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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前，中共中央決定在蘇區保留完整的黨政軍領導體系以進行包圍中央蘇區的工作

這個被賦予"保衛蘇維埃"使命的留守群體，包括項英、陳毅、瞿秋白等政治局委員和高級將領共數十人。

這只留守紅軍被稱呼為殘軍，卻以1.6萬人的兵力牽制了50萬國民黨軍，在國軍的"梳篦清剿"下艱難生存。

直到今天留守紅軍的故事其實傳唱并不多，但是這些留守者用鮮血書寫下的悲壯的革命史詩不應該不為人所知。

今天我們就聊一下留守蘇區的領導人究竟有誰？他們后來結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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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長征和留守，1934年10月黨中央專門成立的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構成了留守政權的核心架構。

其中項英任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區司令員是最高領導人，陳毅任辦事處主任，賀昌任政治部主任，瞿秋白任宣傳部長，陳潭秋任組織部長，梁柏臺任司法部長。

軍事系統方面，紅24師師長周建屏、政委楊英、獨立3團團長徐洪等人則是留守紅軍系統中的高級軍事將領。

在以上領導人中政治局委員項英代表中央權威，陳毅的軍事經驗可統籌游擊戰爭，瞿秋白等理論家維系意識形態陣地。

中央紅軍走了，剩下的1.6萬留守紅軍卻要承擔牽制國民黨軍主力，掩護主力紅軍轉移的艱巨任務。

除此之外他們還要負責保持蘇維埃旗幟，保衛中央蘇區、等待主力回師這個任務。

然而現實遠比設想殘酷。國民黨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實施"進剿""駐剿""清剿"三階段戰略，留守紅軍越發困難。

至1935年2月，蘇區控制區域從鼎盛時的8.4萬平方公里銳減至瑞金、會昌、于都三縣交界處的狹小地帶。

再到后來，留守更是不得不分散突圍轉移到各地，成為了后來組成新四軍的游擊隊。這其中領導人大部分都犧牲在了突圍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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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項英和陳毅兩位最高領導人。

作為留守最高領導人，項英在初期堅持陣地戰，導致紅24師在牛嶺戰役中損失2000余人后才轉向游擊戰術。

陳毅在梅山被圍時寫下《梅嶺三章》，"此去泉臺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的詩句成為絕境中的精神豐碑，幸運的是陳毅剛好幸存下來了。

1937年國共合作抗日后，項英陳毅二人負責整合南方八省游擊隊組建新四軍，項英任副軍長。

然而1941年皖南事變中，項英在涇縣蜜蜂洞遭叛徒殺害，陳毅成為了后來的新四軍軍長、華東野戰軍統帥。

除了這兩人之外其他地位較高的就是瞿秋白、何叔衡與賀昌三人，全部犧牲在突圍路上。

瞿秋白身患肺結核，因此不得不留在蘇區一直主持《紅色中華》報直至1935年停刊。

1935年2月在向閩西突圍途中，瞿秋白于長汀水口鎮遭保安團伏擊被俘。在長達四個月的囚禁中，他寫下《多余的話》剖析心路，拒絕國民黨勸降。

6月18日瞿秋白從容就義于羅漢嶺，刑前高唱《國際歌》光榮犧牲。

何叔衡是我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中共第一代代表，在中央蘇區作為最高檢察院院長留守蘇區。

1935年2月年近六旬的何叔衡扮作商人轉移，2月24日在長汀露潭村遇敵，不愿拖累戰友，跳崖未遂后與敵搏斗犧牲。

賀昌則是山西省早期青年運動、工人運動的領軍人物，后來在會昌天門嶂突圍時雙腿中彈，高呼"紅軍萬歲"自戕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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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幾位高級領導人之外，還有一批名氣比較低的犧牲烈士也都犧牲在了留守三年中。

中華蘇維埃首任司法部長梁柏臺，留守后曾制定《戰時司法條例》，是蘇維埃法律的先行者。

1935年3月率隊突圍信豐時重傷被俘，面對酷刑拒不透露黨的機密最終光榮就義，被國民黨殺害。

毛澤東胞弟，曾任紅軍獨立師師長的毛澤覃于1935年4月26日，在瑞金紅林山區遭國民黨毛炳文部突襲而犧牲，年僅30歲。

農運領袖阮嘯仙指揮贛南游擊隊時發明"兜圈子"戰術，1935年3月6日在信豐上坪村被包圍最終壯烈犧牲。

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率部在長汀四都山區戰至最后一卒，高呼"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而陣亡。

以上幾位基本就是早期留守紅軍中地位較高的領導人，其中大部分犧牲，只有項英和陳毅幸存到了抗戰時期。

然而不幸的是項英同樣在皖南事變后犧牲，陳毅成為了南方留守紅軍中唯一的幸存領導人。

這也是為什么周總理會說一定要陳毅當這個元帥的原因，因為陳毅是唯一一個可以代表留守紅軍的領導人了。

正如項英在1937年給中央的報告中所言：

"三年苦斗，證明了中國共產黨人在地獄中也能開花。"

留守紅軍盡管不如長征那么聲名赫赫，但卻是中國革命歷史上同樣光輝的一頁。

他們用弱小的兵力牽制國民黨軍20個師達一年之久，為中央紅軍贏得了寶貴的轉移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