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四大野戰軍中，第二野戰軍（劉鄧）、第三野戰軍（陳粟）、第四野戰軍（林羅）均形成了軍政雙領導的核心架構。

雖然這其中第三野戰軍（陳粟）是陳毅一人任司令員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員，但是日常工作分工其實還是粟裕負責軍事指揮，陳毅負責政治工作。

唯獨第一野戰軍（原西北野戰軍），這支部隊長期由彭德懷一人擔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總也因此一直沒有搭檔。

四大野戰軍，為何就彭總沒有搭檔呢？是中央不愿意配還是彭總不要？

02

我黨的人民軍隊自三灣改編后，就確立了“黨指揮槍”根本原則，也是人民軍隊保持戰斗力的根源。

此后從紅軍，到八路軍，再到解放軍，一直都保持著“軍事主官+政治委員”的雙首長制度，兩人平級。

在這種制度下，軍事主官專注作戰指揮，政委負責思想動員、組織建設及地方政權配合。

如鄧小平在中原野戰軍既統籌戰略決策，又主導大別山根據地建設，劉伯承則專注負責中原野戰軍的指揮。

再比如東北野戰軍就是林總全權負責軍事指揮，羅榮桓元帥則負責東北軍區的建設、新兵訓練、土地改革地方政權建設等。

林彪精于戰術卻疏于協調人際關系，羅榮桓的政工能力恰好彌補這一缺陷，二人合作使四野成為了解放戰爭中的“攻堅鐵拳”。

陳毅與粟裕的組合中，陳毅一方面確保了華東野戰軍與黨中央的戰略協同，另一方面確保了華野中新四軍和八路軍兩大部分的協調，而粟裕的軍事天才得以充分發揮

可見雙領導制度確實有其精妙性，但是西北戰場為何不給彭總配一個政委呢？這其實主要源于西北戰場的特殊性。

彭總不需要搭檔，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西北野戰軍選不出一個足夠給彭總搭檔的政委。

03

西北野戰軍最早誕生于晉綏根據地的陜甘寧聯防軍。

1947年胡宗南大軍進攻延安時，西北野戰軍僅有兵力三萬余人，裝備落后、彈藥匱乏，平均每支步槍子彈不足30發。

敵我雙方兵力差距幾乎達到了十倍之差，而且西北部隊來源多元，包括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晉綏野戰軍及地方武裝。

在這種情況下需要一個強勢的領導人統一領導，而且西北地區在根據地幾乎喪失的情況下，軍事行動與政權重建必須高度統一，也就沒必要分散指揮權。

更關鍵的是西北野戰軍早期就幾萬人，以彭總的能力完全可以全面指揮，根本不需要有人幫忙。

1928年彭德懷平江起義創建紅五軍，與滕代遠形成早期搭檔，但1934年后彭德懷開始頻繁軍政一肩挑。

彭德懷是真正的軍政全優超級統帥，一個人完全可以負責西北戰場，陜甘寧根據地被分割后也沒有太多地方軍區事務要負責。

彭德懷直接領導地方政府，避免“軍事-行政”溝通損耗，能夠最大限度的集中所有力量統一作戰。

另一方面也是在于西北野戰軍實在缺少能和彭總搭檔的人，中原野戰軍的鄧小平、東北野戰軍的羅榮桓都是元帥資歷因此才可以和元帥搭檔。

華東野戰軍粟裕都只是副司令，其實也是陳毅軍政一肩挑的。彭總也是一樣，西北野戰軍別說元帥資歷的政委，就是大將資歷的政委都沒用。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強行拉上去一個上將甚至中將資歷的政委，其實對彭總和西北野戰軍都不好。

因此最終西北野戰軍成為了彭總一個人發揮的舞臺。

04

事實證明中央的選擇是正確的，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不僅是軍事元帥，同樣也是政治元帥。

西北戰場上的“彭德懷模式”，是戰爭藝術與政治智慧結合的典范。

在胡宗南重兵壓境、根據地支離破碎的絕境中，彭德懷軍政全才的極致發揮造就了西北戰場的堅持。

正如1949年蘭州戰役后習仲勛所言：“若無彭總獨掌全局，西北解放恐遲三年。”。

在彭德懷的率領下，西北野戰軍面對著絕對的敵我實力仍然苦苦支撐甚至能夠不斷壯大，直到最終迎來了解放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