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2日是偉大的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紀念日。孫中山晚年較多時間是在上海度過的，其時他對“五四運動”給予了支持、幫助與指導。

關于孫中山積極參與“五四運動”，史學界關注甚少，僅當年的學生領袖有些零星的回憶。孫中山長期以來對北洋政府踐踏共和、破壞約法、喪權媚外的做法極為憤怒，與此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從反袁世凱復辟的“二次革命”到南下護法，都是如此。“五四運動”中的反帝反封建及“喚起民眾”“喚醒國魂”“科學民主”等訴求，正符合他的政治理念與社會理想。唯其如此，當“五四運動”爆發后，孫中山不僅在第一時間肯定和支持了這場愛國運動，而且立即參與并予以指導，還做了大量實際有效的工作，從而為“五四運動”在全國蓬勃開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為“五四運動”聲援造勢

1919年5月4日的北京，以北大學生及各校學生為主，廣大市民、工商界及中下層民眾參與的大規模示威游行爆發，即為轟轟烈烈、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其起因是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代表團以戰勝國的身份參加和會，提出了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和袁世凱簽訂的“二十一條”等不平等條約，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可是列強不僅拒絕中國合理合法的要求，而且在對德合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北洋政府完全不顧國家尊嚴和民族利益，準備在“對德和約”上簽字。消息一經傳到中國國內，北京學生群情激憤，奮起救國。他們沖破軍警的阻撓，高呼著“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口號聚集于天安門，隨后學生游行示威隊伍進入曹宅，痛打了駐日公使章宗祥，火燒了趙家樓。軍警實行了鎮壓，當場逮捕了32名學生。

天安門廣場上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爆發后，在上海迅速得到了響應。《民國日報》的總編輯邵力子于5月6日凌晨接到北京電報后，立即在《民國日報》報道了北京學生在天安門舉行了游行示威、反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的消息。同時他給孫中山打電話，通報情況。孫中山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必將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與時代意義。于是，他即指示邵力子：“《民國日報》要大力宣傳報道北京學生開展的反帝愛國運動，立即組織發動上海學生起來響應，首先是復旦大學。”（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1172頁，中華書局，2003年版）邵力子晚年在《黨成立前后的一些情況》中也曾說：“孫中山先生五四時在上海，對全國學生總會起了領導作用。我到各校演講，也是按照孫中山先生的意思做的。”

1919年的孫中山與宋慶齡

邵力子（1882—1967），浙江山陰（今紹興）人，原名景奎，字仲輝。1905年他到上海震旦大學讀書，與于右任系同學。后隨馬相伯離開震旦到復旦公學。1906年在日本留學，讀新聞專業，并加入同盟會。1909年他參加創辦《民呼日報》《民立報》。1912年加入國民黨，后在上海加入中華革命黨。1916年上海《民國日報》創辦后，他任主編；1917年任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介紹宣傳新思潮，支持學生運動。邵力子聽了孫中山指示后，于5月6日清晨帶著一大捆《民國日報》趕到當時在徐家匯李公祠的復旦校園，親自打鐘，并請上海學聯總干事、復旦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朱仲華緊急召集全校學生。他在臺上大聲宣讀了當天《民國日報》上的頭條新聞，隨即以復旦大學教授的身份鼓動大家說：“北京學生有這樣的愛國熱忱，難道我們上海學生沒有？”同學們聽后群情激昂、熱血澎湃，當即決定上海學生聯合會組織響應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要求各大、中學校學生拍電報給北京政府讓其立即無條件釋放被捕學生。從當天起，上海學生紛紛走向街頭，舉行了大規模的游行示威活動。上海工人、市民、商界等也積極參加，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罷課、罷工、罷市運動。

據親身參加“五四運動”、參與“血濺總統府”的學生屈武回憶：“他（孫中山）曾經打過電報給當時的北洋軍閥頭子段祺瑞，要他從速釋放被捕學生。由于孫中山先生和社會上其他人士的支持以及人民群眾自己的團結努力，被捕學生才能夠很快地（地）出獄。當這年的5、6月間，各地學生代表聚集在上海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擴大學生運動的時候，孫中山先生也是支持學生的，他曾經多次邀集我們到他的上海住宅談過話，我個人曾經兩次參加過這樣的談話。他每次都是很親切的（地）、慈愛的（地）幫助我們，鼓舞我們。”（《五四運動回憶錄·下冊》第63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由于孫中山的聲望及全國各界人士的支持，北京政府迫于壓力，很快就釋放了被捕學生。其后，孫中山又代表廣州軍政府致電總統徐世昌，堅決反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尖銳地指出，如果在和約上簽字，“將于外交史上鑄一大錯，務懇顧念民意，維護主權。勿令巴黎專使以無條件簽字”。（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7月5日）

1919年7月孫中山致電政府，要求立即釋放因參加愛國反帝運動被捕的工、學界代表的函。

為“五四學生”保駕護航

孫中山看到上海學生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后，相當高興。他十分關注整個愛國運動的發展。5月26日，孫中山約請了上海學生聯合會主席、新加坡歸國華僑學生何葆仁到西藏路老金龍菜館見面。當何葆仁見到這位自己久仰的革命領袖時，很是激動。孫中山對學生們的愛國行動熱情鼓勵和高度評價，贊揚道：“這種愛國行動很好！”當何葆仁問孫中山對他們下一步的行動有何建議時，孫中山想了想，明確地告知：“要喚起民眾，與各界聯合起來！”

孫中山先生不僅在思想和精神上鼓勵和支持了上海學生運動，而且為支持學生運動做了不少實際工作。當時上海租界里的工部局不允許學生在租界里游行。愛國學生為發動“三罷”和游行示威經常出入租界，一旦和租界當局發生糾紛，根據領事裁判權，中國律師不得進入租界里的法庭為學生辯護。為此，孫中山先生聘請了好幾位美籍、英籍和法籍律師，準備隨時出庭為學生辯護，并派專人及時地把這一消息轉告給上海學生聯合會。當時的學生領袖在回憶往事時說：上海學生能夠多次沖擊租界“同中山先生具體有力的支持分不開”。（《團結報》1988年5月3日）孫中山正是利用個人的影響與關系聘請了租界內好幾位外籍律師為學生們保駕護航，如當時的美國律師佑尼干、英國律師穆安素、法國律師達商等，都熱心幫助了上海“五四運動”中的學生。其后，上海學聯統一組織上海各大中學校的學生到上海工廠、里弄、商業街、戲院及周邊的城鎮集會演講、散發傳單。當時正在江蘇甪直任教師的葉圣陶也受到影響，帶領著學生在古鎮游行。

5月7日，在各界人民聲援下被捕學生獲釋。圖為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被捕學生返校時受到熱烈歡迎。

隨著學生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上海各界都發動了起來，孫中山審時度勢，于6月2日再次邀請上海學界兩位領袖何葆仁和朱仲華到其莫利哀路寓所會面，仔細地聽取了何、朱有關學生運動喚起民眾、聯合各界的情況，并詢問了所面臨的一些問題，熱情而激動地稱贊學生們的愛國行動是“很了不起的勝利”，并再次強調上海是全國工商業的重鎮，也是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一定要發動工商界及各行各業的工人。

孫中山不僅直接支持并指導上海的愛國學生運動，而且相當關注全國的運動勢態。早在5月8日，陳漢明上書孫中山：南京華僑學生代表大會決議電請各方爭回青島、維護國權，請予贊助。孫中山立即批復：“此間有一分之力當盡一分之力也。”其后又復信陳漢明說：“此次外交急迫，北政府媚外喪權，甘心賣國，凡我國民，同深憤慨。幸北京各學校諸君奮起于先，滬上復得諸君共為后盾，大聲疾呼，是挽垂死之人心使之覺醒……對諸君愛國熱忱，極表同情，當盡能力之所及以為諸君后盾。”并深切地期待：“尚望諸君乘此時機，堅持不懈，再接再厲，喚醒國魂。民族在望，在此一舉，幸諸君勉之圖之。”（《致上海陳漢明》，《中央黨務月刊》第十二期）“喚醒國魂，民族在望”正是孫中山對“五四運動”的深切希望與高度評價。

為“五四青年”鼓蕩陶镕

“五四運動”發生后，北京學生會即派八個學生代表到上海串聯上海學生，以號召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北京大學的學生代表還在上海群眾集會上，直截了當地批評孫中山說：“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算不上革命。他的革命僅僅把大清門的牌匾換作中華門，這樣的革命不算徹底。我們這次要做徹底的革命。”孫中山也應邀出席了這次集會，聽了學生對他的批評后也報以熱烈的掌聲。散會后，學生代表們圍著孫中山，剛才那位批評孫中山的同學有些歉意地講：“我剛才批評了孫先生，還請孫先生海涵。”孫中山聽后大度地搖了搖手，并誠懇地說：“我所領導的革命，倘早有你們這樣的同志參加，定能得到成功！”（《五四運動回憶錄·上冊》第33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嘩嘩嘩”，學生代表們激動地鼓掌以致敬意。

孫中山在自己的寓所會見上海兩位學生領袖何葆仁、朱仲華的第二天，即6月3日，上海工人開始舉行了大罷工，其后上海工商界罷市，由此標志著“五四運動”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運動的主力也由北京轉向了上海。6月16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在上海先施公司東亞酒樓禮堂召開成立大會，有段錫朋、許德珩、蔣夢麟等全國各地三十多個學校的代表二百多人參加，選舉產生了全國學生聯合會理事會的負責人，并出版了《全國學生聯合會日刊》。“五四運動”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北京政府迫于壓力，于6月10日下令免除了親日派的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幣制局總裁陸宗輿的職務。

上海孫中山故居——莫利哀路29號（今香山路7號） 本報資料

6月28日，巴黎和會閉幕。中國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陸徵祥、顧維鈞、施肇基、王正廷、魏宸組受到國內“五四運動”的巨大壓力，當時僅駐巴黎的中國使團收到要求拒簽的電報就達七千多份。28日清晨旅法華僑和留學生一萬多人又包圍了中國使團住所，警告專使如與會簽字，當即撲殺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使團最終拒絕赴會簽字，從而標志著“五四運動”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五四運動”期間北京學生及市民集會

孫中山在“五四運動”期間還出版了他稱之為“乃革命之學問”的《孫文學說》。四川的蔡冰若在讀了《孫文學說》后，來信請教本書的要旨，孫中山結合當時的學生愛國運動，在回復中簡要地答道：“文著書之意，本在糾正國民思想之上謬誤，使之有所覺悟，急起直追，共匡國難，所注目之處，正在現在而不在將來也。試觀此數月來全國學生之奮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蕩陶镕之功！故文以為灌輸學識，表示吾黨根本之主張于全國，使國民有普遍之覺悟，異日時機即熟，一致奮起，除舊布新，此即吾黨主義之大成也。”（《致四川蔡冰若》，《中央黨務月刊》第十二期）后來，孫中山在《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中更是滿懷熱情地說：“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原標題：《孫中山在“五四運動”中做了什么？他聘請外籍律師為學生們保駕護航》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許云倩 題圖來源：題圖為“五四運動”爆發后上海學生及各界人士在南京路上游行示威 圖片來源：照片除署名外由作者提供

來源：作者：王琪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