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大決戰之遼沈戰役》開篇有這樣一段情節：時任中野副司令員的李先念前往城南莊參加會議期間，被教員問及劉、鄧兩位老戰友的情況時，李先念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回應了一句“還好”。

緊接著鏡頭一轉，呈現出另一邊華野陳、粟二人在朱老總住處談笑風生的畫面，繼而是粟裕向在場領導們陳述“暫不過江”的詳細緣由。

如果不是對那段歷史細節有過深入了解的話，可能會覺得情節有些突兀，但若是知曉前因后果和其中關聯的話，又不由得對幕后主創人員這種巧妙的場景安排和畫面銜接拍手稱奇。

歸根結底，粟裕關于“華野暫不過江，集中主力在江北殲敵”的戰略構想，與20多天前李先念途經華野駐地濮陽時所作的一次報告不無關聯。

早在1948年初，鑒于劉鄧大軍在大別山區暫時穩住了陣腳，陳粟、陳謝兩路大軍挺進中原也取得了預期戰果的有利形勢下，教員開始籌劃由粟裕率華野三個主力縱隊渡江南下，進行第二次主動躍進出擊的計劃。

當然，教員這一決定的背后，也離不開老蔣陣營整體戰略部署的調整，即調整9個月前對山東、陜北的“重點進攻”為固守東北、華北的“重點防御”。

換句話說，國軍這邊已經失去了戰場上的主動權和絕對優勢，取而代之的將是我軍防不勝防的出奇制勝。

兵力部署方面，國軍37個整編師約66萬余人的精銳部隊以機動兵團和快速縱隊的形式被安排在中原戰場上，對我軍而言，正是一個南下躍進以調動其分散兵力，繼而逐一削弱的有利戰機。

從戰略角度考慮，這無疑又是一次神來之筆。為此，教員先給身在濮陽的粟裕發去一封“安心休整”的電文：

正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對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和教員高屋建瓴的戰略抉擇一向有著敏銳洞察力的粟裕，立刻意識到接下來一定會有一番大動作。

隨后，教員又進一步以電文形式明確華野一、四、六三個縱隊北渡黃河至濮陽休整的安排。頻頻往來的電報，進一步促使粟裕堅定了教員將在全國戰場上下一盤“大棋”的判斷。

最初，粟裕對這一戰略構想是持積極響應態度的。除了按教員電報的指示精神部署三支主力縱隊養精蓄銳以外，他還將對方有意任命為新組建的“東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張震調任華野副參謀長，協助自己專心籌劃渡江作戰行動。

原本被猝不及防的“幸福”環繞身邊的張震，隨即在到達濮陽就任后生出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倒不是說他和粟裕在配合默契度上有出入，而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渡江南進計劃令他深陷焦慮。

既然是渡江南下，總要有一個基本的出發點和突破口，在這一點上，粟裕最開始是傾向于從湖北渡江進入鄂南、湘西一帶，伺機進入江西或者湖南，與國民黨軍周旋一番后，再尋辦法突破至閩浙贛地區。

單從這幾處轉戰地域來看，這一方案就沒有想象中那么簡單。且不說老蔣這邊會針對我軍行動迅速進行圍追堵截，僅就桂系將領白崇禧在盤踞在武漢的20萬重兵而言，足以為渡江南下的三個縱隊形成明顯的殺傷力。

不過，作為參謀長的張震卻另辟蹊徑，向粟裕貢獻出另外一種南下作戰的思路，即從蘇皖一帶的長江段渡江南下，目標直指老蔣統治中心的南京，營造出這樣一種“兵臨城下”的態勢，更能迫使對方從中原抽調重兵戍衛。

相比于粟裕的原始計劃，張震的這個建議無論從執行難度還是戰役預期來講，顯然更具現實操作性。

不過，粟裕卻仍舊表現的憂心忡忡，按照他的戰略思維，渡江作戰對大局而言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問題是何時渡江，又如何渡江，如果因為華野孤軍深入而造成部隊折損過半，即便順利渡江南下，最后又能否起到調動強敵增援的戰略目的？

換句話說，一旦部隊渡江作戰失利，既無法完成調敵和殲敵任務，自身又遭受重大損失，那是否從一開始就應考慮留在江北先殲滅一部分敵人，而后再渡江南下的戰略規劃呢？

聯想到這些，粟裕對“集中主力在江北殲敵”的計劃也就有了初步的思路。

為此，他一面將自己的系統性戰略構想總結成型，向教員發去了著名的“子養電”請示，另一方面，為增加中央領導層同志對自己戰略規劃的認可度，他又必須先爭得華野司令員陳毅的支持。

當年4月1日，輾轉晉綏、晉察冀為中原軍區籌措后勤補給的陳毅由城南莊返回濮陽。未及粟裕匯報，陳毅便率先征詢對方新的作戰設想。

粟裕自然將自己的想法毫無保留的和盤托出。在他看來，國軍整體上雖采取防御守勢，但在兵源數量、武器裝備和經濟人口等方面根基尚在。而華野三個先遣縱隊渡江作戰，雖有可能調動部分敵人南下，但很難調動蔣軍的嫡系精銳力量。

此外，蔣桂兩派雖有不可調和的派系斗爭，但渡江作戰觸動其利益根本，又勢必會在無形中促成兩股力量的抱團取暖，對孤軍作戰的3個縱隊而言是十分不利且危險的。

就全國戰略而言，陳毅無疑是傾向于教員渡江南下計劃的，但從現實角度出發，他又無法回避老伙計粟裕一針見血的建議。畢竟作為野戰軍司令員，每一項決策、每一個指令的背后都是關乎數萬大軍生死存亡的千鈞重擔。

凡此種種，陳毅不得不慎之又慎、慮之貴詳。而恰在此時，奉命前往城南莊參加會議的中野副司令員李先念途經濮陽，熱情好客的陳毅當即將對方“截胡”并邀請其就中野挺進大別山后的發展狀況，為華野師級以上干部作一次報告。

李先念這邊當然是盛情難卻，也推心置腹的將劉鄧大軍在進軍大別山后遇到的困難及部隊損失詳細作了一番總結報告。

不過，他的這段報告不僅讓華野指戰員們對即將展開的渡江南下計劃展開“一石激起千層浪”的爭論，更使本就憂心忡忡的粟裕進一步陷入焦慮和沉思中：

華野3個主力縱隊縱然戰斗力突出，但在整體實力方面顯然無法比肩一年前躍進大別山的12萬中野大軍，而面對的圍堵國軍力量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情況下渡江南下作戰，損失代價將是難以估量的。

在這一點上，李先念與粟裕有著英雄所見略同的看法。他給出粟裕的建議是：“直接南下未必順利，若是在黃淮之間打幾個大仗，徹底打怕國民黨軍，再南進或許更有利。”

當然，對粟裕“打大仗”的具體構想，李先念還是感到有些意外。在他看來，華野以及中野要在江北，尤其是黃淮平原一帶大規模殲敵并非易事。

一來這里地形開闊、交通便利，對機械化優勢明顯的國軍而言更為有利；二來即便我軍能迅速將敵軍整建制的分割包圍，但依靠地形、火力和機械化優勢的加持，也極有可能陷入對方“中心開花”后的反包圍中。

李先念的闡釋不無道理，但粟裕卻給出了另外一種不同的思路解釋，即以華北、西北兩大解放區為依靠，中原、華東兩大野戰軍協同作戰，一次殲敵10到20萬甚至更多。將國軍精銳部隊全部牽制在中原黃淮地區并予以殲滅。

聽罷粟裕一番深入淺出的分析規劃，李先念瞬間有種醍醐灌頂的感覺。他最初建議的華野江北殲敵計劃僅僅聚焦在國軍的幾支精銳部隊身上，有點類似于“零敲牛皮糖”戰術逐一殲滅，而粟裕則主張集中華野和中野的全部力量與國軍展開一次戰略決戰，力求一戰而定江北乾坤。

感受到我軍“常勝將軍”的氣勢與魄力后，李先念毫不猶豫的將粟裕這一恢宏藍圖帶到了城南莊，提前向教員做“拋磚引玉”式的匯報。

隨后，陳粟二人應邀前往，向教員當面匯報了這一戰略構想，并最終說服教員等人改變原定的組建東南野戰軍并渡江南下計劃，放開手腳在江北與國軍展開一次空前的戰略決戰。

至此，粟裕在江北殲敵計劃總的基調算是確定下來了，可本該為此長舒一口氣的他卻再次陷入焦慮和壓力之中。當然，這些又都是對半年后淮海戰役具體細節方案的部署和執行后話了。

總之，從1948年初至當年5月間的這段時間里，粟裕通過審時度勢的分析和冷靜客觀的研判，最終完成了對教員既定作戰方針的戰略調整，由此促成了三大戰役中最為關鍵的淮海戰役勝利基礎。

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戰略方向和路線一經確定，剩下的便是粟裕口中的“事在人為”了。

戰役的過程固然至關重要，但戰前抉擇的艱難心理博弈過程往往更能考驗一名優秀指戰員的綜合素質和能力。就這個角度來講，無論是淮海戰役前夕的粟裕，還是抗美援朝前夜的教員，都令人由衷的折服與贊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