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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約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賣給中國第一批煤油，為中國傳教活動捐了第一筆錢，那年他24歲。洛克菲勒做夢都想不到，他的石油公司和后來的基金會竟會在某一天成為美國在中國的文化和商業的形象，也想不到他的財富建立的協和醫院，可以為中國現代科學和醫學的國際化做出貢獻。

1、在中國的第一桶金

直到19世紀70年代末，賣給中國煤油還只是成長中的洛克菲勒石油生意里較小的部分。那時國際貿易主要由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經營，而這家公司是他的兄弟威廉領導的多個標準石油的托拉斯之一。

洛克菲勒隨時了解國際國內事務。到19世紀80年代，他很清楚中國市場日益增長的重要性。標準石油的一位職員威廉·利比曾在1882年在美國副領事班迪奈爾的協助下遍訪中國。他們一起建議標準石油大力擴大在中國的業務。這樣做的原因部分是為了抵消荷蘭、英國及俄羅斯石油公司在亞洲與中國日益增加的勢力。”

多年之后，洛克菲勒仍記得這場爭奪亞洲石油生意的激烈國際競爭和“美孚”的起源，即供給中國的煤油燈：

標準石油一直在奮斗以保證美國產品能抵御來自俄羅斯12大地的石油…及主要影響印度市場的緬甸石油。在所有這些國家，我們都會遇到針對我們而提高的關稅、當地的偏見以及奇怪的習俗。在很多國家，我們不得不教給人們——比如中國人——燒油，通過我們給他們制造的燃油燈。

為了促銷這種非常便宜的煤油燈，標準公司印了許多中文的小冊子和傳單以吸引中國人：

如果你企望運氣、長壽、健康與和平，就應該生活在光亮的世界里。應該使用最新生產的標準燈…標準燈像月亮一樣亮…用標準燈會很高興…夜晚工作時眼睛不會疲勞…如果有個孩子在家學習，在燈光下他會更加努力。誰不想讓自己的孩子學業進步呢？

20世紀30年代，阿麗斯·提斯代爾·何巴特的暢銷小說《中國的燈油》后來改編成電影，使得美孚燈更加出名。“給中國的燈油”這句話成為中國市場節節敗退的比喻，而事實上標準石油公司是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最大最成功的美國公司。在中國，由于到處都有這種便宜有效的燈，“美孚”成了當地的白話。

19世紀80年代，洛克菲勒開始把他的注意力轉向承辦一家宏大的浸禮會大學。經過與浸禮會宗教領袖和知識界領袖近十年的談判，他令人驚訝地選擇了支持舊約的神學家威廉·雷尼·哈珀建立芝加哥大學。幫助他進行最后談判的是美國浸禮會教育協會理事長格池，此人強有力地影響了洛克菲勒隨后的慈善事業。

芝加哥大學體現了洛克菲勒對高等教育和大型慈善項目日益增長的個人興趣。

美國浸禮會教育協會理事長格池的第一個主要貢獻是規范洛克菲勒廣泛的慈善事業；他的第二個貢獻是為洛克菲勒介紹科學醫學；第三個貢獻是創建了幾個大型慈善信托基金。

洛克菲勒的孫子于1901年死于猩紅熱，為此需求染上了個人色彩，也帶來了最終的動力。同年，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今天的洛克菲勒大學)成立了。研究所同時請來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院長韋爾奇任所長，以及一位病理學家、細菌學者西蒙·福勒克斯納擔任首位所長。這兩位美國醫學領袖成了洛克菲勒集團最重要的醫學顧問，最后也成為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董事。

2、危機與機遇

20世紀最初幾年，由于標準石油控制了15國內國際的石油市場，洛克菲勒的個人財富迅速增長，在1897年時其身價就接近兩億美元。在美國浸禮會教育協會理事長格池格池的監護下，洛克菲勒做出了最大一筆捐助，令其聲名鵲起。然而，對他本人財富和標準石油壟斷經營的爭議也在這個階段達到了頂峰。

洛克菲勒通過一系列的策略已經實現了行業控制，有許多做法被看成是非法的，包括鐵路回扣，即提供給標準石油巨大的運輸折扣；管道控制；強勢收購競爭對手：賄賂監管官員等。由此形成了整體的縱向控制——從生產和煉油到運輸和市場。

公眾對日益壯大的包括標準石油在內的壟斷公司的擔憂，首先導致了1890年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案。盡管反托拉斯法案相對來說不怎么有效，但是各州和聯邦針對標準石油的調查和訴訟開始激增。到19世紀最后十年間，對洛克菲勒個人的批評也增加了，高潮則是流行雜志《麥克魯爾》刊發了伊達·塔貝爾的系列揭露文章。

洛克菲勒因違背商業道德，標準石油則因恐嚇和擴大對美國石油生產的控制而遭到公眾唾棄。對標準石油的多項訴訟也在1909年達到了頂點，這年圣路易斯一個聯邦法庭一致裁決標準石油及其37家附屬企業違反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案。1911年，最高法院維持裁決，標準石油帝國頃刻解體。

洛克菲勒家族平安度過了這場反托拉斯風暴，繼續著和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的主要聯系。出乎意料的是，洛克菲勒的個人財產并未受到負面影響，反而大大增加了。公眾對這家新的多元化石油公司的興趣(以及汽車用汽油的日益重要性)把股票價格推向更高。

洛克菲勒在標準石油持股比例依然很高；到1913年，他的凈財富達9億美元，是歷史最高。美國那年的國家預算只有區區7.15億美元。

3、在中國建立一所大學的嘗試

老洛克菲勒唯一的兒子小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1897年剛畢業就踏進了洛克菲勒的辦公室，就是這位小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將領導洛克菲勒的慈善事業，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

小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生于克利夫蘭，但他年輕時代在紐約度過，成長于虔誠的都市環境。求學布朗大學期間，他也和父親一樣加入了基督教青年會，并在布朗大學時就接觸到了青年會在中國新的活動。老洛克菲勒認識國際基督教青年會富有魅力的學生秘書馬特，并已經在大力支持基督教青年會，尤其是它的國際活動。

一項關于中國教育的舉措緊接著洛克菲勒研究所，成為洛克菲勒集團的首批大項目之一，這并不奇怪。除了傳教士數目的增長，基督教青年會和學生志愿海外宣教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的興盛，20世紀初還見證了義和團運動、門戶開放政策，并擴展了對中國事物的了解。

義和團屠殺在中國的傳教士，圍攻北京，導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逼迫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但是美國擔心為向中國索賠金額過大——超過三億美元。中國當局和美國傳教士都參與游說美國退還一部分賠款。

義和團運動之后的十年中，清廷開始實施教育和政治改革，這對某些美國人來說意味著影響中國的新機會已經到來。

在國會關于如何處理義和團賠款豁免額的辯論中，教育獲得了特別的關注，為中國年輕人設立獎學金，在中國建立一所美國大學均有提議。

甚至在西奧多·羅斯?？偨y1907年向國會提出的咨文里也提到了此事：

“我國應該采取各種可行的措施在教育上幫助中國人民，這樣，這個龐大的、人口眾多的中華帝國才能逐漸讓自己適應現代環境。”

1906年芝加哥大學校長賈德森的一封信，它吸引了美國浸禮會教育協會理事長格池和小洛克菲勒的注意力。

在這封信里，賈德森力爭在中國設立一所綜合性大學：

“我們深感應該盡早在中國建立一所大學，它明確是基督教的，但在性質上完全是非教派的，擁有最高的理想和最廣泛的普遍性?！?br/>

這當然就是芝加哥大學的模式，小洛克菲勒和格池都全心全意支持這一想法及赴華的探索旅行。很有代表性的是，老洛克菲勒并沒有立刻對所提議的中國探索之旅感到熱情。他擔心所需的資助數額和項目的開放性。他兒子寫了好幾封信才把他說服。

小洛克菲勒把提議的中國之旅同新成立一個大規模的基金會的計劃聯系起來。1907年，老洛克菲勒同意了洛克菲勒二世與格池的提議，為一個新的慈善基金，洛克菲勒基金會，準備了一大筆錢，希望洛克菲勒基金會獲得美國政府的許可。因小洛克菲勒說服了他父親撥出所需的2000萬美元。再進一步，美國浸禮會教育協會理事長格池通知中國政府，洛克菲勒準備出資1000萬美元在中國建立一所美國大學。

4、如何選擇醫學領域？

1908年和1909年對亞洲和中東進行的為期一年的訪問由兩位芝加哥大學教授率領：伯爾頓（神學）和錢伯林（地質學）。這一代表洛克菲勒的探索代表團后來被叫作芝加哥考察團(Chicago Commission)和東方教育考察團(Oriental Education Commission)。雖然考察團的報告涉及了多國的教育發展，但其焦點是中國。

考察團的建議形成了洛克菲勒以后二十年中國慈善事業的指南。芝加哥大學教授伯爾頓的結論是，中國不確定的政治和教育條件不允許創建一所像芝加哥大學那樣的大學。傳教士們反對建立一所世俗的大學，而清政府正開始創建自己的現代化教育體制，也不傾向于給予一所外國大學全權。

芝加哥大學教授伯爾頓并未完全受挫，他在報告里詳細列舉了在中國可能建立美國的或美英的，或教會或世俗等各類大學的種種想法。

第二個結論是，在中國，科學醫學的時機已經成熟：“雖然李提摩太博士本人沒有如此表述，但他所提議的其實就是一所中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strong>

美國浸禮會教育協會理事長格池和小洛克菲勒熱切地閱讀了伯爾頓的長篇報告，它也成了后來所有有關中國的洛克菲勒會議的標準背景閱讀材料。

兩年后，格池重新回到伯爾頓的建議，并且寫道，“我們企圖在大學教育中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在中國的醫學領域能否做到呢？我們能否立刻在中國嘗試科學醫學？”

他和洛克菲勒二世繼續籌劃新的基金會，心懷中國醫學。

洛克菲勒最初試圖為這個新洛克菲勒基金會尋求聯邦許可，但這一請求恰與最高法院關于解散標準石油聯合體裁決的辯論巧合。經過三年的公開辯論之后，美國參議院否決了為新的洛克菲勒基金會頒發聯邦許可。洛克菲勒于是轉向紐約州，在1913年正式組成了基金會。

老洛克菲勒給基金會的總資本是2.41億美元，小洛克菲勒成為洛克菲勒基金會第一任主席，基金會選擇把“人類的福祉”當作其章程宗旨。

洛克菲勒基金會首批兩個項目，國際衛生部和CMB，代表了洛克菲勒醫學慈善事業兩個相互競爭的分支——公共衛生與科學醫學。

對公共衛生的興趣發源于洛克菲勒資助的衛生委員會，該委員會曾在南方應對鉤蟲病，現在則通過創建國際衛生委員會尋求實現全球化使命。對科學醫學的興趣，對研究和治療性衛生保健的重視，則起源于洛克菲勒支持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和亞伯拉罕·福勒克斯納所宣揚的美國醫學教育改革。

CMB成了在中國推進科學醫學的機構性載體。這些不同的思路強化了公共衛生與醫學之間、預防醫學和治療醫學之間在概念和機構上的分野，這不僅繼續代表著美國醫學，也代表著全球衛生實踐的許多特征。

公共衛生方面的努力由國際衛生委員會第一任主任羅時領導。到1951年結束時，該部共開銷9400萬美元，用于創建公共衛生學校及管理研究和疾病控制運動，目標是在北美、歐洲、拉美和亞洲的七十多個國家流行的黃熱病、瘧疾等地方病。只有8%的預算花在亞洲。

同一時期，CMB在一個國家開銷了4400多萬美元。關注一個國家，重視科學醫學而非公共衛生，這不只是與國際衛生委員會的唯一差異。

小洛克菲勒的深度介入始于1914年1月他親自主持的洛克菲勒基金會關于中國的第一次會議。參加這次兩天會議的包括哈佛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校長，前往中國的先驅傳教士，還有對外政策專家。

當幾位與會者提出中國政府或可支持洛克菲勒的教育事業時，洛克菲勒二世就下面這一點追問道：“你們的意思是政府會與這樣的計劃合作？它會合作嗎？”

隨后他想進一步做出說明：“和基金會合作的好處是，它對中國政府或許是個激勵，如果政府有些這樣的外援？”

之后他又詢問：“是要一個由許多教會學校組成的大學，還是要一個完全中國的大學更好呢？…人員都是外國人嗎？”

當與會者爭論是大學還是醫學院更適合時，洛克菲勒試圖用幽默緩和爭論：

“先生們，現在的情況是，每個人內衣口袋里都有徹底解決這個難題的方案，而這一難題至今全世界都還沒有能力解決?！?br/>

盡管鼓吹在中國建立一所洛克菲勒大學的人一再堅持，但最終共識還是傾向于將科學醫學引入中國“這片處女地”，而不是建立一所大學去與中國的大學競爭。

會議之后，1914年和1915年，在中國又增設了兩個研究委員會，兩者均確定，洛克菲勒慈善事業合適的載體是醫學而不是高等教育。

5、北京協和醫學院的籌建

1914年的委員會發表了題為《醫學在中國》的調查報告，至今仍被認為是對那個時代中國醫學的最佳評估。該委員會建議洛克菲勒基金會在北京、上海建立兩個醫學中心。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會正式批準了這個建議。

在小洛克菲勒和美國浸禮會教育協會理事長格池身邊策劃后來的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都是當時頂尖的美國教育家和醫學專家。

除了西蒙·福勒克斯納和韋爾奇，哈佛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校長也是CMB的關鍵成員。美國長老會傳教會秘書長史畢爾和馬特都參加了初期的會議。隨著計劃程序繼續進行，科學和高等教育這樣更世俗化的理念占了上風。

負責招聘北京協和醫學院第一批教職人員的是韋爾奇和福勒克斯納，他們從美國頂尖大學確定了有前途的年輕醫學專家。對于將美國醫學最新成就引入中國的重視最終擴展到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

常駐北京的CMB董事顧臨負責監督建筑方案。顧臨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秘書杰羅姆的兄弟，曾在中國擔任美國的外事活動官員。1914年對他的任命為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中國的工作帶來了一位經驗豐富的中國專家。

這十分必要，因為在中國建造一所現代化醫學院是連《紐約時報》都跟蹤記載的重大項目。

小洛克菲勒作為CMB主席密切參與了有關該項目的所有決策——從研究委員會到在上海和北京購置地產，再到放棄上海的地產，再到建筑師的選擇和批準令人震撼的建筑，有關逐步升級的建造費用的辯論，挑選第一任北京協和醫學院校長麥可林等等。

甚至在1917年卸任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和CMB主席之后，小洛克菲勒依然繼續密切關注預算及北京協和醫學院各種事務，與分別接替他擔任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和CMB主席的文森特和鮑垂克保持緊密聯系。

小洛克菲勒這時成為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主席，并一直擔任到1940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在初期對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關注令人印象深刻，特別是正值與德國作戰之時，更不用說基金會在世界范圍內對鉤蟲病、黃熱病及瘧疾所進行的衛生創議。比如，文森特在1919年對中國進行了三個月的考察，詳細考察了教會及中國的醫院，籌劃北京協和醫學院招聘教職員工和課程設置工作，并連續檢查了北京協和醫學院57棟建筑物的建造進程。

常駐北京的CMB董事顧臨在其日記中這樣總結文森特的訪問：

文森特先生和我檢查了屋檐油漆的種種設計。決定把鑲板漆成紅色，后移到裝飾梁上面，在鑲板兩端各加一條裝飾帶，并在中間布置一個大獎章似的圓形圖案，就像之前漆在支撐椽子的圓木梁上的圖案。圓木梁則是純綠色。如如此詳盡的建造計劃顯示出，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創建成為洛克菲勒基金會全球推進的一個新標志，它是如此重要（和昂貴），需考慮為其揭幕典禮召開一個大型國際醫學會議。小洛克菲勒從計劃北京協和醫學院一開始就深深涉入，他要親自出席揭幕典禮不足為奇。

然而，橫跨美國和太平洋的三周之旅成了三個月，這即便對經常旅行的洛克菲勒家庭也是一趟重要的國際遠征——他要出席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揭幕典禮。

即使對于一位如此卓著的紐約公民，此次亞洲之旅也非同尋常，《紐約時報》因此在旅行開始的三個月之前就報道了旅行的計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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