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遺記》又稱《拾遺錄》或《王子年拾遺記》，最初由后秦道士王嘉編撰，經南朝蕭綺整理輯錄而成。

明刊本《拾遺記》

該書載錄君王軼聞、異能神跡、讖緯災異，篇末一卷記昆侖、蓬萊等仙家名山?！妒斑z記》的體例歷來頗受關注。李劍國先生稱其為“雜史體志怪”[1]，也有論者認為該書是雜傳與地理博物結合的產物，具有“一書兼二體”的特征[2]。

陳文新先生《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將《拾遺記》作為文言小說的一類，名之曰“拾遺體”，認為“拾遺體是雜傳、博物體、搜神體在辭賦的藻飾之風濡染下結合而成的”[3]。

“拾遺體”是今人對古小說的體類劃分。相比“志怪”“博物”“宣教”等早期小說，“拾遺小說”與史傳的關聯更為緊密。

相關作品，如王嘉《拾遺記》、葛洪《西京雜記》、佚名《漢武帝內傳》《漢武帝故事》，體現了遺事軼聞由史料轉化為小說的過程。唐代之后，拾遺小說又有發展，出現《開元天寶遺事》《大業拾遺記》等歷史小說的雛形。

以往小說研究對此雖有論及，然而，對于拾遺類小說的內涵、外延及其衍變發展的小說史意義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一、《拾遺記》的兩次編纂及其所效“紀傳”之體

《隋書?經籍志》（以下簡稱《隋志》）載錄了兩種《拾遺記》：

一為《拾遺錄》二卷，題“（后）秦姚萇方士王子年撰”；又有《王子年拾遺記》十卷，題“蕭綺撰”[4]。

王嘉，字子年，道家方士，生卒不詳，主要活動于后趙至后秦之間（約為四世紀中后期），史載“石季龍（石虎）之末，（王嘉）棄其徒眾，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5]。嘉后為姚萇所害。至于蕭綺，史傳無載，齊治平點校《拾遺記·前言》推斷他是南朝蕭梁宗室[6]，大體可信。

《拾遺記》的編纂經歷兩個階段。該書最初題名應為《拾遺錄》，即《隋志》所錄“二卷本”，編纂者是王嘉，書中提及“石氏破滅”，成書當晚于后趙亡國（公元351年）。

《王嘉與拾遺記研究》

南朝蕭綺整理舊本，在文中增加評述，又作重新編排，故有《隋志》所載十卷本的《王子年拾遺記》。《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分別著錄兩卷本、十卷本的《拾遺記（錄）》。南宋之后的官私目錄，僅見有蕭綺整理的十卷本，兩卷舊本應是在宋代之后失傳。

今本《拾遺記》卷首載錄蕭綺的序文，從中可見《拾遺記》體制原貌及蕭綺再編要旨，序文節錄如下：

《拾遺記》者，晉隴西安陽人王嘉字子年所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皆為殘缺……文起羲、炎已來，事訖西晉之末，五運因循，十有四代。王子年乃搜撰異同，而殊怪必舉，紀事存樸，愛廣尚奇。憲章稽古之文，綺綜編雜之部，《山海經》所不載，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記矣。辭趣過誕，意旨迂闊，推理陳跡，恨為繁冗；多涉禎祥之書，博采神仙之事，妙萬物而為言，蓋絕世而弘博矣！世德陵夷，文頗缺略。綺更刪其繁紊，紀其實美，搜刊幽秘，捃采殘落，言匪浮詭，事弗空誣……隨所載而區別，各因方而釋之，或變通而會其道，寧可采于一說。今搜檢殘遺，合為一部，凡一十卷，序而錄焉。[7]

據蕭綺序言，王嘉《拾遺記》記載了羲皇至西晉的奇聞異事，“十有四代”即三皇（伏羲、炎帝、皇帝）、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殷、周、漢、魏、晉，“五運因循”附會了“五德終始”之說。對比十卷本《拾遺記》綱目，可知蕭綺整理舊本，基本沿用了原書的體制結構。

明萬歷間漢魏叢書本《王子年拾遺記》

《拾遺記》以歷代君王為綱目，采摭各個時期的歷史軼聞、奇人異事。書中所載君王，皆烜赫一時，頗富有傳奇色彩。如三皇、五帝、夏禹、商湯、周穆王、秦始皇、漢高祖、漢武帝，在正史中的記載虛實相間，坊間傳聞也累世不絕。

王嘉采摭舊說，以這些帶有傳奇色彩的帝王為中心，勾連同時代的奇人異事。如卷三“周靈王”一章，旁及孔子神異降生、韓房獻玉以及師曠、老聃、師涓、子韋等人奇遇，篇末又附錄范蠡隱退一事。

在以往的研究中，《拾遺記》或被認為是雜糅各體，主要依據是該書在內容上近于“志怪”，材料編排類似編年，再加之書中有專章記述神山，與地理博物相似，故有“一書二體”“一書多體”之說。

事實上，《拾遺記》主要效仿的是紀傳體通史，在體制上融合了本紀與列傳的特點。具體而言，帝王之事可視為“本紀”，奇人異事可看作“列傳”。至于文末所記神山，則是仿照《史記·貨殖列傳》《漢書·溝渠列傳》。

《拾遺記》脫胎于史家紀傳，《隋志》將其并入雜史。隨著小說觀念的演進，宋代之后的目錄家因該書近于志怪，轉而稱其為小說。

《拾遺記》效仿紀傳之體，并非偶然。漢魏六朝，有一些和《拾遺記》相似的作品，如《帝王世記》《三五歷記》。這些作品雖已散佚，卻可據佚文知曉其大概。

《隋書經籍志著錄小說資料集》，王齊洲、湯江浩、黑金福編纂，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如皇甫謐的《帝王世紀》，記述三皇以來歷代帝王的事跡，可以說是歷代君王的本紀。三國時，徐整編有《三五歷紀》，敘三皇五帝開天辟地之事，也是以紀傳為體，史實與傳聞相雜。

上述作品連同《拾遺記》，都屬于仿效紀傳體史書的野史雜傳。紀傳或傳記的優勢在于突出人物在歷史中的作用，吸納各種史料，且能夠根據人物身份之不同，因事、因言而記人，體制嚴整卻不失靈活?！妒斑z記》所記人物，有君王，也有方士，上下相懸甚大，史料性質也不盡相同，以紀傳為體是最合理的選擇。

《拾遺記》依托紀傳之體，既可提升野史傳聞的史學品質；也可以整齊神異敘事，為作品的傳世創造條件。蕭琦稱王嘉有“搜撰異同”之功。所謂“異同”，主要針對前代典籍已載或未載之事。神異之事，本不成篇什，王嘉卻能將零散的奇聞軼事結撰成篇，足見作者镕裁之心。

譬如，書中“秦始皇”條記始皇遇騫霄國畫工“含丹青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群物之象”[8]，又云“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9]。上述記載皆不見于前代文獻。蘇秦、張儀遇鬼谷子，《史記》《論衡》雖有涉及，卻與《拾遺記》互有異同。

清光緒崇文書局刊本《拾遺記》

再如卷三記“穆天子”乘八駿巡游，《史記》《博物志》以及西晉出土的《穆天子傳》皆有提及，《拾遺記》所載更為豐贍華麗。

王嘉長于卜筮，史載其能“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尟能曉之，事過皆驗”，“苻堅累征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10]。正如許多陷入政治紛爭的方士，王嘉因為得罪姚萇而死于非命。

漢魏之際，游走朝野的方士將占卜之術、讖緯神學及天師道術法相結合，言說災異，變幻莫測，祥瑞奇跡，一時競起。《后漢書?方術列傳》記載了費長房、左慈等奇人異士。三國、魏晉之間，又有管輅、于吉、葛洪神通靈驗，事跡廣見于史傳雜記。

王嘉“好為譬喻，狀如戲調”[11]。所謂“譬喻”，即借彼喻此?；缸T《新論》論小說曰“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12]。

尋其名義，乃是以故事陳說道理。而“戲調”，即諧謔。《史記?滑稽列傳》載優孟、淳于髡、東方朔等機巧善辯之士，多能劇談。葛洪《抱樸子·行品》云“士有機變清銳，巧言綺粲，攬引譬喻，淵涌風厲”[13]。

王嘉生前善于言說故事，結合其方士身份，《拾遺記》是要借紀傳之體為方士張目。王嘉以歷史上神異故事宣揚神秘主義，暗示冥冥中神異的存在，變幻莫測的道術則是溝通現實世界與神秘力量的途徑，史家的紀傳之體為其所用也在情理之中。

《拾遺記》經蕭綺再次編纂，內容、體制均有變化。蕭綺對《拾遺記》文辭多有潤色。正如蕭《序》所云，舊本《拾遺記》“辭誕迂闊”，有“繁冗”之弊。蕭綺征實其跡，刪繁就簡，提升了作品的可讀性。今本《拾遺記》辭氣順暢，似經過镕裁藻飾，其中多有蕭綺之力。

中華書局整理本《拾遺記》

蕭綺重整《拾遺記》，體制上最明顯的改變莫過于增加了“錄”?！颁洝痹臼羌o事之體，《隋志》載有《南燕錄》、漢末趙歧《三輔決錄》。蕭綺的“錄”或在文末，或在文中，形式類似紀傳體史書的論贊。蕭綺的“錄”用以詮釋《拾遺記》所載之事，主要作用有三：

一、補充史料，征實其事。如“三皇”條，引錄《周易》補敘伏羲之事，以經典所載補王嘉所記。

二、以史為鑒，議論得失。如西晉亡國，蕭“錄”總結道“四夷侵掠，驕奢僭暴，擅位偷安，富有之業，莫此比也”[14]，算得上是頗有見解的史評。

三、考辨神異，闡幽發微。蕭綺將歷史征實與神道詭異相調和，如在大禹事跡評述中，蕭綺之“錄”既承認“神跡難求，幽暗罔辨”，又辯稱“遠古曠代，事異神同”[15]，試圖彌合歷史敘事中尚實與神異的矛盾。

《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

蕭綺通過完善文體，將《拾遺記》納入史學范疇。然而，“蕭錄案語”又體現了南朝史學的時代特色。

一方面，圣王之道、春秋之法仍然主導史家話語；另一方面，自漢代以來的讖緯之學融入歷史，神異之事有了更為合理的闡釋。

蕭綺的史學思想在南朝頗具有代表。史載南朝蕭梁整理讖緯典籍，《文心雕龍》也有《辨緯》一章，討論讖緯之學的文學意義，是“文之樞紐”的一部分。

讖緯史觀給予神話傳說、奇聞軼事乃至鬼神之說極大的生存空間，《拾遺記》也因此形成兩種話語：一種是王嘉的神秘主義世界觀，宣揚神道信實不虛；另一種便是以天人感應統攝神道與人道，將神異之事納入史家正體。兩種話語共存于同一作品之中，相互激蕩而呈現出斑駁陸離之象。

二、拾遺類小說的形成

漢魏六朝時期，有幾部與《拾遺記》類似的作品，如托名劉歆的《西京雜記》、殷蕓《小說》以及撰人不詳的《漢武帝內傳》《漢武故事》。

上述作品依據舊有史料輯錄整理而成，兼有雜傳、雜記之特點，是史傳向小說的過渡。在此不妨以王嘉的《拾遺記》為代表，名之曰拾遺類小說。

之所以名之曰“拾遺”，而不是“西京”或其它題名，主要是“拾遺”二字最能體現此類作品的特點。常言“路不拾遺”，《戰國策》《史記》早有此成語[16]。在漢代，又有類似諫官職能的“拾遺之臣”[17]，司職查漏補缺，建言獻策。

《說苑校證》

“拾遺”一詞用于著述，便以野史雜記補史之闕，采摭史、子之文集腋成裘，與早期遺聞軼事類小說的內涵頗為貼切。

拾遺類小說的出現與文獻整理有關。西漢劉向編撰的《說苑》《新序》便是史料拾遺的成果。史載劉向任校書郎，據中書典藏，輯得《說苑》《新序》《列女傳》。

《說苑》主要收錄周漢間的軼聞軼事，內容多載士人言談，頗似《國語》。為了方便使用，《說苑》分“君道”“臣術”“建本”“立節”等二十專題，人物故事各以類從。

《說苑》之外，劉向另有《新序》傳世，內容與《說苑》互有重復，經編者刪繁去冗，獨立成書。

今本《新序》十卷，除去“刺奢”“節士”“義勇”“善謀”等專章，另有五卷署名“雜事”。所謂“雜事”，大多見于周漢文獻。如“晉文公逐麋”見于《左傳》，“曾子殺人”見于《戰國策》。

《劉向評傳》

劉向編撰《說苑》《新序》，將其作為基礎史料，供日后之需，取材范圍不限于高文大冊。曾鞏《說苑序》云“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跡，以為此書”[18]。高似孫《子略》稱“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采擷不遺”[19]。《說苑》《新序》是劉向校書的副產品，兩者是軼聞、傳說的文獻集成，對后世著述編撰多有啟發，其中包括《拾遺記》與《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的成書與《拾遺記》有相似之處。

《隋志》史部“舊事”著錄《西京雜記》二卷，不題撰人。西晉葛洪為此書撰寫序跋，自云“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原書一百卷，“洪家具有此書，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抄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20]。

根據序文，《西京雜記》的第一作者應是劉歆，此說受到后人質疑。余嘉錫稱《西京雜記》“蓋即抄自百家短書，（葛）洪又以己意附會增益之，托言家藏劉歆漢史”[21]。魯迅也認為“既托名于歆，則摹擬歆語，固亦理勢所必至矣”[22]。作者劉歆說因無旁證，學界仍傾向于將《西京雜記》的編者定為葛洪。

《西京雜記》輯錄舊聞，書中的文獻來源較為博雜。譬如，“大駕騎乘數”載西漢祭祀典禮的車駕規格，具體而詳細，不似好事者捏造?！吧狭置惸尽?，列舉上林苑名貴果木百余種，如數家珍，篇末云“余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上草木名二千余種。鄰人石瓊就余求借，一皆遺棄。今以所記憶，列于篇右”[23]。據此可知，果木清單應源于皇家文獻，“余”是記述人，也是轉錄者。

又如“曹敞收葬”，記平陵吳章為王莽所害，門客曹敞毅然為之收葬，作者自稱少時聽聞此事?！袄ッ鞒刂写毖岳ッ鞒貥谴?，篇末云“余少時猶憶見之”[24]，又似耆舊追憶往昔見聞。

舊抄本《西京雜記》

此外，“匡衡鑿壁借光”“忘憂館時豪賦”“霍妻雙生”“畫工棄市”，皆西京名人軼事。這些軼事或見于經史雜記，或流布于市井坊間，編者一并收錄，又將其中與《漢書》重復的刪去。

《西京雜記》在文獻轉抄中逐漸形成定本，《漢武故事》《漢武帝內傳》也有相似的編撰過程?！豆适隆贰秲葌鳌放f題班固所作，通常認為是魏晉后的人偽托[25]。漢武帝劉徹，《史》《漢》皆有本紀。

相對而言，《漢書》主要記述武帝的政治事跡，《史記》偏好武帝求仙之事。東漢以降，有關漢武帝的坊間傳聞很多，這些傳聞為好事者所喜，成為漢武帝故事系列。

其中，以武帝命名的，除《內傳》《故事》，還有《漢武帝別國洞冥記》，此外，《十洲記》《西京雜記》《拾遺記》也載有不少漢武帝軼聞。

明刻本《漢武帝內傳》

《內傳》《故事》是漢武帝奇聞軼事的文獻集成，《內傳》以漢武求仙為主，拔奇取異，詳于武帝與西王母相會；《故事》以武帝一生為線索，虛實相間，儼然是一篇武帝傳記。兩部作品采摭傳聞，輯錄成書，體例對史傳多有借鑒。

“內傳”之體本源于經史之學。《左傳》又被稱為《春秋內傳》，“內傳”之外，又有“外傳”，如《韓詩外傳》?！皟葌鳌薄巴鈧鳌斌w現了“傳”與“經”的疏密程度，不少諸子著述也分內、外篇?！稘h武帝內傳》的編撰者對仙家傳說更感興趣，與西王母相會一事最為離奇?！皟葌鳌敝Q有隱秘之意，足以引起好事者的關注。

《漢武故事》也采用了史家著述之體?！肮适隆北驹从谑饭佟饑浼纭秴问洗呵铩贰俄n非子》，稱“故事”，意為成法慣例。漢代“故事”由專員司職，供朝廷行政議事。隨著史學的發展，“故事”內涵逐漸豐富。

《史記》中的“故事”便傾向于奇聞軼事，如《滑稽列傳》褚少孫“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以郭舍人、東方朔、東郭先生、淳于髡、王先生、西門豹補充太史公之書。

魏晉以降，又出現以“故事”為名的著作，如《三輔故事》《漢武故事》《晉建武故事》。這些作品類屬野史雜記，所載軼聞，與紀傳正史互補?！稘h武故事》則以武帝生平為線索，依次輯入軼聞，體制模仿本紀，內容更近小說。

以上所述拾遺類小說大多屬于史著范疇，是今人文學視野中的古小說。

《隋志》“小說家”載錄《小說》十卷，題云“梁武帝敕安右長史殷蕓撰”[26]。殷蕓，《梁書》有傳，生于齊，仕于梁，卒于大通三年（529年）。殷蕓《小說》作于梁武帝時期，成書時間與蕭綺整理《拾遺記》相去不遠。

《殷蕓小說補證》

殷蕓《小說》主要記載人物言行，體制與《拾遺記》極為相似：《拾遺記》以時為序，各以人物采掇故事；《小說》模仿紀傳體，如卷一“秦漢魏晉諸帝”，猶如本紀；以下九卷：“周六國、前漢人”“后漢人”“魏世人”“蜀吳人”“晉江左人”“宋齊人”，分屬列傳。殷蕓曾任昭明太子侍讀，史載其“性倜儻，不拘細行”，“勵精勤學，博洽群書”[27]。

《小說》以奇聞軼事為主，史源廣泛。如曹操、袁紹搶親，出自《世說新語》；秦始皇遇海神出自《三齊要略》。齊梁時期的典籍收藏十分興盛，再加之“好異尚奇”的文化心理，為此類書籍的編撰創造了條件。

拾遺類小說本質上是遺聞軼事的文獻集成，作者無創作之實，卻有編纂之功。此類作品虛實程度不同，卻有以下特征：

一、從史官視角追索故事。

史官視角，主要體現在編撰者的歷史意識，如《拾遺記》《西京雜記》《小說》以歷史為線索，勾連異事；《漢武帝內傳》《漢武故事》則以史家姿態“反顧”古人。編撰者有意從歷史的角度構建史料的系統性，以不同方式暗示史料的稀缺性，強調所載之事征實可信。

《中國筆記小說史》

這種心態在拾遺類小說的生成過程中時有體現。如葛洪在《西京雜記》序跋中堅稱家藏一百卷本《雜記》，從中摘取二卷，皆史書未載之事。蕭綺批評王嘉“迂闊”，也為《拾遺記》辯說，試圖將讖緯神話納入信史?！笆斑z”是一種歷史文獻意識，行之于作品，便以補史之闕的名義“拯救”軼聞，滿足好異尚奇的文化心理。

二、以傳奇人物凝聚異辭。

異辭是不見于正史之事，或難為正史接納的史料?！豆騻鳌酚小八姰愞o，所聞異詞”之說。拾遺類小說主要載錄異辭，內容與帝王行跡有關，如炎帝、黃帝、夏禹、商湯、周幽王、秦始皇、漢高祖、漢武帝等，這些歷史上的帝王，有著共同特點，即傳奇性。

如周幽王好遠游，因而衍生出八駿出行（《拾遺記》），武帝愛求仙，演繹出與西王母相會（《漢武帝內傳》）。以傳奇人物凝聚軼聞，體現了歷史傳說的生成規律，一些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為好事者關注，衍生出愈來愈離奇的故事。

拾遺類小說中的人物事跡更加完整，零散的雜記開始圍繞某一人物發生聚合，塑造出與史傳記載有所不同的人物形象（如《漢武故事》）。

三、取經史傳記內塑體例。

今人所說的拾遺類作品通常指小說，這是根據小說發展事實所作的劃分。唐代之前的小說概念較為狹窄，拾遺類小說在目錄著作中大多被歸入史部。以《隋志》為例，《拾遺記》屬“舊事”，《西京雜記》屬“傳記”。

拾遺類作品近于史，易于從經史傳記中獲得啟發。譬如，王嘉《拾遺記》借鑒了《帝王世紀》的編撰體例，蕭綺又以“傳錄”強化了作品的史著性質。殷蕓的《小說》同樣采取本紀與列傳結合的方式。編撰者根據內容不同調整結構，如《漢武帝內傳》偏重于仙家傳說，采用的是舊事雜記的體例，《漢武故事》在形式上則更近于傳記。

《漢魏六朝文學研究著作提要》，楊曉斌、馬燕鑫、楊沐曉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3月版。

拾遺類小說在唐前各體古小說中較為獨特。相比《搜神記》《列異傳》等志怪小說，拾遺類小說偏向于紀實；相比《十洲記》《博物志》等博物之書，拾遺類小說主要載錄歷史軼聞；與《世說新語》為代表的“世說”類小說相比，拾遺類小說又以人物事跡為主。由于拾遺類小說的內容及體制特點，使其成為唐前小說中獨特的一類。

三、唐宋時期拾遺類小說的演進

拾遺類小說在唐代亦有發展，代表作品有劉餗《隋唐嘉話》、李肇《唐國史補》、王仁?！堕_元天寶遺事》以及撰人未詳的《大業拾遺記》《大宋宣和遺事》。幾部作品的延續了補史之闕的特點。

《隋唐嘉話》又名《國朝傳記》，載錄南朝陳至唐開元年間軼聞故事，作者劉餗，是唐代史學家劉知幾的兒子。

《隋唐嘉話 朝野僉載》

《隋唐嘉話》的編撰目的是補正史之不足。劉餗書中自述“（余）多聞往說，不足備之大典，故系之小說之末”[28]。由于出身史學，劉餗編撰《隋唐嘉話》有著近水樓臺的優勢。書中以隋唐間的歷史軼聞為主，所涉人物較為廣泛，并不局限于帝王將相、名臣顯貴。

中唐時期，翰林學士李肇撰有《唐國史補》，作者自序“昔劉餗集小說，涉南北朝至開元，著為《傳記》。予自開元至長慶撰《國史補》，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續《傳記》而有不為”[29]。

《國史補》續接《隋唐嘉話》，作者秉承補史的觀念，內容上“言報應，敘鬼神”[30]，不避鬼神之事，又“采風俗，助談笑”[31]，類似“劇談”“雜俎”。

五代之時，王仁裕撰《開元天寶遺事》，體例與《西京雜記》頗為相似。該書記玄宗開元、天寶間的遺聞軼事，如張九齡諷刺朝臣趨炎附勢，華清宮七夕乞巧，而“縣妖破膽”“傳書鶯”稍具規模，較能體現小說的文學意味。

上述作品大多屬于野史雜記，后人稱之為“史料筆記”。唐宋是“史料筆記”繁榮的時期，中華書局整理的《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多達八十六種，周勛初先生《唐人軼事匯編》《宋人軼事匯編》也是主要根據史料筆記，將遺聞軼事按人物編纂而成。

比較唐宋目錄著述，會發現記錄遺聞軼事的雜記迅速增多，由此改變世人對小說與雜史關系的認識。唐代目錄家通常會將拾遺類作品置于史部雜傳，到了宋代，許多目錄著述開始將“雜傳”易名為“傳記”。

以《新唐志》為例，“傳記類”載錄傳名之外的唐代作品近五十種，據其形式，約有三類：一為“雜錄”，如《投荒雜錄》（房千里）、《祥瑞錄》（魏徵）、《英雄錄》（李德裕）；二為“雜記”，如《賓佐記》（杜佑）、《景龍文館記》（武平一）、《聞見記》（封演）；三為“雜事”，如《國朝舊事》（劉餗）、《朝野僉載》（張鷟）、《文場盛事》（李弈）。以上僅以題名略作區分，三類之外，尚有作品難以歸類。

《全唐五代筆記》

宋代的目錄家開始有意識地將志怪類作品從傳記文類中分離出去，傳記內部構成更加單純。正如周勛初先生所言，宋人軼事“很少見到真真假假駁雜難明的情況”，這說明宋人“已分清不同文字的體類要求”[32]。如此一來，記錄遺聞軼事的作品回歸史部正統，反倒與小說漸行漸遠。

然而，歷史上的遺聞軼事終究脫不開文學，以“拾遺”“遺事”為名的小說，在宋代之后開始向歷史傳奇、講史說話發展。

譬如，《大業拾遺記》，作者題名初唐顏師古，實為后人偽托。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稱其作者是宋人，李劍國先生則認為是晚唐人。

清順治三年李際期宛委山堂刻本《大業拾遺記》

《大業拾遺記》記隋煬帝巡游江南時的浮靡之事，后人多以艷史視之。書中見載蕭妃、陳后主托魂規勸，事涉奇詭，頗有諷諫之義。該書雖有拾遺之名，卻與遺聞軼事相去甚遠，體現了拾遺類小說向傳奇的轉變。

時至南宋，市井生活的繁榮和說話藝術的發展，為“講史”類小說的發達創造條件。今所見《大宋宣和遺事》便是一部以北宋末期梁山起義為素材的講史小說，作品塑造了宋江、楊志等英雄人物，是《水滸傳》的雛形。

《大宋宣和遺事》仍延續了拾遺類小說的不少特征，譬如，“遺事”又稱“逸事”或“軼事”，與“拾遺”本質相同；作者依然以“遺事”為信史，將歷史作為藝術創作的起點和資源背景。

然而，《宣和遺事》與漢唐以來的拾遺類作品又有所不同，最根本的，莫過于說話藝術的加入。歷史敘事有了更為廣闊的演繹空間，零散的傳說軼事圍繞中心人物聚攏起來，形成百川歸海之勢，虛構也成為歷史敘事的自覺追求。所謂“因由一點演繹開來”，便指出講史小說的基本素材依舊是歷史上的遺聞軼事，作者借遺聞軼事演繹發揮，使之脫實向虛，人物故事也從零散走向系統。

綜上所述，拾遺類小說在唐宋之后分為兩途，相關作品或重歸史學，追求信實；或向傳奇、講史演進，成就歷史小說的興旺。拾遺類小說的文學意義可歸之于下：

首先，拾遺類小說為史傳敘事的多元化提供了載體，為歷史故事架起文學的橋梁。

遺聞軼事是歷史敘事的一部分，在帝王將相的史實外，彌補了史傳記事的不足。史家常為“異辭”而困惑，《史記》敘述史實，便以“或曰”采擷“異文”，或是以聞見之事補充正文所敘。

明徐奉泉大來堂刻本《史記》

《史記》對“異辭”的態度是兼容并蓄的，隨著官史制度日益嚴格，聞見異辭難以側身正史，只能寄于雜史、雜傳、雜記所載。拾遺類作品在魏晉南北朝獲得興盛之機。

一方面，周漢以來的史事軼聞積累豐富，有充足的文獻資源供好事者發揮；另一方面，魏晉南北朝的史學思想相對自由，史家對遺聞軼事較為寬容，再加之好意尚奇的時代風氣，專門收集遺聞軼事的作品逐漸興起。

遺聞軼事是傳聞之歷史，經過傳聞者的增飾，易于文學發揮。作者不受“史職”羈絆，故能在傳說軼聞中尋得意趣，相關作品也便具有了文學意義上的小說品格。

其次，拾遺類小說是歷史小說的源頭之一，也為后世小說創作提供素材。

史傳與小說關聯緊密：史家褒貶是非為小說所繼承，寓言于事、寄意筆端承載了小說作者的現實關懷；史傳為小說提供體例示范，雜傳、雜記孕育了早期小說的基本形態；小說敘事吸收史傳寫人紀事之法，實現“叢殘小語”向“有意為小說”的轉變。

反顧中國小說發展史，歷史小說是古代小說的重要一支，拾遺類小說又是早期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之間的淵源關系顯而易見。

《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

雖然紀傳體史書是歷史小說的重要源頭，但在正統史傳之外，野史雜記更能體現歷史故事的小說價值。從小說發生的角度，歷史故事與神鬼傳說又最為小說家所喜。

拾遺類小說采擷遺聞軼事，實現傳說異辭的聚合，再經好事者演繹藻飾，逐漸演繹成情節豐富完整、人物形象充實飽滿的傳奇小說——如《大業拾遺記》、陳鴻《長恨歌傳》——由此實現歷史敘事向文學敘事的轉變。

宋元之后，隨著說話藝術的興起，歷史上的遺聞軼事有了更為寬廣的施展平臺，歷史傳奇也最終衍為講史話本，匯入通俗小說的潮流之中。

注釋：

[1]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頁。

[2]王興芬《雜史雜傳為體地理為用：論拾遺記的文體特征》，《西北師大學報》，2009年第3期。

[3]陳文新《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頁。

[4]（唐）魏徵《隋書》卷三十三，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961頁。

[5]（唐）房玄齡《晉書》卷九十五，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496頁。

[6]（晉）王嘉撰，齊治平校注《拾遺記》前言，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頁。

[7]《拾遺記》卷首，第1頁。

[8]《拾遺記》卷四，第99頁。

[9]《拾遺記》卷四，第101頁。

[10]《晉書》卷九十五，第2496頁。

[11]《晉書》卷九十五，第2496頁。

[12]（漢）桓譚著，朱謙之校注《新論》卷一，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頁。

[13]（晉）葛洪著，楊明照校箋《抱樸子外篇校箋》卷二十二，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550頁。

[14]《拾遺記》卷九，第219頁。

[15]《拾遺記》卷首，第1頁。

[16]《戰國策?秦策一》云：“期年之后，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保h）劉向輯錄：《戰國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6頁。

[17]《漢書?谷永傳》云：“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薄稘h書》卷八十五，第3465頁。

[18]（宋）曾鞏撰，陳杏珍校點《曾鞏集》卷十一，中華書局，1984年，第191頁。

[19]（宋）高似孫《子略》卷四，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0頁。

[20]（漢）劉歆撰，（晉）葛洪輯，王根林校點《西京雜記》附錄，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5頁。

[21]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013頁。

[2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頁。

[23]《西京雜記》卷一，第51頁。

[24]《西京雜記》卷六，第254頁。

[25]胡應麟認為《漢武故事》乃六朝人所作，詳見（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377頁?！稘h武帝內傳》晚于《漢武故事》，詳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19頁。

[26]《隋書》卷三十四，第1011頁。

[27]（唐）姚思廉《梁書》卷四十一，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596頁。

[28]（唐）劉餗《隋唐嘉話》卷首，《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頁。

[29]（唐）李肇《唐國史補》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3頁。

[30]《唐國史補》卷首，第3頁。

[31]《唐國史補》卷首，第3頁。

[32]周勛初《宋人軼事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