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7日，中美雙方幾乎同步宣布，將在瑞士重啟一輪高級別貿易談判。這一消息立刻引發全球關注。

就在不久前，美國總統特朗普推出“解放日關稅”，對中國商品加征最高可達145%的懲罰性關稅，之后中國對美也加征125%的關稅，導致中美經貿關系再次跌至冰點。

這次貿易戰是2018年的延續，時隔七年，中美為何又一次回到談判桌前？這場貿易戰打到今天，為何變成了一場“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拉鋸？這次究竟談得下去嗎？還有多少緩和的空間？

這不僅是中美之間的問題，更是全球供應鏈和世界經濟所面對的一個關鍵拐點。

從2018到2025：七年貿易戰打成“戰略僵局”

早在2018年，美國首次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開啟了長達數年的貿易摩擦。當時關稅平均水平為10%-25%，彼此仍有緩沖空間。雖然磕磕絆絆，但商品流動仍未徹底中斷。

到了2025年，形勢已完全不同。

美國此次的“解放日關稅”將大多數中國進口商品的稅率提高到平均145%，這不僅幾乎封死了中國商品進入美國市場的可能，也對美國本土產業造成了嚴重反噬。

美國國內大型零售企業和制造商近兩周密集游說白宮，稱“再不松口，兩周后美國貨架將空空如也”。通脹壓力、供應鏈斷裂、企業利潤跳水，讓特朗普政府內部也不得不面對現實：貿易戰打到了“沒贏家”的階段。

而中國方面也正面臨壓力：房地產仍然冰冷，青年就業形勢嚴峻，2025年畢業生總數將創歷史新高。在全球需求疲軟與美國市場收縮的雙重擠壓下，中國出口導向型的制造業承受重壓。

這場戰爭已經不僅僅是為了爭奪貿易份額，更是一場漫長的、代價高昂的“戰略消耗戰”。

特朗普的“解放日關稅”：施壓，還是自傷？

4月初，特朗普宣布將對中國商品實施史上最嚴厲的單邊關稅措施。按照原始計劃，這些措施將在5月1日，也就是他所稱的“經濟獨立解放日”正式生效。加稅商品范圍幾乎涵蓋所有從中國進口的消費品與原材料。

但就在政策即將落地前夕，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突然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暫停執行對絕大多數國家的新關稅。盡管中國并未被豁免，但這一舉動釋放出一個清晰信號：美國政府內部對加稅政策的可持續性已產生懷疑。

《經濟學人》指出，“解放日關稅”更像是一場政治表態，而非真正能夠實施的經濟政策。美國企業界已經表達了強烈反對：對中國商品的替代品不僅成本高，而且供應鏈轉換周期長，根本無法應對即將到來的夏季消費旺季。

更關鍵的是，金融市場迅速做出反應。美債收益率飆升至5%，這意味著美國政府未來融資成本將大幅上升，財政壓力陡增。而此時，中國仍是美債的第二大持有國——雖然尚未拋售，但市場已經開始緊張地計算“萬一中國出手”的系統性后果。

特朗普一邊在公開場合不斷強硬不退讓，一邊又在背后接受財政部長建議，留出談判空間，說明其政策實質上已經陷入“騎虎難下”的境地。

中方經濟壓力也很大，這是為什么中國愿意談

與美方同樣承受重壓的是中方。

過去幾年，中國試圖通過“內循環”戰略減少對外依賴，同時推動制造業升級。

但現實是，部分關鍵行業（如電子元器件、家電、機械設備）仍大量依賴美國市場。而在“解放日關稅”正式實施前夕，出口訂單已明顯下滑。

沿海省份許多出口企業，訂單出現明顯下降，部分工廠不得不開始裁員或轉產。而中國正面臨近十年來最為嚴峻的青年就業壓力——今年高校畢業生總數預計超過1200萬人。

更深層的問題是，近年來通過大規模基建拉動內需的空間正在收窄，房地產與地方財政的困境也使得政府刺激手段受限。

內需無法替代，出口還得繼續。

因此，中方也不愿讓貿易摩擦進一步失控。

在瑞士談判，是面子，也是底線

這一次中美談判選擇在瑞士舉行，而非北京或華盛頓，這是一個頗有意味的安排。

在博弈論中，本次關稅戰叫做“膽小鬼博弈”（game of chicken）——雙方都高速沖向崖邊，誰先轉向，誰就“認慫”。如果誰都不轉，結果就是玉石俱焚。

選擇第三方中立國瑞士作為談判地點，正是為了打破這種零和局面，給雙方都留一個“有尊嚴的轉彎”出口。

與此同時，選擇瑞士還有一個隱含邏輯：避免“主場效應”帶來的情緒綁架。談判若在華盛頓或北京進行，一方可能更容易陷入“不能示弱”的民族主義輿論壓力，而中立場地則為彼此都創造了一個“緩沖區”。

這場談判，未必能立刻終結貿易戰，但它標志著一個現實的承認——繼續硬拼，對誰都沒好處。

能談出什么？“技術脫鉤”不動搖，降稅或是妥協口子

盡管中美重啟談判，但多數專家并不看好達成“大協議”。

因為當下的中美沖突已不僅僅是貿易問題，而是技術、安全、產業鏈控制的系統性博弈。美國對中國的芯片、AI、航空等高科技領域出口禁令仍在持續擴大，而中國也在力推國產替代與自主研發。

這些深層矛盾，不可能通過一次談判化解。

但并不意味著什么都談不出來。

多家智庫分析認為，本輪談判最有可能達成的，是關稅的“技術性調整”：比如將145%的極端稅率降至60%左右，恢復部分關鍵零部件或消費品的進口流通。

這樣既可緩解市場壓力，也不至于讓任何一方在政治上“失了面子”。

另一種可能，是設置“臨時豁免機制”——即美國企業可申請個別商品豁免關稅，以緩解眼下的貨架危機。這種方式不需要修改特朗普的核心政策，也符合其“美國優先”的政治定位。

尾聲：世界經濟的“十字路口”，又一次來了

2018年中美第一次談判時，很多人還相信這是一次“短期摩擦”。但七年后我們發現，這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拉鋸戰。

全球供應鏈已經因地緣政治而重新洗牌，企業不再信任“穩定可預期的全球化”，而是開始構建“可控、可替代”的本地化系統。中美之間的脫鉤，正在一步步“現實化”。

這場在瑞士舉行的談判，也許無法帶來根本性轉折，但它至少說明一點：

兩國都意識到了繼續沖突的邊際收益正在遞減，而邊際代價正在急劇上升。

問題是，在信任赤字與戰略對抗不斷累積的當下，談判還能談出什么？這是中美要回答的，也是全世界都在等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