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想象，如果在當下，一所私立大學的校長或師生宣稱本校的使命是“光我中華”，“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聽者會作何感謝？但在一百年前的中國，“教育救國”卻是幾乎所有私立大學的夢想。光華大學、大夏大學等私立大學，更是直接以校名作為“光大華夏”的宣言書。1924年6月，廈門大學一部分師生為反抗校方壓迫，集體出走上海，創(chuàng)辦“大夏大學”，既表示要將已經(jīng)變質(zhì)的“廈大”顛倒過來，更表示要祛除“廈門”的地域色彩，致力于“光大華夏”。時隔一年，1925年6月，江南第一教會學府圣約翰大學的一部分師生為了抗議美籍校長壓制學生的愛國運動并侮辱中華民國國旗，決定集體脫離本校，另創(chuàng)“光華大學”，以示“收回教育權”，“光我中華”。饒有意味的是，光華成立之時，大夏還特意前往慰問。自此，兩所私立大學便成為“難兄難弟”，與復旦大學、大同大學并稱滬上私立大學的“四大金剛”。1952年的院系調(diào)整中，兩校更是合并創(chuàng)建華東師范大學，重獲“新生”。筆者研究的對象是大夏大學，自然對關系密切的光華大學尤為關注。上海大學歷史學系韓戍副教授于光華大學用功甚勤，十四年磨一劍，專著《私而不立：變動時代中的光華大學》近期終獲出版，誠為大學史研究的盛事。筆者獲贈書后先睹為快，深覺該著史料完備，立意深遠，見解獨到，且文筆極佳，學術性和可讀性兼?zhèn)洹Ｗ鳛榇髮W史研究的同道，對作者為此所付出的辛勞，筆者在感同身受之余更是極為敬佩。故此不揣簡陋，分享個人讀后的感想，并誠摯向讀者推介該書。

《私而不立：變動時代中的光華大學》

一、大學史的“內(nèi)”與“外”

大學史研究，素有“內(nèi)史”、“外史”兩種取向。所謂“內(nèi)史”（亦包含“類史”），最常見的即為各大學官方出版的校史，和教育學方面對大學的整體或某一分類，如國立大學、私立大學、大學教授、大學生等所做的旨在梳理這一群體本身的構成、特點、演變之類的研究。正如梁啟超和魯迅所言，二十四史乃帝王將相之家譜，這類官方校史，也可視為各大學的“校譜”。但不可否認，大陸的大學史研究正是以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校史編纂為契機而起步的。在教育部關于編寫校史的通知推動下，眾多高校紛紛組織撰寫出版本校校史，如《南開大學六十年1919-1979》《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清華大學校史稿》《北京師范大學校史》《中山大學校史》《四川大學校史稿》等。由于這批校史成果多為響應教育部號召，短時間內(nèi)完成的“政治任務”，因此一方面在史料搜集和深入分析上均顯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時代局限，敘述話語和評價方式均帶有時代烙印。但正是由于這些校史編纂者的開拓，將校史尤其是大學史研究納入學術視野。此后隨著一些大學出于百年校慶和沖刺“世界一流”高校的需要，為了進行配套的宣傳和“文化建設工程”，在2000年前后又出現(xiàn)新一輪的校史編寫熱潮，如《上海交通大學史》《廈門大學史》等。這些校史一方面淡化了此前的“時代烙印”，并隨之出版了很多校史資料選編，為后來的學術研究提供極大便利；但另一方面，這些校史著作在撰寫中往往以時間為縱軸，以專題為斷面，多是一種平面化的論述而缺乏對本校與時代巨變之間的深入分析。并且這些校史的研究和編寫還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諸如“家史化”“正史化”“上層史”“空洞化”等傾向。

教育學界對大學史的研究則多為“類史”，喜歡歸類和綜合，或集中研究某一類大學，如國立或私立大學，或選取多所高校進行比較研究。教育學研究中大學還多作為背景或載體出現(xiàn)，研究的對象則是中國近代的教育制度、學科、課程，或者是近代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實踐，著眼點是近代高等教育和大學的相關思想、制度和實踐對當代的啟示與意義。

正如桑兵所言；“近代中國的大學之于全社會，影響遠比世界其他國家顯得更為重要”。現(xiàn)代大學作為全新事物引進中國，勢必要與各方發(fā)生反應，絕非“象牙塔”。再加上近代中國政治不上軌道，大學師生又承載了傳統(tǒng)士大夫的角色功能，因此在很多問題上，大學往往充當全社會的先導和前驅(qū)。大學的方方面面，均緊扣社會脈動，絕非“校史”視野所能概括。故此，隨著學術研究的演進，一種新的大學史研究便出現(xiàn)了，那就是關注“大學與近代中國”的“外史”研究。韓戍對大學史的“外史”研究有著清晰的體認，那就是“不只是將大學視為一個教育機構、學術組織，在顧及大學本身教育制度、教學活動和學術研究的同時，還把其看作近代中國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將其放在近代中國政治變遷的大視野、大脈絡中加以考察”。

研究大學與近代中國，學者首先關注的自然是大學與近代中國的政治互動，也就是“政學互動”。國立大學與政府的關系最為密切，率先成為“外史”研究的對象。王東杰將四川大學的“國立化”視為“國家統(tǒng)一”運動在高等教育領域的絕佳案例，關注中央政府、地方勢力、川大師生等不同政治和社會力量圍繞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的競爭，從地方層面考察國家與學術的互動，成為“將來繼起者必須參考”之作。此后，許小青、蔣寶麟、何方昱、王春林、劉超、牛力等學者相繼對中央大學、浙江大學、東北大學、清華大學等國立大學展開研究，亦多以 “國家與學術”“政局與學府”“學術與政治”為題。

政學互動的大學史研究也很快延伸到看起來離政治似乎較遠的私立大學。私立大學名為私立，但在政治未入正軌、經(jīng)濟發(fā)展不充分的近代中國，私立大學的建立與發(fā)展，不可避免要同政治發(fā)生關系，且辦學本身就帶來“權力”。因此私立大學與政治之間的復雜關系，也成為研究者關注的重點。嚴海建通過對中國公學的研究發(fā)現(xiàn)，中國公學自建校后，就成為各方爭奪的權力場域，立憲派、革命派、研究系、自由主義學人等隨著國家政治這個大權力場域的變動而紛紛展開對學校權力的爭奪，從政治勢力對私立大學的爭奪這一角度提供了研究范例。但中國公學于1936年最終消亡，其歷史難以完整展現(xiàn)私立大學在近代中國的境遇。

繼之而起的就是韓戍對光華大學的研究，氏著《私而不立：變動時代中的光華大學》是大學史研究進路上的最新成果。本書脫胎于其博士論文《時代變動下的私立大學：光華大學研究（1925-1951）》。作者希望以私立光華大學為個案，對私立大學與時代、國家、政府的關系進行全方位深入研究，借以呈現(xiàn)“在那樣一種政治社會環(huán)境變動之下，私立大學的遭遇和命運”， 成為私立大學研究的又一典范之作。據(jù)筆者所知，此后不少碩博論文以“變動時代中的某某大學”或“時代變動下的某某大學”為題，都是受到韓戍博士論文的影響。中國近代當然是劇烈變動的時代，但以此為標題，似有偷懶和籠統(tǒng)之嫌。此次修訂成書，冠以“私而不立”，筆者認為較原標題更為精到深刻，且指出了私立大學在近代中國辦理不佳卻又長期存在的特點，更引人思考背后的癥結。

光華大學校門

二、作為個案的光華大學

光華大學的創(chuàng)辦，毫無疑問是民族主義激蕩的產(chǎn)物，具體到教育領域，則和“非基督教運動”和“收回教育權”運動密切相關。五卅慘案后，圣約翰大學校方壓制學生在校內(nèi)外從事愛國活動，引發(fā)學生不滿。隨后爆發(fā)圣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搶奪學生的中華民國國旗事件，雙方?jīng)_突到達頂點。1925年6月3日，553名圣約翰大學及附中學生集體宣告永遠脫離本校，且再不入外國人主辦的學校，史稱“六三離校運動”。

圣約翰大學的學生多出身于大中產(chǎn)家庭，家長多為滬上名流。在這些實力雄厚的家長幫助下，離校學生很快就另起爐灶，創(chuàng)辦了以“光我中華”為職志的光華大學，學生家長滬海道尹張壽鏞出任校長。正如韓戍分析，除了防止子弟失學，光華大學的創(chuàng)辦，其實還有著同教會大學爭奪教育主權，替國家主辦教育事業(yè)，以私立大學補國家教育之不足，為國家培養(yǎng)青年的目的。當時處于北洋政府時期，一方面創(chuàng)辦私立大學的政策條件非常寬松，另一方面上海當時也處于工商業(yè)經(jīng)濟發(fā)展的高速時期，故此光華大學的創(chuàng)辦相當順利。而當時的國立大學，不僅飽受軍閥混戰(zhàn)，政局更迭的摧殘，教育經(jīng)費亦無保障，時常出現(xiàn)教授被迫討薪的窘?jīng)r。大量國立大學教授因此前往上海，入職私立大學。私立大學也被時人寄予厚望。光華大學也借機引進了一批知名學者，如胡適、徐志摩、潘光旦、羅隆基、王造時等，成為光華校史上“可紀念”“可自驕的一頁”。這是光華大學的黃金時期，也使光華對自己所擔負的教育使命充滿信心。

張壽鏞

值得注意的是，韓戍在這一激昂的民族主義敘事背后，還深入分析了事情的另一面。如卜舫濟侮辱國旗事件，在學生們的奔走相告中，校長的搶奪國旗逐漸被演繹成侮辱踐踏國旗，在五卅慘案的背景下極具民族主義的象征意味，使學生的悲憤達于頂點。而吊詭的是，在反抗的高潮過后，冷靜下來的離校師生，出于種種考量，很多人又重返圣約翰。韓戍最深刻的觀察則是，光華大學本是出于對圣約翰的反抗而創(chuàng)辦，但在實際辦學中卻繼承了圣約翰這一教會大學的辦學傳統(tǒng)，諸如小規(guī)模辦學，地道的英語教學，通識教育，文理交叉，重視體育，校園生活與校園文化豐富多彩等。不僅如此，作為民族主義產(chǎn)物的光華大學，甚至和圣約翰大學一樣輕視中國文化。這些矛盾的現(xiàn)象貌似殊不可解，但充分說明在當時中西交匯最前沿的上海，西方文化作為現(xiàn)代化樣板的強大沖擊力。

北伐前后的光華大學，則為觀察國民黨、共產(chǎn)黨、青年黨在大學場域的“三黨競革”提供了樣本。青年黨鼓吹收回教育權最力，光華大學作為收回教育權運動最大的成果，自然受到青年黨的注意。青年黨極力希望這所與自己的理念相契合的大學能聘請本黨同志擔任要職，但光華最終卻選擇了與青年黨有矛盾的朱經(jīng)農(nóng)擔任實際負責人，并由此阻斷了青年黨進入光華大學的可能。光華的學生多出身富人家庭，中共黨團組織力量亦難以發(fā)展，學生中的中共黨團成員較少，且多在校外活動。國民黨在校內(nèi)一支獨大，積極發(fā)展自身勢力。光華雖由學生運動而興，但校方出于辦學和管理的需要，對學生入學后的政治活動則和圣約翰大學一樣，持壓制態(tài)度。由此，“三黨競革”在光華校內(nèi)主要表現(xiàn)為校方抵制國民黨對學生的滲透動員，這也為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光華大學與國民黨之間的矛盾埋下伏筆。光華校園的“三黨競革”和筆者研究的大夏大學校內(nèi)三黨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激烈競逐相映成趣。當然，這和兩所大學的不同特點有關。國共兩黨在大夏大學創(chuàng)建的過程中即深度參與，國民黨主持校政于上，共產(chǎn)黨領導學生于下。大夏大學以教育學科為特色且急需師資，青年黨挾國家主義教育學由此介入。先是共產(chǎn)黨在和青年黨的競逐中失利，隨后國民黨乘北伐軍興而“一黨獨革”。兩校“三黨競革”的不同態(tài)勢，何者更能代表私立大學的普遍性呢？恐怕各校皆因校情不同而態(tài)勢各異，需要在更多個案的基礎上綜合研判。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國民黨大力推行黨化教育，積極對私立大學進行規(guī)訓與管控。光華大學的教師中聚集了當時中國最著名的一批自由主義知識人——以胡適、羅隆基、徐志摩、潘光旦、王造時等為代表的新月派。他們在校外以《新月》雜志論政，發(fā)起人權運動，批判國民黨；在校內(nèi)則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光華的校園政治生態(tài)，抵制黨化教育。光華大學成為國民黨黨部推行黨化教育和自由主義知識人抵制批判黨化教育的政治場域，校內(nèi)學生也由此分化成兩派。最終國民黨地方黨部和校內(nèi)國民黨學生里應外合，發(fā)動反對自由主義教授的學潮，導致自由主義知識人被迫去職，光華大學逐漸向國民黨的黨國體制順從和依附。大夏大學則是黨化教育的先行者，積極以教育學理念闡釋國民黨的黨化教育，以期獲得更多話語權，并通過創(chuàng)辦黨化教育暑期培訓班努力促進學生就業(yè)。

九一八事變后，各大學都爆發(fā)了學生運動，紛紛要求國民政府積極抗日。光華大學也不例外，學生組織了“光華大學抗日救國會”，在發(fā)表宣言、組織軍訓、邀請名人演講、參軍、赴京請愿、抗日宣傳和募捐等各大學共有的常規(guī)活動外，其抗日宣傳還更進一步，矛頭直指國民黨的訓政和黨治，要求取消一黨專政，開放黨禁，實行憲政，批判諷刺意味極其濃厚。這說明此前新月派等自由主義知識人在該校任教，撒播下的政治思想和批判意識已在學生中開花結果。這些越軌行動很快便引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干涉，雙方又開始新一輪的博弈，光華大學成為當時上海各大學抗日救國運動的領頭羊。其中最值得探究的是校方乃至教師的態(tài)度。最初，校方和教師都對學生的抗日救亡活動持支持態(tài)度，但是當學生的救亡活動愈演愈烈，校方則希望盡快恢復教學秩序，雙方對何謂真正的愛國救國產(chǎn)生分歧。校方認為學生的救亡運動是形式上的愛國，短期內(nèi)應對突發(fā)事件當然應當以之進行表示，但長期看來還是應該潛心向?qū)W，把自己培養(yǎng)成救國之才。“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是當時非常流行的話語，學生注重的是前者，校方在意的則是后者。面對學生洶涌的愛國熱情，校方雖不贊同，并極力將其引導至學業(yè)層面，但當遭遇黨政部門的壓制時，校方依然會默許學生的救亡運動。韓戍對此推斷：“光華大學作為一所從國難中誕生的學校，系為反對帝國主義的‘教育侵略’而立，遭遇國難時學校應該承擔起相應責任，這可能是校方和學生之間的共識。”這種現(xiàn)象不是光華獨有，幾乎在當時所有大學都存在。韓戍的這一推斷極有道理，惜乎未進行實證研究，后來者可深入發(fā)掘。

1932年至1937年，是光華大學難得的平穩(wěn)發(fā)展時期。校長張壽鏞辭去公職，專心致力于光華的各項建設；文學院院長、自由主義知識人王造時的去職，則標志著光華大學政治批判維度的式微，光華由“主義”轉(zhuǎn)向“學術”。光華大學作為量入為出的私立大學，經(jīng)費有限，無力發(fā)展理工科，商科則純?yōu)閷嵱茫势鋵W術建設，只能在文史領域發(fā)力。依靠錢基博、呂思勉、蔣維喬等知名學者，該校在國學的研究和教育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韓戍敏銳地指出，這一學術發(fā)展方向是與現(xiàn)代學術、學科的主流趨勢背道而馳的。“張壽鏞、錢基博等一直注重道德氣節(jié)，認為大學更重要的是培養(yǎng)人格和品質(zhì)，希望從古代經(jīng)典文獻中尋求和保存國性。此種對古代經(jīng)典毫無懷疑、毫無批判的態(tài)度，并非一種符合現(xiàn)代學術觀念的客觀態(tài)度，與現(xiàn)代學術要求將國故客觀化、問題化、去神圣化，用現(xiàn)代的方式研究中國傳統(tǒng)學術，參照考古成果來印證文獻，都有一定的距離。而所謂強調(diào)道德精神氣節(jié)，實際又比較空疏高蹈，很難在實際的教育中貫徹，不易產(chǎn)生效果，反而可能因帶有道德說教的意味，使教育者反感”。不僅如此，文科發(fā)展水平雖高，但學生卻畢業(yè)即失業(yè)。優(yōu)秀學生如儲安平，畢業(yè)后也在家待業(yè)一年，后依靠學長介紹才進入中央日報社工作。

儲安平

文理科發(fā)展嚴重失衡，文科水準較高卻失業(yè)嚴重，理工科則近乎點綴，這是當時上海一般私立大學的普遍現(xiàn)象。國民政府教育部注意到這一問題，著手進行調(diào)整。一方面頒布政策，限制文法科的招生人數(shù)；一方面發(fā)放經(jīng)費，補助私立大學發(fā)展理工科。此時私立大學的經(jīng)濟基礎也發(fā)生改變，中國的工商業(yè)界受世界經(jīng)濟大蕭條的波及，無力為私立大學提供經(jīng)費，政府的補貼由此愈發(fā)重要。如何獲取政府補助，除了積極響應政府號召外，私立大學校長的政界人脈亦至關重要。張壽鏞致仕前長期在財政部門任職，又與在政界迅速崛起的翁文灝既是同鄉(xiāng)，又是親家，故此人脈較為廣闊，為光華大學申請政府補助提供了巨大助力。這也并非光華獨有的現(xiàn)象，復旦方面在政界的人脈是陳立夫的CC系，大夏校長王伯群本就是國民黨元老，妹夫何應欽更是身居要職。可以說，1930年代以后，私立大學普遍轉(zhuǎn)向倚重政界人脈，否則生存頓成問題。而如此一來，私立大學本身也就日益依附國民政府，獨立性大打折扣。

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私立大學對政府的依賴更加嚴重，很多大學甚至直接改為國立。光華大學原擬與復旦、大夏、大同聯(lián)合內(nèi)遷，校名定為“私立復旦大夏大同光華聯(lián)合大學”。但最終由于教育部不撥發(fā)開辦費，且打算借此機會調(diào)整全國大學布局，光華與大同宣布退出聯(lián)合內(nèi)遷計劃，復旦、大夏則聯(lián)合內(nèi)遷至北碚和貴陽，但最終亦分開獨立辦學。四所私立大學的選擇，與各自負責人同政府的親疏遠近和學校領導層的執(zhí)行能力及主觀意愿密切相關。光華大學由于轉(zhuǎn)向政府的步伐較晚，行政班底渙散，最終選擇留守上海。光華的校舍在戰(zhàn)火中被毀，只得在公共租界輾轉(zhuǎn)租賃房屋辦學，同時也派員前往成都組建分校，在大后方延續(xù)學脈。對于這類留守上海的高校，國民政府教育部一方面加強監(jiān)管，另一方面卻對他們在留守中的困境漠不關心，對于私立大學更是多有歧視。面對困境，光華校長張壽鏞只能努力編織人脈資源網(wǎng)絡，尋求孔祥熙、朱家驊、翁文灝等人的支持，但也由此卷入到國民黨內(nèi)部派系的斗爭中。為了積極表現(xiàn)，張壽鏞還積極投身淪陷區(qū)古籍文獻搶救事業(yè)，以此向國民政府輸誠，希望能獲得政府在經(jīng)濟上對光華大學的關照。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軍占領租界，國立大學多半附逆，反而是以光華為代表的私立大學，毅然關閉學校，以補習班或?qū)W社的方式暗中維持，堅守民族大義。

光華大學成都分部則是另一種命運。成都分部由光華大學商學院院長謝霖和一批光華校友創(chuàng)辦，行政與學科設置均一切從簡。毋庸諱言，成都分部的師資力量欠佳，除光華校友和地方性學者外，只通過從其他高校“撿漏”的方式聘任了蕭公權、葉圣陶、楊憲益等幾位知名學者。且由于學校經(jīng)費困難，教師薪資低，只能默許教師們到處兼課，教師流失現(xiàn)象亦較為嚴重。為了緩解經(jīng)費壓力，成都分部只能廣納學生，允許水平不夠的富家子弟依靠關系入學。師資與生源如此，辦學質(zhì)量可想而知。不僅如此，成都分部為獲經(jīng)費支持，一直游走于國民政府教育部與四川地方勢力之間，成為雙方攘奪的高等教育資源，并隨著政局變動、央地關系的變化而使自身陷入困境，最終“永久留川”，更名為“私立成華大學”。這里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光華大學為何始終沒有考慮申請改為國立。戰(zhàn)時私立大學改為國立蔚為風潮，南開、廈大、復旦、大夏等校均爆發(fā)過改國立運動，而光華則從未有此項動議。韓戍雖然提出了幾項理由，如難獲教育部同意，或有可能被改名為地方國立大學，或校長將會易主等，但筆者認為說服力尚嫌不夠。當然，研究一件事情為何沒有發(fā)生，其實遠比研究一件事情何以發(fā)生更具難度。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光華大學在上海復校。抗戰(zhàn)期間擔任教育部次長的創(chuàng)校元老朱經(jīng)農(nóng)出任校長，行政院院長翁文灝受病逝的張壽鏞之托擔任董事長。依靠校長和董事長在政商兩界的能量，光華獲得額外關照，順利復校，并力圖振興。但在國共戰(zhàn)爭的背景下，經(jīng)費緊張，學科基礎全無，專任師資急缺，再加上風起云涌的學生運動，光華的生存都是難事，遑論振興。朱經(jīng)農(nóng)提倡“愛的教育”幾無效果，在心力交瘁中離校出國。廖世承代理校長，盡力保全校產(chǎn)迎接解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新政府通過改組管理體制、建立學習制度、確立政治課程體系等方式對光華等私立大學進行改造，將其納入管理之下。光華大學積極順應新形勢，最終在院系調(diào)整中化“私”為“公”，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所社會主義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的一部分，重獲新生。

以上是作為個案的光華大學的歷史，對照筆者研究的大夏大學和其他私立大學，筆者認為光華大學在近代中國的境遇，既有特殊性，也頗具代表性。他們隨時代變動而起伏的辦學歷程，生動展現(xiàn)了私立大學是如何從“光大華夏”到“私而不立”的。

三、從“光大華夏”到“私而不立”

縱觀這些私立大學，它們多因民族主義思潮的洶涌澎湃，誕生于偶然爆發(fā)的政治運動或突發(fā)事件，并以“光大華夏”為己任。復旦大學是從天主教學校震旦公學獨立而出，中國公學是留日學生反對日本欺侮回國創(chuàng)辦，大同大學是清華學堂教員反對外人主事者過于西化的辦學方式而出走創(chuàng)立，大夏大學是廈門大學部分師生反抗校方專斷而出走創(chuàng)建，光華大學則是圣約翰大學師生出于民族主義義憤脫離本校而創(chuàng)建。一般來說，在正常時代，私立大學應該是民間社會熱心興學，長期醞釀，募集資金，亦即自發(fā)形成的產(chǎn)物。但中國近代作為急劇變動的時代，私立大學的誕生，多為民族主義的產(chǎn)物，這就讓它們在誕生之初，即自覺承擔著“光大華夏”的使命，也使他們在經(jīng)費上步履維艱。

在北洋政府統(tǒng)治時期，政局動蕩且教育經(jīng)費沒有保障，國立大學境況不佳，私立大學由此吸引一批優(yōu)良師資，并被社會寄予厚望，對自身的使命充滿信心。光華大學聚集了胡適、徐志摩、羅隆基等一大批自由主義知識人，還有錢基博、呂思勉等文史名家坐鎮(zhèn)，教學與研究并進，為學與論政齊發(fā)，寫下了光華大學校史上燦爛的一頁。師生們在探究學問之外，針砭時政，關心社會，努力踐行“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

呂思勉

北伐前后，私立大學成為國民黨、共產(chǎn)黨、青年黨“三黨競革”的場域，最終都因北伐成功而演變成明面上的國民黨“一黨獨革”。國民政府成立后，加強對私立大學的規(guī)訓與管控，一方面要求私立大學正規(guī)化，服從教育部管理，提高辦學水準；一方面則推行黨化教育，力圖用意識形態(tài)控制高等教育，私立大學與政府的關系由此發(fā)生改變。面對這種變化，私立大學均有或明或暗的抵制，光華因聚集了一大批自由主義知識人而帶有明顯的政治抗爭色彩；大夏因其校方的國民黨背景和教育學的學科背景，則對“黨化教育”明面建構，暗中解構。經(jīng)過雙方不斷地博弈，最終確立國民政府與私立大學之間的界限尺度。但遇到突發(fā)民族危機，如九一八事變，私立大學的民族主義抗爭也會“回潮”，甚至突破常軌，批判國民黨。受此沖擊，國民政府試圖進一步加強對私立大學的管控，并以經(jīng)濟補助的方式進行引導。而1930年代，民間工商金融行業(yè)受世界經(jīng)濟危機波及和國民黨政權盤剝，缺乏力量支持私立大學。國民政府在政治和經(jīng)濟上的支持對私立大學的重要性愈發(fā)凸顯。為獲取國民政府的幫助，私立大學一方面網(wǎng)羅黨政要人出任校董，編織政界人脈資源網(wǎng)絡，希望通過私人渠道為本校謀取利益；另一方面則在辦學中積極順應國民政府教育部、國民黨黨部的政策方針，希望能因辦學表現(xiàn)而受重視。當然，盡管如此，私立大學在辦學中還是保持了較高水準和一定的獨立性，如光華大學的“國學”，大夏大學的教育學科，在這一時期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光華希望通過國學來砥礪學生的人格，保存國粹；大夏希望實現(xiàn)教育學的本土化，這都可視為他們對“光大華夏”使命的踐履。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私立大學或內(nèi)遷大后方，或堅守上海“孤島”，財政狀況急劇惡化，對政府的依賴更加嚴重。社會捐助基本斷絕，內(nèi)遷學生依靠政府貸金求學生活，物資短缺導致物價飛漲，種種因素，都使得私立大學若無教育部的經(jīng)費補助，將無法生存。為此，私立大學對黨政要人幾乎形成單方面人身依附關系，希望通過他們在政府中的運作獲取更多補助，或?qū)で蟾臑閲ⅰＳ捎趪顸h和國民政府內(nèi)部派系紛繁復雜，依附某些黨政要人即意味著該校從屬于某一派系，也就不可避免地卷入國民黨和政府內(nèi)部的政治紛爭，遭受敵對派系的打壓。如光華大學依附朱家驊，而朱家驊和時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為競爭對手，光華大學為此飽受教育部的歧視，補助更是大打折扣。大夏大學依附何應欽，在改國立問題上雖遭陳立夫阻撓，但最終憑借一眾黨政要人校董的強勢力量，成功在不改國立的情況下獲得國民政府巨額補助，從而渡過難關。生存尚成問題，全面抗戰(zhàn)時期私立大學的教育質(zhì)量可想而知。首先是因為待遇問題造成的大量優(yōu)質(zhì)師資流失，他們多前往國立大學或政府機構任職。因此私立大學的師資多以兼任為主，且多為無籍籍名的地方學者或資歷較淺的校友。其次則是生源質(zhì)量的下降，為了多收學費和捐款，私立大學只能向水平不夠的富家子弟敞開大門。最后再加上抗戰(zhàn)時局的紛擾，私立大學的教育質(zhì)量可謂急劇下降。這與一般認知中以西南聯(lián)大為代表的抗戰(zhàn)時期的“教育神話”不免有所差距。但在教育質(zhì)量下降的另一面，我們也應看到私立大學在以教育因應抗戰(zhàn)方面的努力。首先是困守上海“孤島”的私立大學堅守民族氣節(jié)，不向汪偽注冊。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還秘密幫助國民政府收購珍貴古籍，以免落入外人之手。而在具體的教育上，私立大學也積極“抑文崇實”，希望通過教育培養(yǎng)抗戰(zhàn)人才。如大夏大學積極發(fā)展社會教育、邊疆教育和電化教育，以此對民眾進行抗戰(zhàn)的宣傳動員。總而言之，抗戰(zhàn)時期的私立大學雖因生存困境而對國民政府產(chǎn)生嚴重依賴，但依然在踐行光大華夏，教育救國的使命。

抗戰(zhàn)勝利后旋即爆發(fā)國共戰(zhàn)爭，整體經(jīng)濟形勢進一步惡化，私立大學在復員后依然深陷生存危機，所謂“復興”純屬奢望。光華大學雖因擁有翁文灝、朱家驊、朱經(jīng)農(nóng)等黨政要人這一政治人脈，獲得國民政府的特殊對待，但這也意味著其對政府的依附則進一步加深，在政治立場上只能與國民政府完全保持一致。在戰(zhàn)后普遍要求實行民主政治的潮流中，原本是學生運動急先鋒角色的私立大學反而默默無聞。而在教育方面，陷入困境的私立大學也只是勉強維持基本的教學活動，難以發(fā)展。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1949年以后，私立大學雖然積極順應形勢，不斷進行調(diào)整改造，最終得以通過合并重組為公立大學，獲得新生。

韓戍在分析私立大學“私而不立”的問題時，主要有三個維度：一是私立大學的經(jīng)費來源；二是私立大學在政治上的獨立性和批判性；三是以師資、學科、生源為代表的辦學水平。其中，經(jīng)費問題是私立大學難以真正有所發(fā)展的根本癥結。這一點是當時辦學者和現(xiàn)在研究者的共識。私立大學之所以經(jīng)費困難，根本原因當然是當時中國實業(yè)不發(fā)達，私立大學無法依靠向社會汲取資源而自立。在此情況下，隨著國民政府對私立大學管控的不斷加強和私立大學經(jīng)濟困境的不斷加深，私立大學也就越來越依賴政府的補助。經(jīng)濟上極端依賴政府，本身就使私立大學喪失了立身之基，其在政治上的獨立性和批判性自然也就不斷減弱，直至完全與國民政府一致。反觀國立大學，因為政府有義務為其提供經(jīng)費，再加上學術獨立的理念和“嫡長子”的身份，在政治上反而具有更強的獨立性和批判性，在抗戰(zhàn)時期和抗戰(zhàn)勝利后的歷次學生運動中表現(xiàn)得更為活躍。同理，在經(jīng)費缺乏的情況下，私立大學自然難以聘請優(yōu)良師資，也難以開辦需要大量經(jīng)費投入的理、工、農(nóng)、醫(yī)等符合國家和社會需要的學科。同時為了多收學費，在生源方面也只能放低標準。總之，私立大學“既沒有成為追求民主自由的先鋒堡壘，也沒有成為專心教學、潛心學術的高水平學府”，“無法走出一條與國立大學錯位發(fā)展的道路”。如此一來，私立大學誕生時所懷抱的“光大華夏”之志，只能是遙不可及的崇高夢想。

學術界一直有“研究誰就會愛上誰”的說法，但韓戍因為研究之精深，成功避開了這一點，并且深刻認識到私立大學在近代中國“私而不立”的本質(zhì)。他通過近乎竭澤而漁的方式，挖掘和梳理了光華大學相關史料，為我們深入描繪了作為私立大學代表的光華大學在近代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變動中的遭遇和命運，以小見大，觸類旁通，以光華大學從誕生到興盛再到逐步衰落的全過程，展現(xiàn)并進一步解釋了近代中國私立大學為何會必然走向失敗的復雜圖景。“教育”何以“救國”？近年來，韓戍的研究對象已從光華大學一校擴展至以一定數(shù)量的大學作為整體的綜合研究，問題意識也由單純的挖掘大學背后的政學關系變?yōu)樽⒅卮髮W本身的“教育”面相，進一步將歷史學與教育學緊密結合。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他一定能通過更多更為精彩的論著，對“大學與近代中國”做出更深刻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