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國啊，你說毛潤之當真愿意來臺敘舊？”1975年夏的臺北士林官邸，蔣介石半倚在藤椅上，目光穿過庭院里的榕樹蔭投向遠方。蔣經國放下手中茶盞： “父親，大陸那邊傳來的消息，周先生病情比您更重。”這段父子間看似尋常的對話，卻掀開了兩岸關系史上最富戲劇性的一頁——在生命倒計時的最后時光里，這對糾纏半生的對手竟試圖用特殊方式重啟對話。

臺灣問題的復雜程度遠超常人想象。自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海峽兩岸的較量就始終在軍事對抗與政治試探間搖擺。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的舉動，既讓臺灣獲得喘息之機，也把臺灣問題推入國際博弈的漩渦。毛澤東曾對彭德懷感慨： “老蔣現在是抱住了山姆大叔的大腿，我們得把這條腿慢慢抽出來。”這種戰略判斷直接影響了后來二十年間大陸的對臺策略。

有意思的是，蔣介石雖倚仗美國庇護，內心卻始終存著 “漢賊不兩立”的執念。1958年金門炮戰期間，他特意吩咐守軍將炮彈引信拆除，以免誤傷廈門百姓。這個細節被前線觀察員記在戰報里，周恩來閱后批注： “蔣公此舉，倒有幾分古風。”這種微妙的心態博弈，正是兩岸關系最吊詭之處。

章士釗先生的努力尤其值得大書特書。1973年5月，這位九旬老人拄著拐杖踏上赴港專列時，口袋里揣著周恩來親筆寫的 “臺灣工作六條意見”。在香港半島酒店，他與國民黨特使的對話堪稱經典： “貴黨總說三民主義，可知民生主義第三條講什么？”對方支吾之際，章老朗聲道： “平均地權！現在大陸土改完成二十多年了，你們在臺灣可有做到？”這番機鋒暗藏的對話，讓在場人士無不汗顏。

曹聚仁的穿針引線同樣功不可沒。這位曾被蔣介石欽點的 “御用記者”，六十年代頻繁往來港澳之間。有次他帶著大陸拍攝的奉化蔣家祖墳照片回臺，蔣介石盯著母親王采玉的墓碑照片看了足足十分鐘，突然對宋美齡說： “共產黨倒是守信之人。”不過當曹聚仁試探性地提出 “第三次國共合作”時，蔣又恢復冷臉： “此事容后再議。”這種反復無常的態度，恰恰暴露了其內心掙扎。

1975年春天的秘密邀約，實際上是多重因素促成的結果。當時大陸已恢復聯合國席位，中美關系解凍讓臺灣當局倍感壓力。蔣介石私人醫生熊丸曾記錄： “先生某夜突然驚醒，連說三遍'不能做民族罪人'。”幾乎與此同時，毛澤東在杭州召見鄧小平： “臺灣問題要準備兩手，硬的不能丟，軟的更要緊。”兩位老人雖未明言，卻都嗅到了歷史轉折的氣息。

當香港秘密渠道傳來蔣介石的訪問邀請時，中南海的決策層陷入了兩難。周恩來在病榻上對葉劍英分析： “蔣公這是想給后人留條路，可惜他自己時日無多。”毛澤東更是一語道破天機： “他是要借我的名頭鎮住臺獨勢力。”但彼時主席的肺病已發展到說整句話都困難的程度，那句 “讓小平同志代我去吧”的囑托，既透著英雄暮年的無奈，也暗含對未來的托付。

在陽明山某處秘密會客室，蔣經國聽完大陸回復后長嘆： “時不我與啊。”三個月后蔣介石溘然長逝，他至死不知道的是，毛澤東在病重期間曾吩咐機要秘書： “蔣某人的挽聯，要按傳統格式寫。”這種跨越生死的微妙敬意，恰似海峽涌動的暗流，見證著那段特殊歷史時期的復雜與深刻。鄧小平后來多次提及此事： “主席把這個未竟之愿交給我，就是要我們記住：臺灣問題終究是家里事，容不得外人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