇上新世道，難免磕碰。毛澤東組織“驅張運動”那陣，長沙的米價漲得邪乎。毛貽昌托人帶話：“莫要逞頭，屋里米行還要開門。”轉頭卻把兩船新米平價糶了，氣得米商同行直跺腳。他不懂什么馬列主義，但曉得兒子寫的文章能讓省長撤防——這份能耐，私塾先生教不出來。

壽宴那天的糟鵝掌燜得酥爛，毛澤覃偷喝了半壺米酒。毛福生抹著嘴夸侄子出息，毛貽昌只顧往潤之碗里夾臘肉：“報上說你在搞什么教聯會？”毛澤東擱下筷子，摸出個紅紙包：“爹，這是《新青年》給的稿費。”老頭捏著兩塊銀元愣了神，他跑三個月水路也賺不到這么多字錢。

照相館的西洋鏡騙不了人。毛貽昌臨終前攥著照片念叨：“潤之瘦了。”他不知道，兒子在北平正領著學生臥鐵軌攔火車；更想不到，這張合影會被縫進毛澤民的衣襟，帶著穿過雪山草地。1925年毛澤東回韶山搞農運，在父母墳前栽的松柏，比老宅的院墻還高出一截。

要說遺憾，像碎瓷片扎在肉里。1919年文七妹病危，毛澤東星夜兼程趕回，終究遲了三天。守靈夜他寫了篇《祭母文》，墨跡被淚水洇得模糊：“恨偏所在，三綱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獲。”這種痛，十年后又扎了他一刀——毛貽昌下葬時，兒子正帶著新民學會的同志，在橘子洲頭爭論中國出路。

歷史有時比戲文更唏噓。1932年毛澤民掌管蘇維埃國家銀行，金庫鑰匙叮當響，卻湊不出半塊銀元修葺父親墳塋。1943年毛澤覃犧牲在瑞金，染血的衣袋里還揣著全家福。待到1959年毛主席回韶山，跪在父母墳前那聲“兒子不孝”，驚飛了松枝上的山雀。

羅瑞卿記得清楚，那天夕陽把主席的影子拉得老長。老人摸著毛家祠堂的門環突然笑了：“我爹若活著，定要罵我敗家——祖田都分給鄉親了。”這話聽著像玩笑，細品全是滄桑。那張被檔案館用絲綢裹著的合影里，五十歲的米商和二十六歲的革命者，在時光定格里達成了某種默契：老去的目送遠行的，沉默的托舉起吶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