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學校林立，青年眾多。一批以強盛國家為使命、振興民族為己任的紅色學生社團先后涌現，在啟迪大眾智慧、傳播先進思想與維護民族獨立、推動社會進步等方面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奠定理想之基——

近代上海的學生社團名目繁多、目標迥異。有專注于學術研究的，如教育學會、經濟學會等；有偏重興趣愛好的，如詩社、實驗劇社等。既有校內的學生社團，也有跨系、跨校甚至是區域性的學生社團，開展了諸如座談、演講、文娛比賽等豐富多彩的校內活動，也參與社會救難、義賣捐募等校外活動。

大體看，五四運動之前，上海學生社團處于一種自發的狀態，缺乏強有力的組織領導與核心的理想目標。經過五四運動洗禮，加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深入傳播，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以引進、吸收、傳播和實踐先進思想為使命的學生社團開始增多，不少學生社團逐步由松散的興趣社團向有組織的思想團體方向發展。

為掩護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和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革命活動，陳獨秀委托楊明齋于1920年9月創辦上海外國語學社，作為培養赴俄留學學生的外語培訓機構，學習馬克思主義思想和俄羅斯革命成功經驗。學員中有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蕭勁光等人。蕭勁光后來回憶：“我們的學習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到俄國去，學習革命道理，回來搞革命，改變落后黑暗的舊中國。”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醞釀過程中成立的上海大學，旨在“積極進行革命宣傳并鼓勵學生投身于組織勞工工作”。中共黨員鄧中夏任上海大學校務長，蔡和森、惲代英、張太雷等中共早期領導人擔任過任課教師。在這些進步人士的影響下，上海大學積極引導學生建立各種研究會和學術團體，如中國孤星社、上大演說練習會、社會問題研究會等，通過組織社會實踐活動，引領學生積極投入革命洪流。

中國孤星社的宗旨是“研究學術，討論問題，徹底了解人生，根本改進社會”，還創辦《孤星》旬刊。上大演說練習會采用演說、辯論、討論等方式從事語言練習，并特別重視給予女性練習口才的平臺，呼吁“女子應該與男子一同起來革命，共負改造社會的責任”。

1924年7月，上海大學通過上海學聯發起組織歷時八周的上海夏令講學會，宣傳馬克思主義以及與中國社會實際密切相關的革命問題，吸引眾多青年前來聆聽，為推進馬克思主義在上海的傳播、擴大中共在青年中的影響奠定了重要基礎。

守護民族之魂——

九一八事變之后，國家蒙難日深，民族危亡愈顯。上海紅色學生社團在中共的號召和領導下沖在宣傳愛國主義、抵抗日寇侵略的前線。

大同大學素有紅色傳統，是辛亥革命后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且較早成立了中共地下支部。九一八事變后的第三天，大同大學和附中召集學生大會，成立抗日委員會。學生們積極宣傳抗日，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各種罪行，并積極響應中共提出的“節約救難”口號，用實際行動落實“中國人幫助中國人渡過難關”的指導方針，為抗日籌集彌足珍貴的經費。

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上海成為抗日前線。盡管中國軍民聯合上演了驚天動地的“八百壯士”英勇事跡，也粉碎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但軟弱的國民黨政府還是決定將軍隊撤出上海。一時間，上海成為一座“孤島”。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發出指示：“上海黨目前的中心工作，不是恢復已經主動取消的全國救國會，而是加強救亡協會與救亡團體的群眾工作，擴大這些團體的群眾基礎與獨立、民主的救亡運動。”1937年9月3日，中共中央進一步要求，留日同學救亡會、平津流亡同學會、暨南大學留滬同學會、光華中學學生戰時服務團以及大夏大學、同濟大學等高校的學生救亡組織組建上海市學生界救亡協會，作為團結所有進步學生的抗日救亡組織。

這一時期，大同大學由于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轉移到后方，只好留守上海，繼續開展各種形式的抗日活動。當時的主要學生社團有課余參觀團、消費合作社以及銀河劇社等，都有黨員在其間發揮作用。如大同大學的知名校友、著名水利專家錢正英，于1939年考入水利工程系就讀，入校后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成為課余參觀團的負責人之一。1941年，錢正英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擔任工學院分黨支部書記。1942年10月，大同大學一名黨的外圍群眾受組織之托去藥店為新四軍買藥，由于經驗不足，在開藥單時被敵人盯上被捕。接著，又有幾名同學被捕，大同大學校內的黨組織和黨員受到嚴重威脅。為保護黨組織和地下黨員，錢正英與其他同志一道奔赴淮北解放區，參加新四軍。

總體上，抗戰期間上海紅色學生社團面臨復雜的生存和斗爭形勢，肩負艱巨而光榮的任務：正面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各種侵略，維護民族尊嚴和民眾利益；與汪偽特務斗智斗勇，完成鋤奸除寇使命；想方設法支援上海周邊的新四軍；廣泛深入宣傳抗戰理念，努力團結人民群眾，筑牢統一戰線，輸送革命人才，等等。可謂堅守“孤島”、不辱使命。

彰顯正義之本——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沒有珍惜來之不易的勝利，反而倒行逆施、挾美自重，變本加厲對解放區發起進攻，并對國統區人民進行迫害與壓制。先有“下關慘案”，后有李公樸、聞一多等民主戰士遇害，再有北京大學學生沈崇受侮。一件件有失公允、公俗和良知的事件發生，讓廣大青年義憤填膺。在中共領導下，一批新的紅色學生社團在上海陸續組建，其主要歷史活動有三：

一是反對帝國主義。

1945年12月，上海發起抗戰勝利后第一次學生示威游行。當日，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抵達申城，圣約翰大學、滬江大學、之江大學和上海法學院等32所大中學校學生共4000余人提交《全市大中學生給馬歇爾特使的公開信》，提出撤退駐華美軍等六項要求。

1948年5月，上海1萬余名學生高呼“徹底消滅帝國主義、摧毀封建殘余”，宣告成立“上海市學生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機聯合會”，并舉辦座談會，控訴美帝罪行，號召抵制美貨。

二是反對內戰獨裁。

“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是一場上海紅色學生社團發起、聯合各界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統一斗爭。毛澤東同志高度評價這次學生運動，并提出“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斗爭”是和武裝斗爭同樣重要的“第二條戰線”。

這一時期，紅色學生社團還在引導和鍛煉革命后備力量上發揮關鍵作用。著名歷史學家金沖及多次講述自己的“1947年情結”。那一年，他剛進入復旦大學就讀。不久，一些處境相似、感情融洽、社交活躍且政治態度接近、思想進步的一年級同學共同組建新生社。之后，多數成員都加入了共產黨。

三是迎接上海解放。

如大同大學成立先鋒社，作為黨的外圍組織，開展迎接解放的工作；交通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先后成立“應變委員會”，積極開展護校活動，為迎接上海解放和全國勝利作好準備與保障。

總之，近代上海，學生社團眾多，良莠不齊，性質不一，命運各異。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找到正確的發展方向、獲得廣闊的用武之地。愛國主義是紅色學生社團的堅定信念，熱愛祖國是廣大青年的立身之本、成才之基。

（作者：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 周江林，華東師范大學歷史教育比較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同彤）

原標題：《抗戰時期，這些學生社團堅守“孤島”、不辱使命》

欄目主編：王多 題圖來源：解放日報社 資料圖 圖片編輯：邵競

來源：作者：周江林 王同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