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20世紀40年代起，雄激素剝奪治療（ADT）一直是前列腺癌的標準治療方案，有研究表明，ADT單藥治療時，維持睪酮低水平與療效相關，較低水平可能預示更好預后。但在新型內分泌治療聯合ADT時代，維持低睪酮水平（<20 ng/dl）的臨床意義尚不明確。

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朱耀教授發表了一篇題為《Lower Testosterone level and metastases-free survival in nmCRPC patients treated with novel antiandrogens: A post-hoc analysis of SPARTAN and ARAMIS》的文章，旨在探索維持較低睪酮水平與非轉移性去勢抵抗性前列腺癌（nmCRPC）患者預后之間是否存在關聯。醫脈通特邀朱耀教授為我們詳細解讀該研究結果及其臨床意義。

研究背景

歐洲泌尿協會（EAU）指南以及美國前列腺癌會議的最新建議表明，建議將去勢閾值應設定為20 ng/dL。然而，目前的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NCCN）和美國泌尿外科協會（AUA）的指南仍建議去勢標準為50 ng/dL。目前尚不清楚維持較低睪酮水平與nmCRPC患者預后之間是否存在關聯。

研究方法

我們進行了基于兩項三期臨床試驗的回顧性分析（SPARTAN-NCT01946204，ARAMIS-NCT02200614）。接受當前推薦的一線治療方案（在SPARTAN中為ADT+阿帕魯胺，在ARAMIS中為ADT+達羅他胺）的患者，根據治療期間的血清睪酮維持水平被分為兩組：低于20 ng/dL組和高于20 ng/dL組。研究終點為評估無轉移生存期（MFS）。采用逆概率治療加權法平衡患者的基線特征。通過Kaplan-Meier分析、多變量Cox回歸模型以及將睪酮水平作為時間依賴性協變量的Cox模型，研究血清睪酮維持水平對無轉移生存期的影響。

研究結果

在應用逆概率治療加權法后，低睪酮組和高睪酮組的基線特征均衡良好。Kaplan-Meier分析表明，在兩個試驗中，血清睪酮水平與MFS之間沒有統計學顯著關聯。

圖1 Kaplan-Meier分析顯示，接受（A）阿帕魯胺+ADT治療的非轉移性去勢耐藥前列腺癌男性和（B）達羅他胺+ADT治療的nmCRPC（經過逆概率治療加權調整后）達到MFS的情況。

在多變量Cox回歸模型和時間依賴性Cox回歸模型中，血清睪酮水平與MFS之間的關系也沒有顯示出統計學顯著性，以低于20 ng/dL作為參考組（多變量Cox：SPARTAN HR，0.68 [95% CI，0.47-0.98；P < 0.05]，ARAMIS HR，0.83 [95% CI，0.57-1.20；P =0 .320]；時間依賴性Cox：SPARTAN HR， 0.84 [95% CI，0.68-1.04；P =0 .110]，ARAMIS HR，1.21 [95% CI，0.71-2.08；P =0 .480]），將睪酮水平設定為連續變量所獲得的結果相似。

表1 MFS的多變量Cox回歸分析（睪酮水平作為指標）

表2 MFS的時間依賴型 Cox 回歸分析

研究結論

在睪酮水平＜50 ng/dl的nmCRPC男性患者中，使用新型內分泌治療作為一線治療時，維持血睪酮水平≥20 ng/dl與較差的MFS無顯著相關性。此外，對于nmCRPC患者而言，維持睪酮水平＜20 ng/dl的預后價值也較為有限。因此，不建議此類患者進一步接受強化治療。

專家點評

在前列腺癌新型內分泌治療背景下，

重估睪酮水平監測價值

朱耀教授

在前列腺癌的診療過程中，雄激素水平與前列腺癌的發生和進展密切相關，內分泌治療正是基于對雄激素的調控來控制腫瘤的生長和進展。睪酮作為一種廣為人知的雄激素，常被用作檢測標志物，在前列腺癌的診療中一直備受關注。

然而，隨著醫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前列腺癌的內分泌治療也在不斷發展。從最初的睪丸切除或注射藥物以降低雄激素水平，到如今已經進化到第二代和第三代治療策略。這些新一代的治療手段主要通過抑制腫瘤細胞的雄激素受體來調控腫瘤細胞的生長和進展。這一領域的進步非常迅速，為前列腺癌患者的治療帶來了更多的選擇和希望。

我們提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在于：當前在前列腺癌的治療過程中，睪酮水平的高低是否對患者的治療效果和預后產生影響？同時，臨床上是否有必要在所有情況下常規監測睪酮水平？最終的研究數據顯示，在nmCRPC患者中，單純追求低睪酮水平并未對患者的療效、轉移情況或生存產生任何顯著影響。因此，在這一類患者接受新型內分泌治療藥物時，監測血液中的睪酮水平對患者的預后影響有限。

揭示睪酮水平監測局限性，

緩解前列腺癌患者內分泌治療焦慮

朱耀教授

在當前的臨床實踐中，針對雄激素受體的藥物種類繁多，例如恩扎盧胺、阿帕他胺、達羅他胺等。這些藥物均具有強大的作用機制，能夠直接作用于腫瘤細胞表面的雄激素受體。因此，在使用這些藥物時，通常無需依據血液循環中睪酮水平的高低來判斷藥物是否起效或其起效程度。換言之，當臨床中使用此類藥物時，睪酮水平的監測意義相對較小。

此外，我們還應避免因睪酮水平而產生的不必要的焦慮。例如，當患者使用上述藥物后，其睪酮水平處于20-50 ng/dl之間時，患者可能會誤以為睪酮水平低于20 ng/dl會更好，但實際上兩者并無差異。因此，患者應更多地關注前列腺特異性抗原（PSA）水平和影像學檢查結果，而非糾結于睪酮水平的細微變化，從而避免因睪酮水平而產生的無謂焦慮。

專家簡介

朱耀教授

• 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

• 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泌尿外科行政副主任、泌尿外科浦東院區負責人

• 中國抗癌協會青年理事會副理事長

• 中國臨床腫瘤學會前列腺癌專家委員會秘書長

• 上海東方英才計劃拔尖人才

• 上海市優秀學術帶頭人

• 上海高校特聘教授(東方學者)

• 上海市“醫苑新星”杰出青年醫學人才

• 全球睪丸腫瘤研究組(GTCSG)專家組成員

• Prostate Cancer and Prostatic Diseases編委、MDT Perspective專題負責人、國際泌尿資訊播客GUCast特約顧問

參考文獻

1.Xudong Ni,et al.J Urol. 2025 Mar 25:101097JU0000000000004545.

編輯：Lya

審校：朱耀教授

執行：Aur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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