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作為100位開國元勛之一和“劉鄧大軍”三號人物，張際春是人民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創者之一和代表性人物。不久前，張際春之子張曉剛接受紅船融媒獨家專訪，講述了其父親張際春在“劉鄧大軍”里的故事。

張際春被稱作“二野三號人物”，是因為二野沒有副司令員，只有副政委。

直至今天，人們在回憶張際春的革命生涯之時，依舊心懷遺憾——在解放戰爭時期，他作為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劉伯承和鄧小平的得力助手，卻是唯一未被授銜的五大戰略區政治部主任。

從129師到“二野”，身為政治部主任的張際春有哪些功勛？對未能評上軍銜，他和家人是怎么看的？

▲張際春

去129師，驚心動魄的飛行

“‘七大’以后，就把我父親調到八路軍129師了，他就又到劉伯承手下去工作了。”張曉剛說。在此前的1943年，因為抗戰形勢好轉，加之前線缺少干部，張際春被從“抗大”調到八路軍前線司令部。

在長征途中，張際春就曾跟隨劉伯承到紅軍大學工作過。能回到劉伯承身邊工作，他自然“特別高興”。

據張曉剛介紹，張際春到八路軍129師工作時，曾和大批黨和軍隊的高級領導人一起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飛行之旅。

事情還要從“七大”召開說起。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七大”在延安召開。

這次在抗戰勝利前夜召開的黨代會，是在為“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做準備。

“七大”選出44名中央委員、33名候補中央委員。作為候補中央委員之一的張際春，也參加了此次會議。正是在參加“七大”期間，張際春和當時的20多名將領經歷了那次驚心動魄的飛行。

那是1945年8月的一天，日本在投降書上簽字前夕，蘇聯紅軍于8月9日出兵我國東北。與此同時，蔣介石也在調兵遣將，要進攻各個解放區。

情勢十分危急，但參加“七大”的黨和軍隊的領導人、各大戰略區的領導和高級將領，因“七大”開完又參加了一系列會議，還集中在延安。

當時，如果各大戰略區的領導和高級將領騎馬或步行到各戰略區，需要3個月到半年時間。

在關鍵時刻，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在8月24日晚間作出一個重大決定:秘密讓黃華與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鮑瑞德上校聯系，請他派一架運輸機。接著，又秘密通知在延安參加“七大”的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滕代遠、薄一波、張際春、陳賡、蕭勁光、楊得志、鄧華、陳錫聯、陳再道、李天佑、宋時輪、王近山、聶鶴亭、江華、傅秋濤、鄧克明等20位黨和軍隊高級黨政領導和高級將領，次日上午9時到延安東關機場，不帶參謀和警衛員，不準其他同志送行。

“那架美國的軍用運輸機，帶著一批共產黨的干部一下飛到前線去了，也包括我父親。我父親就被擱到華北了，那時候我父親去的是劉伯承的部隊，就是后來的第二野戰軍。”張曉剛在接受采訪時說。

▲1937年春，毛澤東與朱德等在延安紅軍大學合影。前排左二起：毛澤東、朱德、林彪、何長工、周子昆。后排左一楊得志，三楊梅生，四陳賡，五賀子珍，六姚喆，八肖興奎，九江華，十譚家述、十一譚冠三，十二劉型，十三張際春。

在回顧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時，張曉剛還介紹了另一個情景——

我父親說過，在當時，抗戰剛結束，林彪被派到東北去的時候，找過我父親。因為他們在井岡山的時候就熟，（林彪）就說“你跟我去東北吧”。我父親說，“這個事兒你說晚了，我已經被調到鄧小平那里去了”。

林彪非常希望我父親到他那里。因為我父親那個人，很多人覺得好用。一把手覺得你好用，這是政工干部的本分。

在領導發脾氣的時候，我父親會在底下給人家唱紅臉兒，主動地去唱紅臉兒。有些什么事兒，他會主動地提醒（領導）一下。他有這個習慣，這也是一個教書先生的習慣。

現在人家說，最高級的管理就是管理上級，就是不要讓上級犯錯誤。在維護上級跟下級之間的關系方面，他挺會做這方面工作。

“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知識分子令人贊

張際春和師長劉伯承、政委鄧小平乘坐那架美國軍用運輸機到達八路軍129前線指揮部不久，解放戰爭打響了。

隨著解放戰爭拉開序幕，129師變成了中原野戰軍。1949年2月，中原野戰軍又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以下統稱“二野”）。

資料顯示，129師在1937年8月25日成立時，源自“紅四方面軍紅4軍和紅31軍，還有陜北紅軍部分部隊”。無論是在長征路上，還是在延安的教育工作中，張際春和紅四方面軍都有交集。

到“二野”擔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對張際春來說，雖然人和事都不生疏，但需要協助劉鄧兩位首長處理的事務都不小。

張際春處理的重大事務之一，就是應對“減員”。

據張曉剛介紹，“劉伯承是個很低調的人”。“129師創建的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兵力，在當時共產黨控制的解放區是最大的。”他說。

解放戰爭打響之際，129師變成中原野戰軍，需要把一部分部隊分給華北野戰軍。張曉剛告訴紅船融媒，分離曾經歷了一個痛苦的過程——

分兵后，一部分部隊留在邯鄲、邢臺那邊。然后，大部分部隊去了大別山。這樣又面臨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就是去到大別山的部隊里有很多北方士兵，部隊減員減得很厲害。

在今天看來，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如同一曲壯歌，但在當時卻面臨著“減員”的考驗。

“你從北方過去，在一個新的環境下堅持下來，就能形成對國民黨的一個牽制力量。”張曉剛說，但是有些士兵沒有堅持下來。

在張曉剛看來，劉鄧大軍在大別山地區堅持下來有兩大因素：“第一個，劉伯承很有名，他出現在那里國民黨就得分心；再一個，129師（中原野戰軍）的核心是里頭的青年知識分子，全是好樣的，特別堅強，特別可靠。”

面對紅船融媒，張曉剛動情地講述了中原野戰軍中青年知識分子的故事——

有的農民士兵回家去了，但青年知識分子沒有一個人離開。有的女戰士還懷著孕呢，就都去了大別山。

去了（大別山），冬天沒有棉襖，自己拿稻草縫的衣服被褥過冬。

政治部文工團的那些做文字工作的人，就是后來在新華社工作的那些老一輩，沒有一句怨言，堅持積極工作。

那個時候，二野的政工干部都非常杰出。二野定期向中央軍委寫報告，從來也沒挨過批評，從來也沒誤過事兒，中央軍委說什么他們都能做到。所以說，他們那個部隊還是挺受毛主席和中央軍委信任的。作為本來主要是以四方面軍的人力資源組建的部隊，能做到這一點不容易。

▲劉伯承、鄧小平、李達、張際春一起研究作戰部署。

用“解放戰士”來打解放戰爭

應對“減員”的方法，自然是補充兵員。但在剛剛經歷了8年抗戰的中國，補充兵員并非易事。轉戰于大別山的“劉鄧大軍”，遇到了如何補充兵員這道難題。

一邊需要補充兵員，一邊是缺乏兵源。這道考題的答案，是“改造俘虜”。

“改造俘虜”的工作，到了張際春手中，讓中原野戰軍成了改造國民黨俘虜的全軍模范。“那個時候，所謂俘虜，是剛剛打完仗的時候的稱呼。經過改造，就不許叫人家‘俘虜’或‘俘虜兵’了，就得叫人家‘解放戰士’表示那種同屬一個革命大集體的平等關系。”張曉剛回憶道。

在談到中原野戰軍改造俘虜時，張曉剛講述了王克勤的故事——

1947年7月11日，王克勤在定陶戰斗中犧牲。得知消息的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悲痛地說：“蔣介石的一個旅也換不來我一個王克勤！”

王克勤原本是國民黨軍隊的士兵，在一次戰斗中成了“劉鄧大軍”的俘虜，并被吸納為一名解放戰士。因為作戰勇敢機智，他擔任了班長。

在1946年10月的巨野戰役（徐莊戰斗）中，王克勤帶領一個??班堅守一處險要陣地。在戰斗中，別的班組傷亡不小，王克勤率領的機槍班因創造性采用“互助運動”戰術而無一傷亡。

戰斗結束后，中原野戰軍把王克勤采用“互助運動”戰術的情況上報中央軍委。不久，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刊登了題為《普遍開展王克勤運動》的文章，號召大家學習王克勤提出的“互助運動”戰術。

遺憾的是，在1947年的定陶戰役中，王克勤被流彈擊中光榮犧牲。

王克勤從俘虜兵到戰斗英雄的故事，是一個單兵轉變的典型事例。在中原野戰軍改造俘虜的歷史上，也有成建制改造俘虜的成功經驗。

據張曉剛介紹，人民軍隊成建制改造俘虜的工作起始于解放戰爭時期。

一開始成建制的改造，方法比較簡單。“一個師過來了，保留你這個師。原來的師長、團長接著干，給他們的待遇也比較好。最后發現，這樣做效果并不好。”張曉剛說。

再后來的改造工作中，是把俘虜過來的國民黨軍隊的建制盡量打散，讓解放軍官兵帶領他們進行改造。

在接受采訪時，張曉剛介紹了改造俘虜的有效方法——

俘虜來了以后，用各種各樣的辦法。

第一個，是訴苦，講述在舊社會被剝削，在國民黨舊軍隊里被欺壓的經歷。與此同時，堅決杜絕舊軍隊里面打罵士兵或老兵欺負新兵的情況。軍官跟士兵見面都要相互敬禮，這是在舊軍隊里沒有的。

第二個，是談心。是連長、指導員這些基層干部與俘虜兵相互交流，拉家常，尤其找到同一個家鄉的，介紹一下“我們老家已經土改了，窮人都分了田了”這樣的情況。

第三個，是給人家公正待遇。人家會干什么，就讓他干什么。原來是機槍手，經過訴苦、談心，就讓他當機槍手。

此外，把有侮辱性的稱呼都改了。比如說，原先管部隊里頭做飯的人叫伙夫，改成叫炊事員。對所有士兵進行教育，不讓大家對在部隊里面做后勤工作、做服務工作的人有低人一等的印象。

這些方法都是仔仔細細想出來的，才使整個革命隊伍保持團結和旺盛的戰斗力。

這種細致入微的工作方法，與張際春的做事風格密不可分。

“這個功夫，跟我父親前面做農民士兵的工作，找不同的人做思想工作，解決各種各樣的細微問題，或者是在組織內部辦教育這些工作是分不開的。”張曉剛說。

在接受紅船融媒采訪時，張曉剛有一句話可謂鞭辟入里：“國民黨垮得那么快，和人民軍隊成功改造俘虜有關。解放全中國，是那么大的勝利，而勝利總得有鋪墊，包括大量的民心、軍心上鋪墊。誰也不能說，僅僅以匹夫之勇，就把國民黨給打敗了。”

張曉剛說的“鋪墊”，就是思想政治工作。

“那是一個很縝密的系統。幾百萬軍隊，再加幾十萬干部做思想教育工作。不是說站那兒揮一下胳膊，喊幾個口號就可以。那是一天一天不斷地教育，一天一天不斷地學習，一天一天不斷地培養，甚至花大量時間個別談心，才能讓大家都能夠團結起來，認同一個中心，并且各自想辦法怎么樣完成自己的任務。”張曉剛如是詮釋思想政治工作的內容。

▲張曉剛

四方面軍將士，再度轉戰西南

在講述思想政治工作時，張曉剛特別提及了紅四方面軍。

據張曉剛介紹，“二野”的領導干部，大量來自紅四方面軍。“原來曾經是張國燾下邊的人，但跟黨中央是完完全全保持一致，相互信任的。沒有任何矛盾，就是認同得非常好”。

基于全然互信，在挺進大別山這樣的艱巨任務面前，“二野”將士選擇了離開條件相對好的晉冀魯豫慨然前往。新中國成立之初，當“二野”主力部隊受命參加解放西南四省的“西南戰役”時，他們再度慨然前往。

據張曉剛介紹，整個西南戰役消滅了100多萬國民黨部隊，這個數字比三大戰役中任何一個戰役都多。主要的原因有三個，一是因為從戰略、戰術上都指揮得相當精彩，大迂回套著小迂回，而且進展迅速，不給敵人喘息的機會。二是因為國民黨“已經精神潰敗”。三是因為，參加西南戰役的部隊，除了“劉鄧大軍”還有賀龍的部隊。

對“二野”將士來說，當年從大別山轉戰大西南，并非征服路程那么簡單。

以張際春為代表的“二野”首長至少面臨兩大難題。一是“剛開始從大別山走出來沒有重武器”，二是在短時間內大量擴充兵員，三是部隊長途奔襲還必須保持“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戰斗精神，要搞好不同民族的群眾關系還要對土匪武裝保持充分的警惕性。

“能夠保持比較好的戰斗力，能夠一直打到云南，打進西藏，都離不開思想政治工作。部隊里頭得有不少會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人。”張曉剛感慨道。

在張曉剛看來，部隊體系里，當政委是“很難做的一件事”。他們做的工作，不是“簡單做一個宣傳鼓動”。對于有不同想法的人，對于有個人問題的情況，都要“明察秋毫，要特別早就發現苗頭，再想辦法去糾正，去維護好隊伍的團結”。

張曉剛的這番話語中，包含著對父親張際春的理解。

尾聲：張曉剛回應軍銜等話題

2025年初春的一天，張際春之子張曉剛應邀來到紅船融媒并接受了專訪。

以下是張曉剛的自我介紹——

我本人是我們家最小的孩子，出生在北京。“文革”的時候，上山下鄉，當過9年農民。1977年冬天，參加高考，考上了大學，是“文革”后第一批通過高考錄取的大學生之一。大學畢業以后，在《中國日報》評論部工作了很長時間。后來，在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工作多年，現在退休了。

在采訪中，針對公眾關注的張際春未被授予軍銜、其母親羅屏揭發過江青的問題等話題，張曉剛一一做了回應。

關于軍銜：

在1955年授銜時，張際春已經離開軍隊系統，到了國務院工作。而且，低調和謙讓是其一生的行事風格，對未能評上上將甚至大將軍銜，他并未放在心上。

“（我父親）這一代人，對自己到底在一個什么樣的地位沒有特別重要的想法。從五五年評銜到后來，從來就沒在我們家說過，說我本來可以評上一個什么什么的，根本一句話也沒提過。而且，實際上他老說給他的待遇不低了。”張曉剛說。

關于迫害：

張際春的夫人羅屏也是一位老革命。網上流傳著一種說法，張際春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原因之一，是羅屏“曾揭發過江青的丑事”。

對此，張曉剛在采訪中的回答是：“我從小在他們身邊，我沒聽他們有過這方面的事情。我母親不可能反映江青的什么事情，她們之間沒有任何交集。”

關于追悼會：

“我父親是68年底去世的。當時是“文革”搞極左比較厲害的時候，我們家自己就草草地辦了喪事。”張曉剛介紹道。

后來中央曾為張際春舉辦過兩次追悼儀式。

第一次追悼會，是1971年以后，那時鄧小平已第二次出來工作。單位說為我父親補辦一個追悼會，邀請的人范圍非常小。原“二野”政治部的個別老同志自己要求來，也參加了。

第二次追悼會是到了1979年。那個時候，有大量被平反昭雪的人，為他們舉行追悼會，像彭德懷、陶鑄等人。我父親那場追悼會，是胡耀邦致悼詞。這一場，我參加了。

關于交往：

“您父親和那么多開國元勛，包括朱德、劉伯承、鄧小平等人，在一起工作很長時間。在您的印象里，他們之間交往多嗎？”

面對上述問題，張曉剛給出如下回答——

我是1955年出生的，是我們家最小的孩子。我小時候記得，我父親很少跟你們說的人有來往。有過來往，我也跟著去過。但是，實際上就跟有工作關系的人有來往。我印象中，他跟文教這塊兒的人交往比較密切，比如說跟陸定一。

我父親私人的那種交往、出去玩兒之類的事情很少。有人回憶說，我父親在“二野”的時候跟鄧小平打過橋牌，但我從來沒見過我父親摸過撲克牌。他不喝酒，我們家從來沒有酒，他也不喝茶，簡直就是清教徒似的那么一個人。按說我們老家的人吃辣椒吃的，他也不吃辣椒。

在回憶父親與開國元勛的往事時，張曉剛講述了一個故事：“我的大姐和劉太行（劉伯承之子）是在朱老總家長大的。有一次，他們吃了老鄉家的東西，被朱老總給批評了。”

張曉剛還講述了發生在自己和陸定一之間的一件趣事。

事情與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外語教學有關。20世紀50年代，學校的外語只有俄語。張曉剛記得，60年代初期，張際春和陸定一商量，要進行教育改革，由于大量科技發明都出自歐美，所以應該讓更多學生學習英語。后來，中宣部和國務院文教辦都開始通過英語實驗學校推行這項改革。

那時，張曉剛是一名小學生。一天，他在住處附近遇見了正跟其父親張際春討論工作的陸定一。“他用一口無錫味兒的英語問我：‘你是個小學生嗎？’我聽懂了，但是沒好意思回答。”張曉剛回憶道。

張際春也十分重視張曉剛學習外語的問題。“我父親跟我說過，你哥你姐全學俄語，你千萬不要再學了。咱們全中國的學生都學俄語怎么行呢？”張曉剛說。

撰文：李秀平

視覺：王學民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