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心智觀察所】

“第一，讓所有政府雇員帶著全額養老金退休。”

“第二，將行政權力移交給科技行業。”

“第三，任命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為美國的首席執行官。”

2014年春，一位跨性別無政府主義的谷歌工程師向白宮請愿，要求阻止國家的衰落。他的方案就是上面3條，簡潔明了。

在硅谷的核心地帶，創新曾許諾帶來一個互聯與進步的烏托邦未來，而如今，一股新的意識形態潮流正在興起，其顛覆性不亞于它所推崇的技術。

這是一個關于科技精英、思想家和投資者的故事，他們急劇右轉，構建了一場融合技術樂觀主義、威權傾向、文化戰爭以及對民主規范的深刻懷疑的運動。

彼得·蒂爾（Peter Thiel）、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和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等人已成為這場運動的智識與財務架構師，他們利用財富與影響力重塑美國政治與社會。他們的理念，曾經僅限于博客和會議室的邊緣，如今卻在從白宮到州議會的權力殿堂中回響，挑戰著美國自由民主的制度根基。

起源：彼得·蒂爾從自由意志到威權愿景的轉向

這場運動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1世紀初，當時彼得·蒂爾剛從PayPal的成功中脫穎而出，開始闡釋一種重新定義硅谷與權力關系的新愿景。自稱自由意志主義者的蒂爾與人共同創立了PayPal，目標是打造一種不受政府控制的貨幣。

正如他所述，這是一個“政府貨幣的自由主義替代品”，雖然這一夢想未能實現，但為他更宏大的抱負奠定了基調。到2009年，蒂爾對選舉政治感到幻滅，撰寫了《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的教育》一文，宣稱“我不再相信自由與民主是兼容的”。他認為，民主因福利受益人和女性投票權而成為資本主義的“矛盾體”。這篇在硅谷堪稱傳奇的宣言標志著一個轉折點，從自由主義理想轉向了對民主治理的更激進的拒絕。

蒂爾的理念在新一代科技思想家中找到了沃土，尤其是以“孟柯斯·摩爾德布格”（Mencius Moldbug）為筆名的柯蒂斯·雅文。

身為軟件工程師的雅文成為新反應主義（NRx）的智識教父，這一哲學徹底否定民主，主張威權統治。雅文稱，美國患有“長期無君主”（chronic kinglessness）的病癥。

在他大量的博客文章中，雅文認為民主是“無效且具有破壞性的”，導致“戰爭、暴政、破壞和貧困”。他提出了“新商業主義”模型，設想國家如公司般運作，由一位首席執行官領導，公民作為股東。

雅文的理念吸引了特朗普前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的注意，其影響力日益擴大。雅文對君主式領袖的設想與蒂爾產生共鳴，蒂爾后來稱其為“有趣且有力的”歷史學家，甚至在一次藝術展中贈送給他一幅肖像。

蒂爾意識形態的轉變并非純學術性的，他這樣的硅谷精英，在文化與政治上的疏離感，才是最主要的推動力。蒂爾在2016年支持唐納德·特朗普，盡管他也具有哲學傾向，但那只是一種“不太清晰的求救呼喊”。

更重要的是，他將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口號視為對傳統政客“程式化樂觀主義”的拒絕，與他自己對美國衰落的悲觀態度相符。蒂爾向特朗普競選團隊捐贈了125萬美元，并在過渡期間在特朗普大廈設有辦公室，推薦行政職位候選人，凸顯了他“拆毀一切”的愿望，重塑一個不受他所謂“老朽的中央左翼政權”束縛的體系。

文化戰士葛蘭西的意外繼承者

蒂爾和雅文對新反應主義理念的擁抱，反映了他們對民主進程的廣泛不滿，他們認為民主過于緩慢、過于包容且容易受民粹主義情緒的擺布。

他們對新加坡李光耀所謂“仁慈獨裁”模式十分推崇，這揭示了一種信念，即效率和經濟繁榮優先于公民自由。

歷史學家奎因·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在《裂解資本主義》中稱，這種“市場激進主義”將資本置于人民之上，將民主視為最大化利潤的障礙。

蒂爾甚至嘗試海洋定居（seasteading）——在國際水域建立自治微型國家。他逃避民主約束，希望創造一個“偉大個人的選擇仍至高無上”的空間。

蒂爾聲稱支持“憲法共和國”而非民主，這樣，他就避免了對民主理想直接批評的“政治不正確”，同時支持更威權的解決方案。另外，蒂爾比雅文顯得更務實和平衡，他對雅文的議程也采取了一些模棱兩可的態度——稱之為不切實際而非不可取。

在蒂爾和雅文奠定智識基礎的同時，硅谷的其他人物則接過了文化戰爭的大旗，從一個意想不到的來源汲取靈感：意大利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蒂爾的盟友、保守派活動家克里斯托弗·魯福（Christopher Rufo）采納了葛蘭西的“文化霸權”概念，針對批判種族理論、多元化平等包容（DEI）舉措和“跨性別意識形態”展開斗爭。

作為曼哈頓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的魯福，將葛蘭西對文化的關注視為保守派勝利的藍圖。“葛蘭西在某種意義上提供了政治運作的圖譜，”魯福說，他強調知識分子、機構和文化在塑造權力動態中的作用。

魯福的運動產生了切實影響。他的努力導致哈佛大學校長克勞丁·蓋伊（Claudine Gay）被替換，并影響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教育政策，包括對精英大學實施22.6億美元的資金凍結以及教育部關閉。

美國的大學紛紛從網站上刪除DEI舉措，以免遭到聯邦報復。哥倫比亞大學因其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被針對，失去了4億美元的資金，并將其中東研究系置于學術接管之下。這些舉措反映了一個更廣泛的戰略：通過利用國家權力，瓦解保守派眼中的左翼文化霸權。

特朗普政府還請求國會撤銷對公共廣播公司的資助，這直接影響到PBS和NPR這些廣播電臺的運營資金。這與魯福等人借鑒的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相呼應，即通過控制或削弱關鍵文化機構（如媒體和大學）來重塑社會意識形態格局。特朗普及其盟友對媒體機構所持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立場強烈不滿，認為它們過于傾向自由派（too liberal），代表了左翼文化霸權的一部分。

另一位硅谷巨頭馬克·安德森也加入了這場戰斗，發表了《技術樂觀主義宣言》，這是一篇長達5000字的文章，呼應了意大利未來主義者如F.T.馬里內蒂（F.T. Marinetti）的激進主義。

這篇2023年發布的宣言宣稱，“任何物質問題”都可以“通過更多技術解決”，并呼吁技術進步的持續加速。安德森的言辭充滿了對“技術倫理”（tech ethics）和“存在風險”（existential risk）運動的怨恨，他認為這些運動扼殺了創新。

安德森斥責的這兩個運動，具體來說，前者涉及對人工智能（AI）、數據隱私、算法偏見、監控技術等問題進行倫理審查，倡導負責任的技術開發和使用。后者關注技術發展可能對人類生存構成的災難性威脅，特別是人工智能的潛在危險。

安德森列出的敵人是“機構”和“傳統”，他的看法既與未來主義者對歷史的否定相呼應，也與這場運動對民主審議的蔑視一致。

葛蘭西作為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的堅定反對者，認為文化霸權是階級壓迫的工具，而美國保守派卻將其重新包裝以推進自己的議程。

這種戰略性挪用顯示了他們對權力的深刻理解，通過針對大學、媒體和文化機構，這些行動者旨在先改變意識形態格局再重塑政策。而他們的手段則依賴國家干預——如資金削減和學術監督，在反對者看來，這削弱了他們自由主義包裝的言辭，暴露了在服務于其目的時使用政府權力的意愿。

安德森的宣言體現了運動的技術烏托邦外表。他呼吁“將智慧和能量置于正反饋循環中，無限驅動”，與其說是一個政策建議，不如說是一種宗教信條，免除了技術精英對社會后果的責任。

《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認為，這種“威權技術官僚主義”偽裝成啟蒙運動的進步，卻優先考慮未被選舉的技術領導者的權力而非公眾問責。宣言的極端語氣，結合安德森作為億萬富翁投資者的影響力，凸顯了運動在塑造市場和思想上的潛力。

馬斯克、帕蘭提爾與特朗普的交匯

沒有人比埃隆·馬斯克更能體現硅谷右翼意識形態與政治權力的交匯。

馬斯克曾是技術樂觀主義的象征，如今卻成為一個兩極化的力量，與特朗普的議程結盟，同時倡導一個不受政府約束的未來。

接管推特（現為X）時，馬斯克采取了嚴厲的管理方式，通過一封“岔路口”電子郵件要求員工絕對忠誠。這種態度延續到他在特朗普政府中的角色，他領導了效率措施，包括一項全政府范圍的買斷提議，被視為忠誠度測試。

馬斯克的愿景是無拘無束的市場和火星雄心，而特朗普則把復興美國過去的民族主義作為焦點。雖然兩人的關注點本該南轅北轍，形成對比，但因對官僚惰性和進步主義理想的共同蔑視，他們的伙伴關系竟然蓬勃發展。

馬斯克的影響力同樣超越了政策：他對X的控制重塑了數字話語，放大了右翼聲音，同時限制內容審核，與這場文化運動推動“無摩擦信息流”的更廣泛目標一致。

由蒂爾共同創立、亞歷克斯·卡普（Alex Karp）領導的帕蘭提爾科技（Palantir Technologies）是這場運動的另一支柱。

帕蘭提爾誕生于網絡泡沫破裂和9·11事件之后，肩負著通過數據分析“支持西方”的使命。

卡普與尼古拉斯·扎米斯卡（Nicholas Zamiska）合著的《技術共和國》一書，呼吁復興軍工復合體，以對抗來自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的“威脅”。與馬斯克的無政府資本主義傾向不同，卡普設想政府扮演積極角色，認為“更積極的政府”對于利用硅谷的潛力服務于國家安全至關重要。

卡普的言辭浸透了冷戰自由主義，批評硅谷轉向“狹隘的消費產品”，呼吁回歸國防等“有意義的挑戰”。《紐約客》認為，他對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和羅杰·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等保守派思想家的引用，透露出一種后自由主義傾向，哀嘆“美國思想的空心化”和民族自豪感的喪失。帕蘭提爾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大獲成功，其股價飆升600%，作為硅谷與國家之間的橋梁角色，這讓美國的右翼議程被賦予了更多權力，也更復雜化。

如果將馬斯克、卡普與特朗普的聯盟視為一場權宜之合，他們不同的愿景，確實聯合在了進步建制派這個共同的敵人之下。

但也有跡象顯示，馬斯克的自由主義未來主義、卡普的國家中心實用主義和特朗普的民粹民族主義共存得并不融洽。畢竟從理論上說，馬斯克視員工為“可替代”的態度與卡普呼吁由共同目標驅動的凝聚力技術文化，顯然是相沖突的。

這種張力凸顯了美國這場文化運動存在的挑戰：運動本身充滿了反政府（至少是深層政府）言辭和傾向，而實現文化和經濟目標，又需要對國家權力的依賴，在這之間需要進行調和。例如，卡普復興軍工復合體的愿景，就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而馬斯克和蒂爾則主張拆除官僚結構。運動在影響特朗普政策方面有不少成功，如教育削減和反DEI措施，但其長期連貫性仍不確定。

商業模式：硅谷右翼在文化戰場的弱點

社交媒體平臺曾被譽為賦權的工具，如今已成為美國意識形態控制的戰場。

Meta、谷歌和X等公司運營的社交媒體平臺，算法優先考慮用戶參與度（點擊、分享等），而不一定關注內容的真實性，又缺乏中國那樣的監管治理，導致虛假信息廣泛傳播。

Facebook曾在2012年進行秘密的“情緒操縱實驗”，故意調整用戶新聞推送內容，以觀察如何影響他們的情緒狀態。2017年緬甸種族滅絕事件中，Facebook被用作煽動暴力的工具，而X在埃隆·馬斯克接管后減少內容審核，進一步放大了極端觀點的傳播。

這些社交媒體平臺還通過大規模收集用戶數據用于精準廣告（包括瀏覽歷史、位置、個人偏好等），構建了龐大的商業模式。用戶數據成為商品，公眾同意只是事后考慮。在Facebook早期（約2004年），扎克伯格與朋友的即時消息對話“他們‘信任我’。傻瓜” 記錄了他對哈佛學生信任Facebook并提交個人信息的嘲笑，成為硅谷技術官僚傲慢的象征。

在他們的對手進步建制派看來，硅谷“威權技術官僚主義”的心態是這樣的：他們將自己置于道德和民主約束之上，追求規模和利潤優先于公眾福祉。科技精英以啟蒙價值（如自由、進步）為名，實際上推行一種反民主、反自由的意識形態。

要在文化運動中完成公共話語的塑造，商業模式的道德問題注定要被對手逮住，這是硅谷右翼的原罪，也是意識形態交鋒中的“阿喀琉斯之踵”。

硅谷精英追求利潤，追求個人私欲的極致是對永生的個人追求。蒂爾對冷凍技術和抗衰老研究的投資，以及他承認“我的錢無法做到的事情太多了”，都揭示了一種信念，即技術可以超越人類局限，包括死亡。

這種技術烏托邦主義，與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等同行的信念一致，創造了一種悖論：一方面為精英提供無限進步的愿景，同時又對民主社會持反烏托邦觀點。

支持者贊賞這場運動重塑美國的社會規范，優先考慮效率和利潤，是捍衛精英治理的文化勝利。反對者則放大硅谷對隱私的侵蝕、數據的武器化以及對異見的壓制。

斯洛博迪安稱硅谷右翼這場文化運動的方式反映了對民主的“深刻宿命論”。在《裂解資本主義》中，斯洛博迪安分析了全球范圍內試圖逃避民主約束的“市場激進主義”現象（如自由貿易區、離岸金融中心）。他認為，硅谷右翼運動是這一趨勢的延伸，試圖通過技術精英的控制和國家權力的選擇性使用，創建一個資本至上的社會。

結語

特朗普開啟關稅戰令全世界震驚，一個對外咄咄逼人的美國可能掩蓋了另一個對內問題叢生的美國。特朗普的關稅戰能否重塑世界經濟令人懷疑，而美國內部的政治和社會已經在面臨事實上的深刻重塑。

從蒂爾對特朗普的資助到魯福的文化斗爭，從安德森的技術樂觀主義狂熱到馬斯克的數字統治，這些人物利用他們的財富、智識和平臺挑戰現狀。他們的理念，植根于自由意志主義、新反應主義和文化戰爭的混合體，在一個兩極分化的國家中找到了接受的觀眾，推動了重塑教育、媒體和治理的政策。

這場硅谷右翼轉向導致的美式文化革命，面臨著不亞于關稅戰的內部矛盾和外部阻力，它究竟能重塑美國的未來，還是在其自身矛盾下崩潰，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目前，美國這場“爭奪國家靈魂”的戰斗仍在繼續，技術巨頭站在最前線，用他們的代碼和資本作為武器，投入一場他們相信只有自己能贏得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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