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我們推送了一篇文章《我的學生如何被魯迅“圈粉”》，作者是一位年輕的初中語文老師彪老師。她在課堂上做出新的實踐，讓更多學生愛上魯迅。

有很長一段時間，“一怕周樹人，二怕寫作文”是不少孩子對語文課的印象。近幾年，和許多名家一樣，魯迅成為文創IP，衍生出龐雜的周邊商品。書簽、手賬、盲盒、帆布包、冰箱貼......魯迅故里紹興更是推出“迅哥兒”人偶，站在大街小巷和烏篷船上吸引游客。據說只要“迅哥兒”營業，就不會有冷場的時候。

紹興街頭的魯迅人偶。

今天，當魯迅成為文創IP“頂流”，越來越多的孩子早在閱讀魯迅前，通過互聯網、文創商品已經對魯迅的金句耳熟能詳。他們對這位“最熟悉的陌生人”產生了興趣和好感，主動想讀一讀。但是，從哪里開始讀起呢？

這個問題，彪老師不止一次被問到。嚴肅的學術書門檻太高，她怕嚇退這些剛對魯迅產生興趣的孩子。于是她想自己寫一些適合孩子讀的關于魯迅的文章，作為語文課之外的延伸閱讀，成為他們探尋更廣闊的魯迅世界的起點。從“熊孩子魯迅”講到“礦工魯迅”，又講到“醫學生魯迅”“教書匠魯迅”“文學家魯迅”……慢慢地，她的學生說起魯迅，就像說起自己的遠房親戚。這些文章也將在“重新遇見語文課”這個系列中陸續刊發。

本文是關于魯迅的第一篇。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彪老師想從魯迅離世前后的故事講起，帶孩子們直面“魯迅是誰”？

一場大病

魯迅的病持續了近十年。

自從1928年的一場大病以后，魯迅一直為肺結核與肋膜炎所困。直到1936年春天，魯迅的體重降到了38公斤，這大概是一個十三歲孩子的體重。這年夏天，魯迅的日本朋友增田涉從日本趕來探望他的病情，兩人在魯迅家中用餐。可是，魯迅只勉強吃了一點點，就站起來說：“我累了，上樓去休息，你慢慢吃罷。”之后便站起來，由愛人許廣平攙扶著，慢慢地走上樓去。

可以想象，留在餐桌上的好友增田涉內心是怎樣的悲痛：

我看著他的后影，一面喝著玫瑰酒，感傷地目送著他。同時心里想：“先生已經沒有希望了。”但他的誠實、溫和的心情，還是同過去一樣。兩三天之后，我因為第二天就要回國，去向他辭行，他已經準備好許多土產禮物；本來由廣平夫人給包裝了的，他說夫人的包法不好，自己搶過去給重新包了。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感謝、溫暖的心情，默默地從側面看著他那并不特別靈巧的雙手的動作。

讓親友們憂心的是，在病情日益加重、氣喘咳血的情況下，魯迅仍然完成了大量工作。1月，他與朋友協辦《海燕》半月刊；2月，他繼續翻譯果戈里的《死魂靈》第二部；4月，編革命烈士瞿秋白的譯文集《海上述林》下卷；6月，出版雜文《花邊文學》；7月，編輯出版《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8月，為《中流》創刊號撰寫文章……魯迅在逝世前一個月寫的散文《死》中，解釋了自己當時的心理：

從去年起，每當病后休養，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后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譯或印行什么書籍。想定之后，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為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為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

蕭紅在《回憶魯迅先生》一文中，描寫過魯迅日常的工作狀態：

全樓都寂靜下去，窗外也一點聲音沒有了，魯迅先生站起來，坐到書桌邊，在那綠色的臺燈下開始寫文章了。許先生說雞鳴的時候，魯迅先生還是坐著，街上的汽車嘟嘟地叫起來了，魯迅先生還是坐著。有時許先生醒了，看著玻璃窗白薩薩的了，燈光也不顯得怎么亮了，魯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樣高大。魯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舊坐在那里。人家都起來了，魯迅先生才睡下。海嬰從三樓下來了，背著書包，保姆送他到學校去，經過魯迅先生的門前，保姆總是吩咐他說：“輕一點走，輕一點走。”魯迅先生剛一睡下，太陽就高起來了，太陽照著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著魯迅先生花園的夾竹桃，明亮亮的。魯迅先生的書桌整整齊齊的，寫好的文章壓在書下邊，毛筆在燒瓷的小龜背上站著。一雙拖鞋停在床下，魯迅先生在枕頭上邊睡著了。

此時魯迅還沒有生病，蕭紅用電影特寫般的語言留住了魯迅日常工作的剪影。講這篇文章時，我問學生：“這段寫魯迅工作，似乎對魯迅的描寫只有一個動作，就是‘坐著’，會不會顯得語言太匱乏了？”

學生愣了愣，我提醒他們：“去看看作者除了寫伏案寫作的魯迅，還寫了什么？”于是他們注意到了窗外的聲音和光影變化、街上的車水馬龍。魯迅從黑夜工作到天明，主人公身上沒有戲份，但是整個場景都在配合。

于是一個同學說，如果拍成電影，應該是一直在拍魯迅的背影，他對著窗戶伏案寫作，窗外由暗到明，延時攝影。還應該給一個臺燈的特寫，然后再緩緩地聚焦到旁邊的魯迅的筆上，再把鏡頭轉向窗戶，拍一下窗上的霧和流下來的水滴。最后穿過窗戶向外拍，呈現窗外的人來人往，可能是車鳴聲，也可能是賣報聲。

我很興奮，覺得這個鏡頭設計很好地把深夜的魯迅和民眾聯結起來。便引用魯迅的名篇《這也是生活》中的那句：“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又一個同學站起來說，如果拍紀錄片，可以配上畫外音，介紹時代背景。我說沒錯，最好精確到那一天中國發生了什么。這樣，魯迅普通的一天，就和時代攪動在了一起。

一份遺囑

魯迅有一份著名的遺囑，實際上是散文《死》中的一部分：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于紀念的事情。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北京魯迅博物館中有這篇文章的手稿，講解員總會為大家朗讀這七條遺囑，每次讀到“老朋友不在此例”和“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時，人們總會發出輕輕的笑聲。這就是魯迅，在寫遺囑這樣的事情上，也總有一種可愛或犀利的幽默。

《死》，魯迅手稿。（作者拍攝于魯迅博物館）

在這七條遺囑之后，還有一段話可算作是遺囑的第八條：

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一個都不寬恕”的決絕是戰士的斗爭精神，也是魯迅的性格本色。不知道這種冷峻是否和魯迅學過醫有關呢？創造社成員張定璜在《魯迅先生》中寫道：“魯迅先生的醫學究竟學到了怎樣一個境地，曾經進過解剖室沒有，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他有三個特色，那也是老于手術富于經驗的醫生的特色，第一個，冷靜，第二個，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

當代小說家畢飛宇在《什么是故鄉？——讀魯迅先生的〈故鄉〉》一文中也談到了這種“冷靜”：“在魯迅看來，中國是這樣的一個國家，人人都信奉‘沉默是金’。一個人得了癌癥了，誰都知道，但是，誰都不說，尤其不愿意第一個說。這就是魯迅所痛恨的‘和光同塵’。‘和光同塵’導致了一種環境，或者說文化，那就是‘死一般的寂靜’。就在這‘死一般的寂靜’里，魯迅用非常正常的音量說一句‘你得了癌癥了’，它是‘于無聲處聽驚雷’。很冷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魯迅遺囑中有好幾項都在渴求“速朽”，不管是對于他的文章，還是他本人。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魯迅及其作品在持續地被一代代年輕人召喚。

在魯迅博物館里，我們能看到魯迅的體溫記錄表、X光胸片、病史摘錄，甚至能看到他用過的老花鏡和挖耳勺。魯迅逝世當天，日本友人奧田杏花從魯迅遺容上翻制的石膏面膜也陳列于博物館中。

魯迅的體溫記錄。（作者拍攝于魯迅博物館）

魯迅的X光胸片。（作者拍攝于魯迅博物館）

看著這些展品，有一瞬間我突然覺得，人們追念魯迅，簡直到了“私生粉”（極端癡迷某個明星，熱衷收集其私人物品，偷窺其私生活）的程度，試圖通過魯迅用過的物品、寫下的字跡、讀過的書籍，來拼湊出大先生實在短暫的一生。

一次座談

隨著外國新興版畫印刷技術傳到國內，中國傳統的木刻藝術便被漸漸湮沒了。魯迅曾針對此情況說：“蓋中國藝術家，一向喜歡介紹歐洲19世紀末之怪畫，一怪，即便于胡為，于是畸形怪相，遂彌漫于畫苑。”直到20世紀30年代，在魯迅的倡導下，木刻藝術再次露出了新芽。

為了培養青年從事版畫創作，魯迅舉辦木刻講習會，他還自費編印了好幾本版畫集，舉辦過好幾場木刻展覽。由于木刻版畫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和強烈的戰斗性，在社會上引起了一定的反響。正是由于魯迅的倡導，中國新興版畫得以萌發與蓬勃。抗日戰爭中，由魯迅培養的第一批版畫家創作了大量作品。在抗戰藝術前線上，新興版畫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魯迅更是被譽為“中國新興版畫之父”。

1936年10月8日，魯迅抱病參觀“中華全國木刻第二回流動展覽會”，并與青年木刻家們座談。11天后，魯迅逝世。當日魯迅與青年木刻家們座談，沙飛為他們攝影。這組照片中，魯迅還抽著煙，平和地笑著，圍在他身邊的青年們眼睛亮亮的，他們也許都沒意識到，這一刻有多么珍貴。

攝影師沙飛后來在文章《魯迅先生在全國木刻展會場里》中回憶了這組照片的拍攝過程：

十月八日，十二時半，我去食客飯，飯后趕回會場，不料魯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過后，現在未全恢復，瘦得頗可以，可是他卻十分興奮地，很快樂在批評作品的好壞。他活像一位母親，年輕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圍起來，細聽他的話，我也快樂極了，乘機偷偷地拍了一個照片。不久昨天來過的那個女記者和兩位美國人一同來選畫，她早已認得魯迅的，一見面就很親熱的握手，然后再坐下來談話，這時我又焦急起來了，站到他們的對方又偷攝了這一幕，因為是難得的機會啊。魯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時才走，給與人們一個極親的印象。

沙飛拍攝的魯迅與青年木刻家們座談。

魯迅先生與新青年的心一直緊密連接在一起。1934年，蕭紅與愛人蕭軍從淪陷的東北輾轉來到上海，舉目無親，囊空如洗，幾陷絕境。魯迅熱情地伸出援助之手，幫助他們安頓生活，指導二人文學創作，雙方通信頻繁。1935年2月，魯迅在致蕭紅蕭軍的信中對二人的創作予以鼓勵，并幫忙推薦發表：

來信早收到；小說稿已看過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氣話——充滿著熱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謂“作家”的作品大兩樣。今天已將悄吟太太和那一篇寄給《太白》。余兩篇讓我想一想，擇一個相宜的地方，文學社暫不能寄了，因為先前的兩篇，我就寄給他們的，現在還沒有回信。

1935年2月魯迅致蕭紅蕭軍的信。

魯迅還把他們介紹給上海的左翼文化界，還以深情激勵的文字，為他們的小說《生死場》和《八月的鄉村》作序，使得這兩位才華橫溢的青年作家很快在中國文壇上嶄露頭角。

魯迅為蕭紅的《生死場》作序，向讀者熱情推薦道：

現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燈下再看完了《生死場》。周圍像死一般寂靜，聽慣的鄰人的談話聲沒有了，食物的叫賣聲也沒有了，不過偶有遠遠的幾聲犬吠。想起來，英法租界當不是這情形，哈爾濱也不是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懷著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現在卻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地寫了以上那些字。這正是奴隸的心！——但是，如果還是攪亂了讀者的心呢？那么，我們還決不是奴才。不過與其聽我還在安坐中的牢騷話，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場》，她才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扎的力氣。

像蕭紅蕭軍這樣得到過魯迅幫助的青年人實在太多太多，魯迅總能用他那雙洞察世事的慧眼，發現他們的才華與潛力，并給予無私的幫助與鼓勵。他的家，常常成為這些青年人的根據地，他們在這里交流文學，探討藝術，在時代的驟風中握緊彼此。

許多紀念

雖然魯迅囑咐大家“不要紀念”“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但他的死的確讓當時整個中國文壇陷入哀慟。上海《時事新報》《文學》《中流》《譯文》《作家》《文學月刊》等多家報刊刊登魯迅逝世的相關訊息；大量報刊為悼念魯迅出版專刊、專號；紀念文章更是一篇接一篇發表，這實在是因為魯迅先生進入了太多人的人生，施以太重大的影響了。

魯迅逝世后當時報刊的紀念報道版面。

許廣平作為魯迅親密的愛人，在《最后的一天》中記錄了魯迅最后的時刻：

我怕看護熬一夜受不住，我叫她困一下，到兩點鐘注射時叫醒她。這時由我看護他，給他揩汗。不過汗有些粘冷，不像平常。揩他手，他就緊握我的手，而且好幾次如此……后來連揩手汗時，他緊握我的手，我也沒有勇氣緊握回他了。我怕刺激他難過，我裝作不知道。輕輕地放松他的手，給他蓋好棉被。后來回想:我不知道，應不應該也緊握他的手，甚至緊緊地擁抱住他。在死神的手里把我的敬愛的人奪回來。如今是遲了！死神奏凱歌了。我那追不回的后悔呀。

讀到這里，你肯定也會替許廣平著急：他那個瞬間是多么需要回應啊，你怎么能把手抽出來呢？但對于當事人來說，當下的那個瞬間，她希望愛的人減少刺激，相信他能夠和以前一樣，挺過眼前這一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這篇文章的最后，許廣平落款：“十一月五日，記于先生死后的二星期又四天。”是啊，對于最親密的人來說，與他訣別的每一天，都是痛苦的。因為痛苦，也就漫長，日子也就清晰可數。

蕭紅在魯迅逝世三周年之際，寫了那篇著名的《回憶魯迅先生》，其中記錄了魯迅許多可愛的瞬間：他會一邊拿著煙斗，一邊開著玩笑，逗得周圍人哈哈大笑；他也會安靜下來，認真地聽孩子說話，眼神中透露出別的大人少有的尊重和理解；有時候，他又像個嘴饞的孩子，舉著筷子向許廣平征求意見，不能“再吃一個嗎”……

文章的最后，蕭紅這樣寫道：

這一次魯迅先生好了。還有一樣不同的，覺得做事要多做……魯迅先生以為自己好了，別人也以為魯迅先生好了。準備冬天要慶祝魯迅先生工作三十年。又過了三個月。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魯迅先生病又發了，又是氣喘。十七日，一夜未眠。十八日，終日喘著。十九日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極點了。天將發白時，魯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樣，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是的，也許魯迅的離世對于那些深愛著他的親友們來說，就像增田涉那頓被迫中斷的午飯。魯迅先生上樓休息了，但你知道，他剛剛與你交談過。

魯迅《死》

蕭紅《回憶魯迅先生》

張定璜《魯迅先生》

許廣平《最后的一天》

［日］增田涉《魯迅的印象·魯迅在病中的狀貌和心情》

作者/彪老師

編輯/荷花

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