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I Broke Up with New York

大多數人接受這座城市的喧囂混亂，將其視為追求豐富多彩生活所付出的代價。而我花了幾十年才意識到，我可以走自己的路。

本文即將發表于2025年5月12日與19日合刊的《紐約客》雜志。作者簡介：莉娜·鄧納姆（Lena Dunham）是一位獲得過艾美獎提名的編劇、演員兼導演。她是網飛（Netflix）劇集《太過頭》的創作者，也是散文集《不是那種女孩》的作者。

2025年5月5日

插圖：托米·烏姆

我無法告訴你紐約于我而言是從何時開始的，只知道我的人生始于紐約。在我出生前的那幾個月里，就有許多故事發生，那時我還安穩地待在媽媽的肚子里，就像約納·施密爾店里待售的油炸餡餅。九月，媽媽懷孕的頭三個月，這座城市遭遇了一場酷熱的熱浪，沒有空調的室內讓人難以忍受，你必須不停地走動才能制造出一絲微風。媽媽記得她當時想，自 “山姆的夏天” 以來，紐約還沒有這么瘋狂過，炎熱給日常的交流互動增添了幾分歇斯底里的意味。有一天，她繞著街區走時，在百老匯大道和休斯敦街的拐角處遇到了一個同樣滿頭大汗、暈頭轉向的朋友，朋友告訴她，雕塑家卡爾·安德烈前一晚被指控將他的妻子——古巴出生的杰出藝術家安娜·門迭塔——從窗戶推了下去。盡管天氣炎熱，媽媽還是轉身回家了。

我記得有人跟我講過另外一件事，在我預產期前幾周，我的父母去林肯廣場看電影，別人吃的黃油爆米花的味道讓媽媽感到非常惡心，以至于她看到一半就不得不離開了。之后，在地鐵上，我的父親——他常常被指責只顧自己往前沖，很少顧及同行的人——就在車門關閉前瘋狂地沖出了車廂，把媽媽留在了車上?！拔噎h顧四周，發現所有人都在笑，” 她回憶道。她也跟著笑了起來，只是為了裝作自己也明白這個笑話。但隨后，當火車開始駛離時，她把手放在她和父親之間的玻璃上，突然哭了起來。現在想來，這兩個故事都算不上浪漫。它們講述的是在一座城市里生活的艱辛，在這里，我們像被困在電梯里的上班族一樣被擠壓著，被逼得有些瘋狂。

我從醫院回到了位于百老匯王子街和斯普林街之間的一間閣樓。那時，媽媽已經在那里住了將近15年。那是我的第一個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那也曾是她的家。她剛從藝術學校畢業就搬了進去，當時的房東對他那些 “波西米亞風” 的租客非常不友好，經常關掉暖氣和水，所以那棟樓就變成了一個美化版的露營地。對于那些只知道如今蘇豪區模樣的人來說，很難向他們傳達即使到了80年代末，在那里生活也是多么的不同。寬闊、空曠的街道上，垃圾堆積在路邊，在我的記憶中，那里是一片灰色的工業荒地，根據時間的不同，它要么讓人聯想到《紐約黑幫》，要么讓人聯想到《銀翼殺手》。一代藝術家開始在這個地區定居，許多人都在反抗現狀，并且自愿選擇不要孩子。那些當了父母的人仍然生活在伊坦·帕茨案的余波中，伊坦·帕茨是一個漂亮的金發男孩，就住在幾個街區之外，有一天早上他出發去坐校車，卻再也沒有回來。大約在那個時候，當地的幼兒園游戲小組開始使用一種新的裝置帶蹣跚學步的孩子去公園——一根繩子，上面為每個孩子都系著一只連指手套，形成了一個臨時的集體牽引繩。

沒過多久，我就成長為這座城市有史以來可能最不適應環境的本地人。所有優秀的紐約人都知道，要在這座城市生活并愛上它，需要有一定的勇氣——你必須時刻準備好，在瞬間做出反應，從人群中擠過去，大聲喊出你的咖啡訂單，沖過去搶占最后一個地鐵座位或唯一一輛正在載客的出租車。你必須對新阿姆斯特丹（紐約舊稱）新的一天里不斷出現的意外情況毫不驚訝。而且你必須愛上這一切，即使你裝作不愛。我的父母都在離城市足夠遠的地方長大，他們的童年可以說是田園牧歌式的，但又離得足夠近，以至于曼哈頓對他們有著強大的吸引力。來到紐約是他們自我決定的終極體現，在這里，他們可以擺脫對自己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的先入之見，在藝術家和實驗思想家中間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在這座城市肥沃的土壤中播下他們的種子。如果我們繼續用植物來比喻的話，我更像是一個被一個興奮的三年級小學生塞進一杯泥土里的牛油果核，然后這個小學生又忘了給它澆水。我實際上從未真正發芽成長。

作為他們所接納的這座城市的虔誠公民，我的父母本應該為他們養育出的我感到羞愧。首先，我討厭地鐵——討厭它的噪音、氣味，討厭你規劃好的任何路線，第二天不可避免地總會出現新的障礙。三年級時，我最好的朋友伊莎貝爾——一個勇敢、活潑的孩子，我羨慕她天生的獨立——在乘坐地鐵車廂時，一枚炸彈爆炸了。她描述說，在隨后的混亂中，她被她的祖母匆匆帶離現場，她的祖母是一位迷人的女士，有著一頭金色的卷發，她叫她 “達米”，當時受傷的通勤者躺在他們周圍。伊莎貝爾似乎毫不在意，幾周后就又回到了2/3號線，而我仍然站在地鐵站口，傷心欲絕，懇求著要回去。

步行在城市中穿行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討厭運河街上腐爛的魚腥味，我們去伊莎貝爾家時，我會把鼻子埋在媽媽的褲子上。我也討厭中央公園——盡管我們很少去——因為在一次班級旅行中，我看到一只生病的鴿子，在它生命的最后時刻掙扎著，坐在看起來像是它自己內臟堆成的巢上。我立刻在草莓地附近的灌木叢里吐了出來。我喜歡湯普森街和斯普林街的當地公園，直到有一天，我走進兒童游樂設施上的一個塑料管道，發現里面有一個光頭男人趴在地上，伸出手向我這邊摸來。我討厭圣馬克廣場，因為我曾看到一個英俊的年輕人睡在門階上，脖子上還插著一根針；我討厭第十六街和第三大道——不巧的是，我學校就在那個街區——因為我曾遇到一位穿著駝色大衣、衣冠楚楚的老先生，他熱情地微笑著，然后開始抽搐，突然說出一連串令人震驚的臟話，之后他又笑了笑，繼續往前走。我討厭我們家的前門，因為有一天早上我們出門上學時，發現有人正脫下褲子準備在那里大便。

你可能已經察覺到了一個規律。每一個我看到讓我不安的事情或人的地方，都被我永遠地列為可疑之地。而且，在朱利安尼執政前的曼哈頓，如果你不能回到那些隨機發生混亂的地方，那你幾乎什么都做不了。對很多人來說，紐約似乎打開了一扇通往他們一直覺得自己應該過的那種豐富多彩生活的大門。對我來說，這座城市卻越來越壓抑，直到我覺得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我們公寓后面我那張閣樓床上，我埋頭看書，窗外街道上傳來的微弱聲音就像一臺白噪音機，偶爾還會有人大喊：“讓開，混蛋！” 即使在家里，也沒有絕對的安全保障。那次有人在門口大便事件發生幾個月后，媽媽按響了直接通向我們客廳的電梯，結果發現一個穿著芭蕾舞裙、涂著口紅卻神志不清的人走進了我們家?！拔蚁肽阕咤e地方了，” 媽媽平靜地一遍又一遍說道，她的聲音低沉而有力，那個人最終平安無事地離開了。但在那之后的幾個月里，每當我聽到電梯費力啟動的聲音時，我都會嚇得僵?。何乙苍谝粋€錯誤的地方。

這一切似乎都暗示著我對這座城市有某種更深層次的評判——我認為它肆意妄為、缺乏監管，就像博斯（荷蘭畫家，作品多描繪罪惡與人類墮落）畫作中那種扭曲混亂的場景，讓人仿佛置身于 “威利在哪里”（尋找隱藏人物的游戲）的情境中。但我會一直為紐約辯護，反駁這些指責——畢竟，除了我，沒人能說我 “母親” 的壞話。問題不在于紐約人會在公共場合盯著人看、嘲笑、咒罵和隨地大小便。問題在于這座城市混亂無序的狀態不適合一個長期生病、有強迫癥傾向，而且天生不會在過馬路時左右看的孩子。

我花了很多年才明白，大多數人把紐約的混亂當作某種代價，為了能隨時享受到這座城市提供的各種樂趣，這是一個小小的代價——那些說 “午夜之后不會有好事發生” 的人肯定沒在紐約生活過。但任何一個愛上這座城市的人都知道，為了維持與它的關系，他們會接受無數的不如意——狹小的公寓、麻煩的鄰居、要換乘兩趟火車和一趟公交車才能回家、上夜班。有多少好萊塢電影的情節大致都圍繞著這樣一個主題：主人公會不惜一切代價，絕不想被送回郊區。然而，是我的父母選擇了那樣的情節；我只是他們選擇的結果。

我已故的祖母——我最主要的知己，我把她在康涅狄格州鄉下的家視為寧靜的巔峰——有時會搖搖頭，讓我的父母把我帶出這座城市。“這里不適合孩子待，” 每當我父母離開房間時，她都會小聲對我說，還提到我 “神經太脆弱”。但我的父親，她的兒子，對他的家鄉老萊姆也有同樣的感覺，那里非常封閉，附近漢堡社區的幾乎每一家企業都由親戚經營。最近，在祖母去世25周年之際，我們回到那里去她的墓地祭拜。和她葬在一起的還有她的幾位姑姑，她們的名字——苔絲、黑茲爾、露絲、格蕾絲、海倫、瑪格麗特——透露出一種良好的新教徒的安穩感。我們在那個小鎮待的時間越長，父親的肩膀就越縮著，他像個小男孩一樣拖著步子走著?！澳愀緹o法想象這個地方給人的感覺有多狹小，” 他告訴我?！拔覠o論看向哪里，都會面對一段回憶?！?/p>

不知怎的，他從未想過我對紐約可能也有著類似的復雜感受。我成長過程中可能沒有一群刻板的共和黨親戚，他們的后代還擁有當地的斯巴魯汽車經銷店，但成長是每個人都必須經歷的少數幾件事之一。我父親的家人很困惑，為什么有人會想離開漢堡那個田園般的世界。而我的家人似乎不明白，除了把紐約當作宇宙的中心，還能把它看作什么。

我喜歡在祖母家度過時光，因為她的生活節奏很慢。去雜貨店買半磅倫敦烤肉就算得上是一次重要的外出活動了。我們并排坐著看書，郵件來了就打開看看，五點鐘休息一下，吃點花生，喝點奎寧水，晚上八點前我就會安穩地鉆進被窩。相比之下，在城市里，我媽媽一天可以安排十到十一次不同的外出活動；或者相反，她會花幾個小時在世紀21折扣百貨公司的各個樓層閑逛，在公共試衣間里無休止地聊天（這也是我不喜歡的另一個地方，因為我曾看到一個女人為了一件打折的維多利亞的秘密睡衣而用肘部猛擊另一個女人的臉）。我媽媽和她的姐妹們——這些猶太女孩與世界上的那些瑪格麗特們、黑茲爾們和苔絲們處于截然不同的另一端——活著就是為了忙碌。我清楚地記得媽媽曾說過：“我喜歡曼哈頓的一點是，如果你真的想，你總能在二十分鐘內從這頭走到那頭?！保▏栏駚碚f，這并不正確，我怪她這句話讓我一生都無法正確判斷通勤時間。）

我的姑姑蘇珊曾經這樣評價我的媽媽：“勞里是個‘來自’女孩——熏鮭魚來自一個地方，百吉餅來自另一個地方，鮮花又來自別的地方。” 知道如何從這座城市獲得最好的東西——從打折的莫羅·伯拉尼克（Manolo Blahnik）高跟鞋到復古紐扣，再到十美元的吹發造型——這讓媽媽有一種國際象棋大師用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走法難倒對手的滿足感。但成為一個 “來自” 女孩不僅僅是關于商品的來源；它還意味著生活節奏如此之快，以至于你的內心世界永遠無法真正跟上你的步伐。在媽媽的紐約，我不禁覺得自己就像一本兒童讀物里的角色，比如說，一只樹懶必須和人類的孩子一起上學，還得煞費苦心地戴著眼鏡、穿著開襟羊毛衫來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對家門外世界的不適，我在四年級時就開始接受心理治療，到了初中就開始服用抗焦慮藥物。我會偷偷地去看精神科醫生，以免同學們猜出我的情況，但即便如此，我還是被貼上了 “有問題的孩子” 這個模糊而可怕的標簽。我確信存在另一種現實，在那里我可以變得 “正常”，存在某個我可以大放異彩的理想世界。在那個人生階段，我理想的世界是《伊洛伊斯》（Eloise）里的世界，這是凱·湯普森的一本經典著作，講述了一個六歲女孩的故事——一個古怪的角色，頭發亂蓬蓬的，還有個圓滾滾的肚子，也就是和我長得很像的名人形象——她基本上無人監管地住在廣場酒店。在這本書的第二頁，伊洛伊斯宣稱：“我是一個城市孩子 / 我住在廣場酒店。” 但這個城市孩子似乎從來沒有走出過酒店：她需要的一切人和物都存在于酒店的圍墻之內，而她就是這里任性的公主。

經過多年的懇求，我說服了父親帶我去廣場酒店親身體驗一番。那是我十二歲的生日，我在學校里非常不受歡迎，所以，作為其他女孩舉辦的睡衣派對的替代品，我們父女倆在酒店較低樓層的一個雙人房間里過了一夜。那時，這家酒店已經易主到了伊凡娜·特朗普的手里，她進行了一場奢華的翻新，而書里希拉里·奈特生動描繪的那種低調的魅力在這個空間里已經很難辨認了。我點了伊洛伊斯常吃的牛里脊，但菜單上沒有，于是我們吃了烤奶酪三明治，看了電影《造雨人》，而且我還流了鼻血。

在 “9·11” 事件后的幾個月里，我的父母曾短暫地考慮過把我們搬出紐約。就像那段漫長的 “事后” 時期里的每個人一樣，他們被那場災難的破壞程度震驚了，也不確定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我們擠進車里，開車去康涅狄格州西北部一條鄉間公路上看一處出租房。我參觀了豪薩托尼山谷地區高中，最后還偷看了一下農業中心，在那里我夢想著用奶瓶喂小山羊，然后在畜牧比賽中贏得獎杯。“我覺得我們在這里可以過上美好的生活，” 我一遍又一遍地說，充滿了安妮特·貝寧在電影《美國麗人》中飾演的角色那種勁頭，不停地喊著：“我今天就要把這房子賣出去！” 但很明顯，盡管媽媽可能為家人擔心，但她無法離開她的 “愛人”：紐約。說真的，我還能期待什么呢？就是這個女人，在我們搬到布魯克林時，還想多付錢保留她的212區號。她可真是個 “來自” 女孩。

紐約和我曾有過一段短暫的時光，似乎我們終究還是有可能相愛的。當然，那是在男孩們真正走進我的生活的時候。我從大學（在俄亥俄州的玉米地里，如果想讓孩子回來后對紐約有新的認識，那是個送孩子去的好地方）回來后，才剛剛擺脫了一些恐懼，開始認真地約會。我發現自己穿著及膝長靴，涂著紅色口紅，在勒德洛街的一家酒吧里等待，雖然滿心期待但又做好了被狠狠失望的準備；在唐人街的地下室里跟著那些后來還未被封殺的男歌手的音樂跳舞；躺在弗拉特布什區一間被洗劫一空的合租房里，滿心期待地顫抖著（或者也許只是因為冷而顫抖）。我在公園坡的邊緣陷入了熱戀，站在地面上的地鐵站臺上（比地下的那種要好得多），穿著一件前一天晚上還覺得很完美的裙子，但在耀眼的陽光下，它的荒謬之處顯露無遺。我在卡萊爾酒店的貝梅爾曼斯酒吧里墜入愛河，又在布魯克林高地的長廊上再次陷入愛河，還有一次是在城市島吃炸蛤蜊的時候。我看著P.S.1藝術中心的一件裝置作品，強忍著單戀的痛苦，心想是不是每個藝術家都有過這樣的感受，以及這是不是藝術家創作的原因——為了留住那種感覺，或者也許是為了報復。

就在這段時間里，我以一部電視劇《都市女孩》（Girls）的形式，寫下了我自己與這座城市的故事，這部劇一共播了六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部劇在我遇到的每個人心目中，都讓我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紐約女孩。他們怎么會知道，在紐約，我感覺最安全的時候，要么是躲在被子里，要么是在攝影棚的強光下假裝成別人。我飾演的角色漢娜·霍瓦斯認為紐約是實現她所有夢想的關鍵——但值得注意的是，她是在密歇根州長大的。（無數的出租車司機——他們都像預言家一樣——告訴我，我看起來像是從別的地方來的，因為無論他們把我帶偏多遠，或者我有多趕時間，我總是喋喋不休地說著歡快的感謝的話，而且和其他紐約本地人不同，我沒有什么偏愛的路線。）漢娜是我對一個我從未真正生活過的地方的思鄉之情的一種表達，也表達了我希望能以一個假身份再次與紐約相遇的愿望。在這部劇的大結局中，她離開了紐約，勇敢地前往…… 紐約州北部，這個故事情節表明，在我看來，世界的其他地方仍然充滿了未知。我不是一個天生的紐約人，但我卻有著紐約人那種篤定，覺得真的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了。

在《都市女孩》完結幾年后，我三十出頭，深陷于一段心碎之中。如今我知道，這種心碎是成年那個階段的必修課，但在當時，我覺得那仿佛能終結我的人生，而且是我獨有的經歷。仿佛有某種更高的力量察覺到了我的需求，工作給了我離開的機會。我之前也曾短暫逃離過，但只是去了同樣讓人困擾的洛杉磯。而這次我要去更遠的地方，去探索威爾士那如精靈般神秘的世界。這趟旅程很適合我一直以來喜愛的那些勃朗特姐妹筆下的女主人公（至少我當時是這么想的，卻沒意識到約克郡的荒野和波伊斯郡的凱爾特雨林之間的差別——夏洛特、艾米莉和安妮很可能從未去過波伊斯郡。和我一樣，勃朗特姐妹也都喜歡待在家里）。在我看來，這次離開能給紐約和我一個機會，各自去接觸其他人，重新點燃我們對彼此的感情，然后意識到我們一直以來就是命中注定要在一起的。我們都知道，這樣的計劃對情侶來說通常結果如何。

一份工作接著一份工作。一年又一年過去了。威爾士的森林綠得不可思議，我只能拿電腦游戲《神秘島》里的場景來作比較。之后我又去了倫敦，倫敦那些與紐約不同卻又讓人安心的地方讓我感到驚訝。這座城市大到足以容納紐約的五個行政區，而且還有著讓我驚嘆不已的寬敞空間，街道如此寬闊，以至于兩旁的建筑仿佛都在為我讓路。三十年的城市記憶漸漸消散，就好像我醒來后發現系統升級了，損壞的文件也在這個過程中被刪除了。也許是因為這里一切都是全新的開始，事實上我在倫敦的街角從未因為任何事而痛苦尖叫過。但這感覺更像是一種神秘的體驗，就好像走進了一間我只在夢里見過的房子。“哎呀，你好啊，倫敦的莉娜?！?當我連續第三天答應出門時，一個朋友輕聲說道。在老家，我的名聲是一個癡迷工作的隱士，還對時代廣場上那些 “人體雕像” 表演者有著不合理的恐懼。而在這里，我行動自如，無論是在漢普斯特德荒野漫步，還是鉆進一輛黑色出租車，都會聽到司機粗聲粗氣地打招呼：“嘿！你要去哪兒？”

在紐約——這個世界上節奏最快的城市——日子過得像幾年那么漫長。而在倫敦，幾年的時間過得卻像幾天一樣快，就這樣，五年過去了，我意識到倫敦現在是我的家了，以至于我把蘇打水叫做 “氣泡水”，還能接受那些嘗起來像密封膠的百吉餅。即使倫敦人有時會讓我想起紐約人，這座城市也不會像紐約那樣讓我煩躁不安。最近的一個周末，一個喝醉的男人拉開拉鏈在我的門階上小便，他沒注意到我就藏在長得過于茂盛的常春藤后面。“走開，先生?！?我對他說。你走錯地方了。

疫情讓我離開了紐約近兩年，在我第一次回到紐約時，走出肯尼迪機場，加入機場出租車隊伍的那一刻，那種感覺如此強烈，我差點癱倒在地?；氐竭@座城市僅僅一天，就讓我氣喘吁吁、焦慮不安，感覺跟不上這里的節奏了。當我和朋友們計劃聚會時，我還會提議去那些已經關門多年的餐廳。從那以后，無論我回去過多少次，我都會發現自己像小時候一樣，焦慮地站在十字路口，不確定什么時候該邁出路邊，就好像試圖跳進一場跳繩游戲（跳雙繩）。但現在，那種格格不入的感覺是暫時的。我與這座城市長達三十年的、努力讓自己適應它的斗爭已經結束了。

瓊·狄迪恩在她的文章《向一切告別》中，講述了她自己決定離開紐約回到她的家鄉加利福尼亞的故事，她寫道，紐約最適合非常年輕的人。我的祖母說這里不適合孩子。我唯一確定的是，這里只是不適合我——至少，不是永遠適合我。而這也沒關系。有時候，在一段關系中，你努力展現出自己最好、最真實的一面，但對方看到的卻只有你的缺點。而且，這是一種最成熟的分手方式——一種我們仍然可以偶爾一起喝杯咖啡的分手方式。原來，我對紐約市的感覺，和許多紐約人對他們的故鄉的感覺是一樣的：它只是我出生的地方而已。 ?

說明：本號刊發來自各方的文章，是為了獲得更全面的信息，不代表本號支持文章中的觀點。由于微信公眾號每天只能推送一次，無法即時更新，因此，本站目前在騰訊新聞發布最新的文章，每天24小時不間斷隨時更新，請收藏以下地址（請完整復制），隨時刷新：

https://news.qq.com/omn/author/8QIf3nxc64AYuDfe4wc%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