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鄉村，出嫁的女性如何保障在村集體中的權益不受侵害？進城又返鄉的青年，能否獲得集體經濟分紅和收益？振興鄉村的新農人，能否真的融入鄉村？

2025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正式實施，新法明確規定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權益及救濟渠道。新京報記者采訪中國農業大學教授、農業與農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任大鵬，詳解新法制定的背景及實施后的影響。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任大鵬。受訪者供圖

集體財產權誰來行使？新法背后的需求

新京報：我國一直有集體經濟，但為何現在會制定這樣一部法律，背后有怎樣的需求？

任大鵬：農村集體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發展壯大農村經濟、促進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力量。制定和實施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是因為發展到今天的集體經濟，確實遇到了一系列問題，也產生了許多新的需求，而新法的制定和實施，滿足的就是這些新需求。第一，明確了農村集體財產的所有權行使主體，包括土地承包關系中的發包權，農村宅基地的分配權，農村“三資”的管理權等，根據本法規定，應當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行使。第二，明確了集體成員的認定條件和程序，多年來農村人口結構的不斷變化，諸如農民進城落戶、婦女出嫁、戶籍遷移、青年人返鄉創業等，都對成員身份認定帶來了挑戰，需要明確的法律依據。第三，明確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功能定位和發展路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特別法人，不同于一般的市場主體，在以集體所有的財產為基礎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時，如何在經營活動中既能適應市場需求，又能防止集體財產流失，迫切需要通過立法明確其主要經營方式。

新京報：隨著城市化進程走到下半程，鄉村的空心化問題，已經引發廣泛關注，這樣的情況下，一部法律對鄉村振興有怎樣的意義？

任大鵬：推進鄉村全面振興，需要相應的組織保障。組織振興，也是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實現組織振興，就需要鞏固農村基層黨組織，強化其對鄉村振興的全面領導，需要強化村民自治組織的功能，高效有序完善鄉村治理體系和公共服務體系，需要培育農民合作社和家庭農場，激發鄉村市場活力，也需要發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對集體資產的管理職能。概括而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的制定和實施。一是有助于完善鄉村振興的法治保障體系。二是有利于管好用好集體資產，防止集體資產流失，提高集體財產利用效率。三是可以有效維護農民的財產權益。四是有助于妥善解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其成員之間、成員相互之間的矛盾糾紛，促進鄉村善治。五是有利于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六是有利于鞏固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執政根基。

返鄉青年能重新落戶嗎？并非無條件接受

新京報：新法第十一條、第十八條中規定，戶籍曾經在農村但進城的人員，不因進城等原因而喪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是否意味著進城人口也可以將戶口遷回鄉村，重新成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

任大鵬：我不認為這種理解是正確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認定，與其享有的成員權益具有非常密切的聯系。實踐中，各地關于集體成員的認定標準不一，有的是按戶籍關系界定，有的是以土地承包關系確定，有的是以對集體的貢獻認定。法律第十一條規定的制度，明確了成員認定的三個基本條件。一是戶籍關系，二是穩定的權利義務關系，三是以集體土地等財產作為基本生活保障。這三個條件是相互依存的，其中的戶籍關系是成員身份認定的重要基礎，一般而言，戶籍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就可以享有承包本集體土地的權利，因而可以與集體經濟組織形成穩定的權利義務關系，也意味著其承包的土地等財產形成的收益可以作為其基本的生活保障。戶籍曾經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包括因各種原因諸如進城落戶等情形，其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應當依法保留。第十八條規定的內容，是關于成員身份保留的列舉式規定，即在法律規定的各類情形下，不得剝奪其依法享有的成員身份。這與進城之后，重新把戶籍遷回鄉村，或者失去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后，重新獲得身份，是不一樣的。

新京報：新法第十五條規定，不是本村成員，也可以經過一定程序享受部分權益，這一條也被解讀為給下鄉創業的人群創造了機會，是否如此？應該怎樣理解？

任大鵬：第十五條的規定，是對雖然不具備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但卻對集體做出貢獻的人的賦權性規定。因其不具備成員身份，不能享有集體成員才能享有的全部權利，但經成員大會依法同意，可以享有部分成員權利，包括依據其貢獻份額參與集體收益分配，享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提供的服務和福利，以及法律法規和章程規定的其他權利。對于返鄉入鄉創業的人群，可以依據第十五條的規定享有成員享有的部分權利，有助于鼓勵其以資金、技術、市場等優勢貢獻于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

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女性權益不容侵害

新京報：婦女權益是新法中備受關注的問題，在過去，女性在集體經濟組織中，存在哪些被歧視的現象？

任大鵬：我國始終高度重視農村婦女的權益保護，相關立法如農村土地承包法、婦女權益保障法，都對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和其他權益做出了相應規定。實踐中，個別地方出現的侵害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收益分配權等現象，在相關立法中都有明確規定。這些侵害農村婦女權益的現象，都與婦女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直接相關，為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做出相應規定，確立了維護婦女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權益的制度基礎，是非常必要的。比如第八條第三款，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不得以婦女未婚、結婚、離婚、喪偶、戶無男性等為由，侵害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各項權益。該法還進一步提出，確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時侵害婦女合法權益，導致社會公共利益受損的，檢察機關可以發出檢察建議或者依法提起公益訴訟。

新京報：過去，有一些地方通過村規民約規定，本村婦女一旦出嫁，就不再享有與本村其他村民同等的村集體經濟分配權益。也有一些地方，嫁入的女性也不享受同等權益，這是否意味著這些女性實際上不僅無法享受權益，甚至也無法獲得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

任大鵬：侵害農村婦女權益的現象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都是針對婦女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依法享有的權利，進行剝奪或者限制。所以這一次實施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第八條第三款，明確禁止侵害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各項權益，包括第十三條規定的所有十項成員權利。第五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則是在原有維護農村婦女權益的基礎上，賦予檢察機關提出檢察建議或者提起公益訴訟的職權，有助于農村婦女權益的多元化保護。

集體經濟究竟該怎么發展？法治是根基

新京報：我國集體經濟一直存在且經歷了多個發展階段，在過去，集體經濟也在發展，這一次制定和實施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的意義是什么？

任大鵬：確實，我國的農村集體經濟有著漫長的發展歷程，并逐步成為我國農村社會主義公有制實現的組織載體，并在不同歷史階段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在新時期，發展壯大新型集體經濟，離不開法治保障。而實踐中，也確實遇到了許多新的問題，比如集體經濟組織法律地位不明、成員邊界模糊、財產權屬不清，找不到與其組織屬性相適應的經營管理方式等問題，嚴重制約著集體經濟的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有助于破解這些困境，有助于實現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和集體成員的共同富裕。例如，法律的第三十六條明確了集體財產的范圍，第三十七條明確了集體經濟組織對財產的經營管理權，第四十一條規定了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多樣化途徑等。

新京報：集體經濟往往比較弱小，在大市場中生存更難，新法對集體經濟的發展進行全面的規定，這些規定中，是否會出現一些約束或制約集體經濟發展的問題？如二十六條最后一款，需由成員大會審議決定的重要事項，應當先經鄉鎮黨委、街道黨工委或者村黨組織研究討論。

任大鵬：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同于一般的市場主體，作為特別法人，其發展目標不是片面追求盈利能力的提高。法律第三條明確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主體，是健全鄉村治理體系、實現鄉村善治的重要力量，是提升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凝聚力、鞏固黨在農村執政根基的重要保障。這一組織功能定位，決定了其開展經營活動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必須確保集體財產保值增值，必須維護全體成員的合法權益。因此，法律的相關規定，不是限制集體經濟發展，而是要確保集體經濟的發展不偏離基本方向。同時，隨著國家對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高度重視，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對集體經濟組織有越來越多的政策傾斜，包括財政直接補助等。加強對財政補助資金使用情況的監督，是維護集體經濟組織全體成員利益，防止違規使用財政補助資金，尤其是防止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等相關人員貪腐的必然要求。

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難？發揮優勢是重點

新京報：近年來，集體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往往會遇到一些普遍的問題，比如用地的困境、融資的困境、人才的困境等，新法在這些方面是否有破解難題的途徑？

任大鵬：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從四十九條到五十五條，分別從財政直接補助、稅收優惠、信貸支持以及建設用地、人才培養、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專章規定了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扶持措施，這些措施在解決集體經濟發展的瓶頸性問題方面，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可以有效助推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從實踐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不平衡，普遍存在產業基礎薄弱，資源整合難度大，市場對接能力不強等突出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一是各地方要針對本地實際完善對集體經濟的政策支持體系，二是要提升集體經濟自我發展的能力，三是要堅持因地制宜探索本集體經濟組織的發展路徑。客觀地講，與其他市場主體比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具有一定的組織優勢，也存在著相應的組織劣勢，因此需要通過投資入股興辦公司等方式，與其他市場主體進行合作等，實現共贏發展。

新京報：近年來，合作社、集體企業等新的經濟體發展較快，但并不是每個地方都有合適的經營機構，沒有這些經營機構的鄉村，如何發展集體經濟？

任大鵬：基于歷史原因，一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健全，需要由村民自治組織代行其職能。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實施后，未設立集體經濟組織的，也必須由相應組織代行諸如發包農村土地、審核宅基地使用權、使用財政補助資金、參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集體財產的管理職能，而基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村民自治組織在地域邊界、成員邊界上的高度重疊，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是最適宜的代行職能的組織。事實上，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已經為村民自治組織代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有了相應規定，其第八條第二款規定，村民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管理本村屬于村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引導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同時規定，村民委員會應當尊重并支持集體經濟組織依法獨立進行經濟活動的自主權，維護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保障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承包經營戶、關聯戶或者合伙的合法財產權和其他合法權益。因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實施后，已經設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相關職能應當移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獨立行使，未設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由村民自治組織繼續代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

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