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華民族在五千余年的生產生活中，涵融凝鑄了思想豐富、特質鮮明的文化精髓和文明標識，“革故鼎新”即是其中之一。“革故鼎新”源自《周易》，經中華各族人民和智者賢達千百年來的篤行踐履與錘煉打磨，衍生為中華民族普遍認同的人格修養境界，也成為助推國家變革和社會進步的精神動力，而且是促進文化傳承與創新的必然進路。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務必做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工作，在中華文化的“革故鼎新”和“前后因循”中，堅定文化自信，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關鍵詞］革故鼎新；中華民族精神；中國精神；文化“兩創”

［基金項目］本文系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國學單列課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哲學基本問題研究”（項目編號：22GZGX17）、山東省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重點項目“思政課教育教學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研究”（項目編號：SDS2022ZD02）的階段性成果。

中華民族五千余年的優秀傳統文化所孕育的中國精神，是新時代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的源頭活水。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艱苦奮斗、踔厲奮進，創造了百年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成就，不能不說得源中華民族“革故鼎新”的偉大民族精神。“革故鼎新”源自《周易》的《革》卦和《鼎》卦，表達了破除舊觀念、創造新思想，批判與繼承相統一的精神信念，它是中華民族、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綿延不絕、創新迭顯的動力基點。

一、“革故鼎新”的意蘊本旨

“革故鼎新”一詞始見于《唐中書令梁國公姚崇神道碑銘》：“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于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革故鼎新”意為革除舊事物，推崇新事物。

追溯本源，“革”字始見于商周時期的甲骨文與金文的象形文字。《尚書·禹貢》曰：“齒、革、羽、毛。”在大禹時代，“革”是指各州進貢的特定貢品，是指褪去羽毛的皮。《尚書·堯典》載：“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在天地自然運行中，鳥獸一般在夏季順天時以“革”，即褪去冬季厚重的羽毛。《說文解字》即載：“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象古文革之形。凡革之屬皆從革。”從此可勘察，“革”“治去其毛”有“更改之義”，引因而申為“凡更新之用”。

當“革”從自然狀態引用到人為世界中時，便有了“變更”“革新”之意。《尚書·多士》云，“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革”意味著革命、更新。《周易》之《革》卦（離下兌上）《象》曰“澤中有火”，孔穎達疏曰：“‘澤中有火，革’者，火在澤中，二性相違，必相改變，故為革象也。”《周易·雜卦》云：“革，去故也。”從卦象可以看出，水火相熄、勢不兩立，要么澤水澆滅離火，要么離火燒干澤水。這預示著革命是迫不得已的，必須作出決斷。《革·彖》指出：“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這表明，“革”意味著革除舊的落后的事物與做法。因此“革”在后世的發展過程中被用作國家、王朝的重大改革與變法之意，意在革除陳舊不合時宜、不合自然之法。如：《新唐書·張九齡傳》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國家以有智慧的能人進行治理，但是沒有親民愛人之人，究其原因在于皇帝未按法則予以改革；《明史·西域傳四·別失八里傳》云，“天用是革其命，屬之于朕”，蒼天察覺元朝后世之君驕奢淫逸，恃強凌弱，民不聊生，所以革除元朝國運，任命于明；《梁書·武帝紀上》也說，“飛鴻滿野，長彗橫天，取新之應既昭，革故之徵必顯”。由此可見，“革”既有更新、改革之意，也有革除、消除之意。

在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革”有“順天應人”之意，蘊含著“天地革而四時成”的自然順應思想。對于“時”的感知，是先民們深刻認識環境變化的最初思想來源。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天地、社會、人生，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之中。據記載，在上古虞夏之際，先王們無一不重視“時”。如：黃帝“播時百谷”；帝顓頊“履時以象天”；帝嚳“動也時”；帝堯“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帝舜“敦敏而知時”；禹“履四時”。有學者指出：“只要我們不帶形而上學偏見地閱讀先秦、特別是戰國之前的文獻，就會強烈地感到‘時’的突出地位。在那樣一個塑造中華文明特征的生機勃勃的‘時’代中，最智慧的人們大都有一種原發的時間體驗；而這在別的文明傳統中是罕見的。”唯物史觀告訴我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在農業文明背景下，在農業生產的過程中，需要盡可能精確掌握四時變化知識，以確定播種和收獲的時機。《周易·革·象》說，“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君子要審明變化，而首要的是觀察日月星辰的變革之象，制定歷法，明確標度四季更變的秩序。“天地革而四時成”意味著四季的形成是天地自然變革的結果，而人的作用則在于認知天地的變化現象，把握自然變革的規律，進而有序地安排生產和生活。治歷明時，標志著中華先民邁出認知變化、把握變革的關鍵一步，開始認知天地之道、把握自然規律。誠如西漢文學家揚雄《太玄·玄摛》所言，“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馴”。所以說，“革”蘊含著在繼承中革新、在革新中繼承的“通變”思想。

“鼎”也屬象形文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形象為鼎，是古代蒸煮食物的容器，有足、有腹、有耳，也是古人宗廟祭祀的禮器。《說文解字》載：“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象析木以炊。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入山林川澤者，魑魅魍魎，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鼎”除了指烹飪器，還指古代統治者用以象征權力的法象器。夏朝建立之初，大禹用九州進貢來的“金”（當時稱銅為金）鑄成九座大鼎，并將牛鬼蛇神鑄于鼎上，以承接天意，保護民眾不受野獸與鬼怪的侵襲。從此，九個青銅制造的鼎便成為夏、商、周三個朝代的王權象征和傳國之寶。如《左傳·宣公三年》所言，“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春秋公羊傳·桓公二年》也記載，“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上古時代，隨著巫術文化與王權的發展，“禮樂之制”的地位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巫覡占卜”，鼎也從原來的祭祀用品轉變成了權力的象征。

“鼎”由烹飪食器衍生為政權法器的過程中，萌發出“取新”義。《周易·序卦傳》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革”變事物沒有“鼎”化生為熟更為顯著，所以“革”卦后是“鼎”卦。“鼎”具有“取新”之義，在于它發揮煮器的最基本的“化生為熟”功能。《周易》中《鼎》卦（巽下離上）《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圣賢。”“鼎”表示用木柴燒火進行烹飪，在巫術文化中圣人烹飪食物祭祀天帝，進而大規模地烹飪以養圣賢，令其為君主效力。《鼎·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木上之火，徐徐新生，“有烹飪成新之法象”，君子則應該擺正位置，明確開創立新之使命。國家治理應該以鼎養人，以仁義之道教化天下。由此可見，從治國理政角度出發的“鼎”所包含的創新理念必然是以教養圣賢之士、賢能之君為前提。“鼎”從盛放烹飪食物的器皿、國家政權的象征到開創立新、圣賢教化的意義變革過程，是由具象思維到抽象思維過渡的過程。

“革故鼎新”一詞由先秦時期《周易》中《革》卦與《鼎》卦發展為“去故創新”之意，是對《周易》中天道、地道、人道運行總體規律的把握與認知。《周易·系辭下》指出：“《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革故鼎新”由《周易》中的“變通”思想推理而來。按照《周易·序卦》記載，《革》卦在《鼎》卦之前、《井》卦之后，“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井道不可不革除污垢，鼎可以化生為熟、使水火不相害，是最好的革除舊事物的器具，“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是以，宋儒鄭汝諧指出，“革以改命，鼎以定命，知革而不知鼎，則天下之亂滋矣”。因此，就其本質而言，“革”與“鼎”是《周易》中“保合太和”三極之道并行不悖、并育相生的活力之源。

“革”啟示我們，在事物必須變革時，要樹立勇于改革、與時俱進的理念，采取破朽除舊、順天應民的措施，以扶正祛邪，健康發展。“鼎”則啟示我們要正位凝命，務實創新，進而鞏固改革成果。“革故鼎新”已經作為一種變通日新、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凝鑄于中華民族的發展進程，鑄就了強調“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的商鞅、主張“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等變法革新的先鋒，還有推行胡服騎射的武靈王、主張改制易俗的拓跋宏等積極推動社會改革的典范。他們身上那種反對禁錮、銳意進取的創新精神和挑戰精神，鼓舞著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是支撐中華民族持久發展、充滿生機與希望的強大動力。

二、“革故鼎新”是自我修養的精神境界

“革故鼎新”是中華民族傳承了五千余年的民族精神，體現著為人之道、入世之道和自然之道，更體現出一個人自我修養的精神境界。《周易·大畜·彖》說，“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大學》言，“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人只有“日新其德”、善于和敢于“革故鼎新”，才能稱之為剛毅強健。

須知，修身是人生完善的第一步。《大學》有明確的德行修養排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修身”是賢者、治國者的重要成長要件，“修身以自省”就是對自身的“革故鼎新”。儒家的孔子認為，人應該努力學習禮樂以提升自己的修養，“溫故知新”（《論語·為政》）、“見賢思齊”（《論語·里仁》）、“內省不疚”（《論語·顏淵》），只有這樣才能夠實現“日新”的變革，人才能夠認知自己，達到“仁”的境界。孟子提出“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的修身名言，揭示了“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的自我努力、自我奮斗、自我改造的心路歷程。唯有實現自我的革故鼎新，才能實現成就斐然的人生目標。荀子也說：“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荀子·勸學》）；“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荀子·修身》）。君子應時常反省自己，時時提醒自己走正道、勿有過。這承繼和弘揚了曾參提出的“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的優秀傳統。

當然，先秦時期儒家之外的其他思想智者也把是否進行自我革新作為人生修養的重要因素。比如，呂不韋強調，人生于世應時刻追求更為高尚、長遠的成長，人應該有遠大的志向，因此必須對自己進行“革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莫邪；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呂氏春秋·察今》），至于自己是否為“莫邪”名劍還是“驥驁”良馬，結果未必重要，作為過程的“磨礪”“革新”才至為重要。

君子為學務必學會自省，也就是從“過去”的認知中不斷走向“未來”，從之前的“舊認知”不斷過渡到“新認知”。“自省”是“反求諸己”、歸因于己的過程。《孟子·離婁上》言：“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怨天不尤人，遇事首先反省自身、反求諸己，從自身的行為處事方式和思維方式找原因。當然，“錯”未必是由己引起，也未必是自己的“錯”，但反省改過的主導權和主動權在自身，這就是孟子所主張的“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盡心上》）之意。宋儒張載也說：“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者也；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自省就是自我主動照察省思，無需別人強求于我，我自有之，以有我之自察，坦坦蕩蕩、清清白白、浩然天地。

就修養境界而言，嚴于律己、寬以待人，是君子美德。朱熹曾說：“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在朱熹這里，“自省”已然成為“為學之本”，君子之學在“為己”，凡事皆從修己、律己、嚴己出發，克念始終、遷善改過，成就為與天道融貫之人。就本質而言，人反觀自省的過程，就是革除自身弊病的過程，就實現了自我德行修悟的“革故鼎新”。程頤有言：“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君子“日新”，對于個人成熟成長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心學集大成者王陽明也指出，人應該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革新，“古之圣賢時時自見己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唯貴在知過改過。一個人善于和敢于“遷善改過”，已然表明他的先進性和高尚性。只有在內心中真誠懺悔自省才能夠實現“革故鼎新”，才能夠真正做到“克己復禮”。即此而言，做好自我的“革故鼎新”，本身就是修行，就是一種高尚的精神境界。

三、“革故鼎新”是國家變革和社會進步的必然舉措

“革故鼎新”“變法圖新”貫穿于中國歷代王朝演進的始終。早在《尚書·盤庚》就有言：“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人追求“器”的“新”是順應天道的必然選擇。《周易·系辭上》曰：“變而通之以盡利”，治國理政與天道一樣，都應變革舊事物，讓新鮮事物流通起來，從而使得天下萬物得“利”。《周易·系辭上》還說：“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變革”在于將不合時宜的舊事物進行消解，新事物沿“變”的規律“通”行順暢；“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應始終堅持“變革”，并“因時而行”，以最新的形勢作為變革鼎新的語境條件。

先秦時期的政治智者充分認識到社會變革和時代變革的必要性。《呂氏春秋·察今》就指出：“世易時移，變法宜矣”；“釋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社會發展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不斷革新、勇往直前的，面對新的問題和時代需求，治國者當尋求政治、法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變革，不應簡單地效法先王之法，而是要學習先王制定法律的方法。《左傳·昭公三十二年》指出：“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天下王朝的更迭乃是天道自然。當然，王朝之所以能延續、中華文化之所以綿延不斷，關鍵在于“維新”，在于不斷創造出新的思想觀念、新的制度法度。《詩經·大雅·文王》有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看到了周朝雖為舊朝，但是一直都在不斷革新，從而成就了八百余年的輝煌。王朝更迭的必然規律和文化傳承規律，孔子做出了清晰推斷。他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從孔子的論述中可以看出，社會變遷、文化演進是必然的，而且要在前人的基礎上繼承才能夠實現革新，“損益”是實現革故鼎新的基本原則，從而明確地表明了文化之間、前后朝代之間在思想觀念、文化制度等方面既傳承弘揚又革新創造的因循關系。道家的智者莊子也充分認識到文化變遷、國家社會變革的必然規律，他認為“物之生也，若馳若驟，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莊子·外篇·秋水》），世間萬物都因時而變且不停止。其原因就在于，世間萬物“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糜，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莊子·內篇·齊物論》）。進而，莊子提出，“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莊子·外篇·天運》），國家法度也必須隨時間改變。

法家代表韓非子是先秦時期“革故變法”的奠基者。他說：“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在韓非看來，中國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韓非子·五蠹》），“時移而法不易者亂，能眾而禁不變者削，故圣人之治民，法與時移，則禁與能變”（《韓非子·心度》），所以，不同時代的治國者應因時而變、因勢而變。在論及是否應該“法古”時，韓非子指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韓非子·五蠹》）因此，治國者應按照當前形勢變革法度，不能夠因為忌憚民眾的憂慮而不變革。

韓非子思想的繼承者商鞅，充分體現了革故鼎新的政治智慧。他指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商君書·更法》）商鞅主張治國者不應守舊，而要根據時代變遷尋求變法。所以，他在秦國施行變法，實行縣制、獎勵耕織和軍功等一系列新舉措，迅速使秦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壯大起來，為秦始皇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之后，秦、漢封建王朝繼續實施一系列改革與革新措施，如秦始皇進行了法制建設和郡縣制改革，漢武帝推行了政治改革和五銖錢鑄造等，這些都是國家改革、文化創新的“革故鼎新”實踐。

應該說，兩千余年的中國傳統封建社會，一直注重社會政治領域和國家建設上的“革故鼎新”。漢代揚雄言：“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凡是符合現代、當今需要的傳統文化便因循，凡是不適應現代、當今需要的傳統文化便化革，決不可因為是古人、先人所創文化便要全盤摒棄。“革故鼎新”是推進社會進步的必然要求，只是革除舊物時不能一味地全盤否定，還要注意適度因循傳承，“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劉安也反復申明變法革新的道理，《淮南子·氾論訓》就指出：“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日有常也。故圣人制禮樂，而不制于禮樂……茍利于民，不必法古；茍周于事，不必循舊。……故圣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不合時宜的文化制度務必革新去弊，而屬于人們共同認可并能夠繼續彰顯生命力的文化制度則可以因循傳承。宋代的徐禧也指出：“天下之事，有因有革，期于趨時適治而已。”也就是說，天下事必須在繼承的基礎上才能夠革新，只是要順應天時。當然，變革要從源頭上抓起，誠如朱熹所說，“革弊，須從源頭理會”。

“革故鼎新”“變法革新”固然是王朝進步維穩的基本原則，但應有相應的新制度保護改革成果。三國時的王弼在給《鼎》卦作注時指出：“革去故而鼎取新，取新而當其人，易故而法制齊明……鼎者，成變之卦也。革既變矣，則制器立法以成之焉。變而無制，亂可待也。”就是說，一個政權在采取了變革措施后，應建立新的制度維護變革的成果，并且將改革成果制度化，否則大亂指日可待。

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積貧積弱的局面，中華民族有識之士一直在“革故鼎新”激勵下推動社會變革。如，譚嗣同在《治言》中指出，中華民族歷經了“道道之世”“法道之世”和“市道之世”的“革故”與“鼎新”的過程：“夏以后治亂損益不一，其大經大法，閱商周未之有改，是曰道道之世，由是二千年，至于秦而一變，盡取先王之法度棄而散凝之。故秦以后，治亂損益不一，其大經大法，閱漢、晉、隋、唐、宋、元、明未之有改，是曰法道之世。由是二千年，至于今而一變。降一統而列邦，降朝請而盟會，降信義而貨幣，降仕宦而駔儈，而上國固已朒矣，而生民固已荼矣。此三王之所逆億而不能，而漢以下所色然驚其未聞者也，是曰市道之世。此天之三變也。”因此，中國應該積極變革以圖強救國。新文化運動發起者與倡導者陳獨秀，在《青年雜志》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指出：“以人事之進化言之，篤古不變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進之民，方興未已。”無論是個人還是民族，唯有不斷創新、不斷創造，才能不斷進步。

中國共產黨人高度重視“革故鼎新”思想。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就說：“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推動創造并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革故鼎新思想的重要性，他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中華文明是革故鼎新、輝光日月的文明，靜水深流與波瀾壯闊交織”；他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經過不懈努力，黨找到了自我革命這一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顯著增強”。黨的百年來的奮斗史就是一部不斷創新、與時俱進的歷史。中國共產黨人面對新矛盾新挑戰，以非凡的斗爭勇氣和智慧，砥礪前行、革故鼎新，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四、“革故鼎新”是文化傳承與創新的必然進路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無論是抵御外辱還是朝代更迭，中華文明都屹立不倒，深刻體現了“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的特性。一脈相承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塑造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信念和價值。正是由于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得到了各民族人民的文化認同，并在長期的共同生活和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形鑄了積極進步的思想觀念、道德規范、理想信念、境界追求，形成了人們普遍認同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和道德觀。其中，“革故鼎新”是推動實現中華文化傳承、發展和創新的根本方法和必然進路。

中華文化的一脈相承特性是文化發展“歷時性”的凸顯，是“革故鼎新”理念下文化“前后因循”的規律使然。所謂歷時性，是指主體產生、演進、新生的歷程；文化發展的歷時性，是指民族文化、區域文化和國家意識形態文化演進、變遷的歷程，體現出文化系統自身的延續性和傳承性。中國歷史上無論是漢族朝代的更迭，如漢、隋、唐，還是漢族與異族朝代的改弦，如宋與元、元與明、明與清，無論當政者如何變化，作為以儒、釋、道文化為主體、以各少數民族文化為補充的中華文化始終一脈相承、熠熠生輝，所遵循的“正道”是中國文化的“古今融通、前后因循”哲學智慧。秦始皇時代博士淳于越與丞相李斯曾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與“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禍亂黔首”的“師古”與“非今”之辯，李斯將古今割裂，是今而非古，造成了“焚書坑儒”的文化之燹。秦的種種過錯，歸根到底就是“不語古”。古今之間當是既傳承又融合的。漢代則積極吸取前朝教訓，強調古與今的沖突融合，做出了“通古今之變”的歷史反思，揚雄所言“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就是對文化發展規律的闡釋，更是對“革故鼎新”思想內涵的深層解讀。

作為中國歷史文化主流的儒學，造就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風俗習慣和民族心理結構，體現著一脈相承性。周公制禮作樂，奠定了儒家的致思路向。百家爭鳴時期，孔子開創儒家學派，重視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以“仁者，人也”提領學問之道，高揚主體人格、獨立精神和理性自覺，以“和而不同”的中庸、中道論為哲學方法、生活法則和社會理想，并成為儒家知識精英的行為操守和道德境界。繼起者孟子以四端之“仁義禮智”論人性本善，以“不忍人之心”說仁政，借“浩然之氣”談“大丈夫”理想人格，將始自孔子的“攝禮歸仁”“攝禮歸義”整合為“仁義禮智”一體渾融的仁本學。漢代董仲舒提倡思想大一統的政治方針，政治儒學走進歷史舞臺，并成為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雖然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地位一落千丈，但唐代韓愈、柳宗元等人倡“古文運動”，儒學開始復興，至宋元明，以周（敦頤）、程（程頤、程顥）、張（載）、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為核心的“新儒學”承續孔孟心性人學，開拓了理學、氣學、心學等路向，儒學第二期大發展。不過，明末至清代，啟蒙思潮勃發，黃宗羲代表的儒家民本理念、王夫之代表的樸素唯物主義和實踐觀等等，儒家文化的自我批判開啟了儒學跌落的命運。鴉片戰爭以后，西學東漸步伐加快，覺醒的知識分子廣泛傳播各種進步思潮，儒學的危機最終促成了一場哲學革命，誠如馮契所言：“中國近代經歷了空前的民族災難和巨大的社會變革，同時在文化領域也進行了一場‘古今’、‘中西’之爭和一次偉大的哲學革命。”現代雖有以熊十力、牟宗三、杜維明等為代表的“現代新儒家”將西方哲學與儒學融通，力圖由“內圣”開出“新外王”，但終究不能挽救儒學退出主流意識形態的命運。

當然，儒學文化價值系統隨歷史時代唯變所適的過程中，儒學理論思維形態也隨歷史時代的人文語境的變化而變化，其理論思維的核心話題和詮釋文本不斷轉換。只是，儒學理論思維形態的創新和轉換，都是對以往既定的、固化的理論思維邏輯體系、價值觀念、思維方法的沖決，從而使儒學的發展經歷了先秦的元創期、兩漢的奠基期、魏晉南北朝的發展期、隋唐的深化期、宋元明清的造極期和當代的創新期。先秦儒學以“道德之意”為核心話題，依傍“六經”，鑄就了人文性的元典儒學，以沒有殺戮、沒有戰爭的和平、安定、統一的生存世界為價值理想；兩漢經學以“天人相應”為核心話題，依傍《春秋公羊傳》，鑄就了獨尊性的經學儒學，追究人之所以生存的根源、根據，追求大同世界的人人安居樂業；會通儒道的魏晉玄學以“有無之辯”為核心話題，依傍“三玄”（《莊子》《老子》《周易》），鑄就了思辨性義理的玄學儒學，回應人為什么活著、人活著有沒有意義、以什么樣的方式實現人生價值、能否實現人生價值等問題，追求“玄遠”的自由人生；融突儒釋道三教的隋唐儒學，以“性情之原”為核心話題，依傍佛經和道經文本，凝鑄了原道性復性的道統儒學，思考人生從何而來、死了到何處去的靈魂安頓、終極關切問題；融突而和合儒釋道三教的宋元明清理學以“理氣心性”為核心話題，依傍“四書”文本，儒學價值自覺意識、智能創新意識、歷史責任意識和憂國憂民意識光大發揚，凝鑄出“理一分殊”性的理學儒學，追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世界。在全球化、信息革命的時代，核心話題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打造全人類共同價值轉變，儒學價值轉生為化解人類所共同面臨的沖突和危機，追求天和地和人和、天美地美人美、天地人共和樂和美的和合世界。儒學唯變所適的特質使其沖破“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網羅，與時俱進，隨歷史時空的變遷而周流六虛、革故鼎新，永葆青春活力，涵養新時代的中國精神和時代精神。

總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園，是促進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寶貴資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要堅定文化自信、歷史自信，充分體悟自我民族的歷史發展進程，悉心總結和凝練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成功經驗、先進理念以及挫敗教訓，堅守“革故鼎新”“前后因循”的文化演進規律，不斷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各項事業中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責任編輯：單提平】

理性是啟蒙運動以來現代性的核心旗幟，使人理性化或敢于運用自己本有的理性，這是啟蒙運動甚至至今現代化的重要任務。理性的核心也被理解為人的一種先驗的邏輯推理能力。即便高揚人的理性、強調理性公開運用的康德，也未曾明確人的先驗理性如何可能，這一哲學遺留問題一直影響至今。其實，康德所服膺的哲學家盧梭早就指出，欲將人理性化就要將理性加以人化，理性本身是在歷史中形成的，強調理性要與情感平衡。休謨甚至用非理性的心理習慣代替了理性。只是，盧梭和休謨的這些思想在一段時間里并沒有受到足夠重視，真正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度觸及的第一人是馬克思。

【責任編輯：單提平】

作者：張瑞濤，中國石油大學（華東）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