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個案例勝過一打文件。”案例是人民法院的重要“法治產品”。權威、規范的案例能夠統一法律適用標準、提高辦案質效、增強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獲得感。為此，本刊自2024年第21期起推出“中國審判|實踐案例”欄目，展現習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國司法審判中的具體實踐，期待通過記錄與見證，助推、引領各級法院深入踐行習近平法治思想，促進公正高效司法，服務“抓前端、治未病”，引領社會矛盾糾紛源頭預防化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服務法治中國建設。

中國審判 | 實踐案例

文 |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 覃波 徐婷

文章摘要

近年來，在侵犯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犯罪案中，復制網絡游戲作品，經營“山寨”版手機終端網絡游戲（以下簡稱“手游”）非法牟利的案件明顯增多。此類案件的盜版侵權數據大部分儲存在服務器或“云”端，采用違法獲利途徑與盜版游戲網站經營公司賬戶分離方式躲避偵查。

在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案例“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科技公司’）、黃某侵犯著作權案”【（2018）京0108刑初1932號，入庫編號：2023-09-1-160-001】中，被害單位北京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網絡科技公司”）系集研發與運營于一體的知名“手游”公司，涉案游戲亦為知名“手游”，受眾廣泛。侵權方的盜版行為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本案的審理主要采取對第三方平臺為被告單位銷售用于啟動游戲的虛擬貨幣的收入來認定其犯罪數額，充分運用了新類型電子商務支付平臺數據及“手游”營銷模式的新特點，對此類新型犯罪的電子證據進行梳理和評判，確立了通過第三方平臺數據印證涉案犯罪情節的規則，為打擊此類故意躲避偵查的新類型犯罪樹立了典范。

基本案情

被告人黃某作為被告單位經營管理者，自2016年起，伙同他人未經著作權人某網絡科技公司許可，通過其經營管理的被告單位運營與某網絡科技公司享有著作權的“甲麻將”游戲源代碼具有高度同一性的“乙麻將”游戲，并通過代理人員銷售用于啟動游戲的虛擬貨幣的方式，為被告單位進行非法營利，非法經營數額達16萬余元。2017年12月16日，黃某被抓獲。在法院審理期間，被告單位退繳贓款16萬余元。

公訴機關認為，被告單位某科技公司、被告人黃某的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條、第三十一條，已構成侵犯著作權罪，提請人民法院依法懲處。

被告單位辯護人辯稱，某科技公司沒有實際盈利，系初犯，愿意退繳違法經營所得，認罪、悔罪態度較好，提請從寬處理。被告人黃某對起訴書指控的事實和罪名沒有提出異議，其辯護人辯稱，黃某沒有給被害單位造成實際損失，犯罪情節較輕，且系初犯，到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認罪、悔罪態度較好，提請從寬處罰。

裁判結果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認為，被告單位及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被告人黃某以營利為目的，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發行他人享有著作權的計算機軟件，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侵犯著作權罪，應予懲處。被告單位某科技公司、被告人黃某犯有侵犯著作權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鑒于黃某到案后及在庭審中能如實供認自己的基本罪行，被告單位及被告人認罪、悔罪態度較好，且被告單位積極退繳違法所得，法院對被告單位及被告人黃某依法從輕處罰。本案審理中主要采取對第三方平臺為被告公司銷售用于啟動游戲的虛擬貨幣的收入來認定被告單位的犯罪數額。

海淀法院作出判決：被告單位犯侵犯著作權罪，判處罰金20萬元；被告人黃某犯侵犯著作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罰金人民幣10萬元。宣判后，被告單位和被告人未提出上訴，一審判決已生效。

啟示意義

從著作權保護角度而言，“手游”作為一種娛樂消費型計算機軟件，本質上屬于一種計算機軟件作品。因此，在對侵犯“手游”著作權的違法犯罪行為進行評判時，應立足于侵犯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犯罪構成的本質特征，同時兼顧“手游”的特征。

侵犯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犯罪的入罪要件包括主客觀兩方面。主觀方面，裁判者要重點審查犯罪行為人明知和營利目的的證據；客觀方面，裁判者要重點審查侵權行為內容和侵權嚴重程度的證據。在涉盜版“手游”案件中，盜版游戲網站（多以App形式存在）運營者較之第三方鏈接、分發、共享平臺運營者或管理者，以及私自上傳、轉發的個體網民而言，其主觀明知和營利目的更顯而易見，因此，主觀要件方面并沒有太多爭議，收集和認定相關證據一般不存在困難。作為盜版“手游”網站的運營公司及管理者，與正版“手游”公司存在最直接的競爭關系，顯然知悉正版游戲的權屬、知名度及市場占有度，故只要有證據能證明盜版游戲網站具有“盜版性”和“營利性”，公司管理者負責公司實際經營，則基本可以認定管理者主觀上的明知和非法營利的目的。本案被告人黃某辯稱對公司運營盜版游戲不知情，系公司下屬私下所為。但有多名其公司職員的證言均證明其全面負責公司經營管理，對運營盜版游戲相關事項不僅知情，且有指使、組織行為，重要事項須經其審批同意。故其該辯解在后期偵辦工作中不攻自破。因此，實務中盜版“手游”網站的入罪審查關鍵點和難點更多體現在客觀方面。

一是對“盜版性”的認定，確定其運營的“手游”與正版“手游”軟件具有實質上的同一性。現實中的盜版“手游”為逃避罪責大多采取一定偽裝或掩飾措施，對游戲名稱、App標志、界面色彩、角色形象、裝備形狀等特征“改頭換面”，與正版“手游”完全一樣的情況較少。本案中被告單位運營的“手游”對正版游戲進行了名稱和外觀上的簡單篡改。所以，不僅需要對兩個版本的游戲規則、情節、結構等表現內容進行對比評判，更重要的是對兩個版本的游戲程序進行同一性鑒定，尤其是涉及游戲程序源代碼的比對。同一性鑒定報告由司法機關委托相關鑒定機構依法作出。報告中會顯示具體相同比例的數據。相同比例數越高，說明抄襲程度越高。當然，“盜版性”不能簡單地以比例數來判定，有時還必須進行“獨創性”的實質評價。獨立創作部分必須較已公開同類軟件具有實質價值的創新性，而不是僅作細枝末節修改。因此，必須注意對盜版“手游”網站的游戲界面數據、服務器運行程序源代碼及行為人掌控的盜版程序源代碼、運行維護數據等電子證據進行收集和固定。案發后，本案被告人為逃避追查，指使有關人員將盜版網站服務器的硬盤拆卸后隱匿，并修改游戲源代碼，制造與正版游戲程序不同的假象。后公安機關在藏匿地將正在被修改的盜版程序源代碼等電子證據起獲。經與正版游戲程序進行比對鑒定，顯示前端程序同一性為85.83%，服務端程序同一性為78.04%。雖然比例未達到90%以上，但從相同部分所占游戲的主體地位和作用，同時結合該盜版游戲界面及相關證人證言等證據，可以判定其與正版游戲程序具有實質上的同一性，屬于盜版游戲。

二是對侵權“行為內容”的認定。涉計算機軟件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法定侵權行為是“復制發行”。根據相關司法解釋，復制發行行為包括單純的復制行為或發行行為，也包括既復制又發行的行為，還包括通過信息網絡傳播的行為。開設運營盜版“手游”網站，不僅需要將盜版游戲程序架設到服務器，更需要通過網絡將游戲作品傳播，復制行為與發行行為均必不可少。雖然未徹底查清本案的盜版游戲程序源代碼來源，但被告單位利用盜版程序開設盜版游戲網站，并在網上運營的犯罪行為是證據確鑿的。網站經營者提出不知道盜版游戲來源的辯解，不影響對其復制發行行為的認定。

三是對侵權“嚴重程度”的認定。根據《刑法》，侵犯他人著作權，只有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才構成犯罪。根據相關司法解釋，違法所得數額在3萬元以上的，屬于違法所得數額較大。通過信息網絡傳播侵權作品，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元以上，或者傳播他人作品數量合計500件（部）以上，或者實際被點擊數達5萬次以上，或者注冊會員達1000人以上，或者具有前四項中兩項以上、標準一半以上，或者有其他相當情節情形的，屬于“其他嚴重情節”。違法所得是指行為人通過違法犯罪獲得的非法收益，即盜版網站的經營收入扣除非法經營成本所得的利潤。作為入罪的違法所得，應當指經營盜版網站主體的整體犯罪所得，即被告公司經營涉案盜版“手游”的非法收益，而不是具體某個個人的違法所得。有些公司領導和職員辯稱運營盜版游戲是公司行為，所得收益均歸公司所得，其個人只是領取正常工資，沒有從中專門獲得提成或分紅，也沒有其他非法所得，或者辯稱個人所得工資收益甚微，未達到數額較大的程度。這些辯解均系反映個人在整體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參與程度，不能作為否定其參與犯罪的有效抗辯。運營盜版“手游”網站，與傳統的銷售盜版軟件光盤、發行盜版書籍，以及在線傳播盜版影視作品等侵權犯罪不同，無法從作品數量、點擊數進行犯罪情節的評判和認定，一般只能從違法所得、非法經營數額、注冊會員數量及社會影響、危害等其他情節進行入罪證據的收集和認定。本案被告為逃避追查，在案發時即將公司大部分財務賬目及公司經營管理資料銷毀或藏匿，并將服務器中有關賬戶信息、客戶資料、運營數據等電子數據刪除。而被告單位除了運營涉案盜版“手游”網站外，還有其他一些游戲項目和經營業務，公司銀行賬戶收入并不都是經營涉案盜版“手游”所得。偵查機關很難從其公司銀行賬戶流水等證據中直接查明其經營盜版“手游”的違法所得、非法經營數額或已注冊游戲玩家數量。這使本案的偵辦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后偵查中發現，涉案盜版“手游”網站除了靠游戲玩家充值、銷售游戲幣作為網站收入外，還通過第三方平臺銷售游戲中的禮品、裝備等虛擬財產。第三方平臺的結算流水和數據資料是明確可查的，而且結算項目和對象特定。這給偵辦工作找到了突破口，也給偵查人員帶來一定疑慮。一方面，在傳統偵辦案件中，主要對涉案單位財務賬戶進行審查，本案中要向第三方平臺取證，需排查所有涉案游戲中的第三方平臺，同時還需要對雙方是否存在共謀或牽連，雙方往來資金與涉案游戲的對應性進行逐一審查，可能涉及專業審計等司法成本投入問題。另一方面，涉案游戲的虛擬財產是否屬于財物，對游戲虛擬財產銷售收入是屬于侵犯著作權的直接違法所得，還是屬于游戲經營收入一部分，這些問題需要司法者深入思考。實際上，雖然尚無法律明確將網絡游戲中的虛擬財產界定為“財產”，但游戲玩家將網絡游戲中的虛擬財產進行現實貨幣或財物交易并未被法律所禁止，甚至已形成一種網絡游戲衍生市場。

對此，司法者必須轉變理念和辦案思路。雖然網絡游戲中的虛擬財產不是游戲網站經營的主要收入，但同樣屬于游戲消費規則設計中可使經營者直接獲得經濟收益的組成部分，當然應計入網站經營數額。因為盜版游戲網站既要為網站經營維護支出成本，又要支付委托第三方平臺的費用等。因此，第三方平臺代收的收入只能算是盜版游戲網站經營數額的一部分，不應直接認定為違法所得。從全案情況看，本案被告運營涉案盜版“手游”的非法經營數額肯定遠遠大于從第三方平臺代收的收入。但是，由于其他非法經營數額因客觀情況，相關證據無法調取核實，不能僅憑主觀推測進行臆斷，則必須本著存疑有利于被告的謹慎原則，僅對有證據查實部分進行認定評判。當然，違法所得、經營數額的情況只是評判涉案侵權行為嚴重程度的部分內容。本案被告人經營盜版網站的時間、涉案人數、游戲受眾面、給權利人造成的損失和影響，以及案發后銷毀相關罪證、逃避法律追查等情況，同樣應作為評判其犯罪情節嚴重程度的重要內容。最終，法院對被告單位和被告人定罪量刑，尤其是判處罰金刑時，除以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數額外，還要充分考慮上述多方面情節。

涉網絡游戲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無論是在犯罪形式、犯罪手段和犯罪結果方面，還是在涉及民事權屬、刑民法律交叉、技術專業知識等方面，都與傳統刑事犯罪，甚至與傳統的涉實體作品的侵犯著作權犯罪有著較大區別。在辦理相關案件中，不能再局限于傳統辦案思維和方法。

首先，應與時俱進，及時了解新興技術及相關行業動向。司法者要及時了解游戲形式、內容和技術上的更新變化，否則有可能對其性質和定位產生錯誤認識，案件圍繞的基本對象認識錯誤，整個案件判定方向就很難保證正確。

其次，應兼容并蓄，盡量擴展自己的知識儲備。與其他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一樣，盜版網絡游戲犯罪絕非只涉及單純的刑事法律知識，還涉及軟件作品的定性、分類、數量、權屬、權利內容、授權范圍、權利轉讓等民商事法律知識，同時還涉及計算機程序、網絡連接等專業技術知識。如果不掌握這些知識，案件辦理極易脫離客觀實際。

最后，在掌握立法宗旨的前提下，結合具體實際情況解釋和適用法律。作為司法者，必須深入理解立法精神、本意和宗旨，因地制宜地解釋和適用法律。如對于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入罪情節，不能僅局限于傳統的犯罪數額單一角度，更不能簡單僵化地以“500部以上”和“經營數額5萬元以上”作為立案、追訴和定罪的唯一評判點，將法定的情節犯罪名辦成了一個數額犯罪名。在辦理涉網絡游戲案件中更是如此，侵權行為的情節嚴重性完全可以從其他角度著手，不要讓僵化的思維禁錮住司法者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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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審判》雜志2025年第7期

中國審判新聞半月刊·總第365期

編輯/孫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