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許，你說我這脾氣算不算缺點？”1954年深秋的濟南軍區靶場上，王建安擦拭著配槍突然發問。許世友拎著半瓶燒酒走過來，往老戰友腳邊一坐： “要我說，帶兵打仗的沒點脾氣才壞事！”兩人相視大笑，遠處傳來此起彼伏的報靶聲，誰也沒想到這竟是他們軍旅生涯最后一次把酒言歡。

當1955年2月授銜名單初稿擺在毛主席案頭時，原本位列上將的王建安名字被朱筆圈去。筆尖在 “驕傲自滿”四字下重重頓出墨痕，這個評語如同封印，讓這位濟南戰役功臣與上將軍銜失之交臂。此刻中南海的決策，與二十年前陜北窯洞里的往事遙相呼應——1937年抗大學習時，王建安就因直言不諱頂撞過蘇聯顧問，氣得對方摔門而去，倒是許世友拍著桌子叫好： “痛快！洋教條就該治治！”

不得不說，王建安的 “傲骨”確實刻在基因里。這個黃安放牛娃出身的將領，二十歲提著砍柴刀參加黃麻起義，三十二歲帶著敢死隊強渡大金川。某次反圍剿作戰，他竟把指揮部設在前沿陣地三百米的草垛里，警衛員急得直跺腳： “師長，炮彈可不長眼！”王建安眼皮都不抬： “離戰士遠了指揮個球！”這種 “不要命”的作風，在1948年濟南戰役達到巔峰。當許世友的攻城部隊被卡在永固門，是王建安帶著兩個團從側翼撕開口子，炮火中他站在坦克車頂揮旗指揮的場面，連隨軍記者都看呆了。

有意思的是，這對 “霹靂火”搭檔的恩怨情仇，比評書里的橋段還精彩。1937年抗大那場著名的 “密謀出走”事件，王建安最初確實跟著許世友收拾包袱，可走到半道越想越不對勁： “老許，咱們這是要當逃兵？”許世友當時就炸了： “放屁！老子是要回四川打游擊！”兩人在黃土坡上吵得臉紅脖子粗，最終王建安轉身跑回抗大報告。這段公案直到1948年才解開疙瘩——濟南戰役前夜，許世友拎著兩壇燒酒踹開王建安房門： “當年你要是不告密，咱倆現在墳頭草都兩丈高了！”

可惜戰場上的肝膽相照，終究抵不過官場微妙。1952年總參某次作戰會議上，王建安對著沙盤突然發火： “陳老總，您這個部署要擱淮海戰役，非讓杜聿明包了餃子不可！”滿座將星噤若寒蟬，陳毅的茶杯蓋在桌上磕得叮當響。消息傳到中南海，毛主席聽完匯報沉默許久，吐出句： “該殺殺他的威風。”

值得玩味的是，在授銜風波鬧得沸沸揚揚時，王建安正帶著測繪隊在長白山勘界。接到許世友的加急電報，他隨手折成紙飛機擲出車窗： “告訴老許，有這閑工夫不如多抓幾個特務。”這種近乎執拗的豁達，倒讓軍委領導犯了難——原本準備好的安撫談話全派不上用場，倒是王建安主動找組織表態： “給我個副職就行，正職留給更穩重的同志。”

轉機出現在1955年授銜半年后。許世友借著匯報臺海局勢的機會，把濟南戰役的作戰地圖鋪在毛主席書桌上： “主席您看，要是沒王瘋子這個側翼突擊，濟南城還得再流三萬人血。”據說毛主席盯著地圖上標注的永固門突破口，突然笑出聲： “這個王建安，打仗是真瘋，脾氣也是真倔！”次年春天，沈陽軍區副司令員的任命書悄然下達，上將軍銜雖然遲到，終究沒有缺席。

1980年冬，七十二歲的王建安在病床上接到中央軍委慰問電話。當工作人員詢問有何要求時，老人盯著窗外紛揚的雪花： “把我那件舊軍大衣捐給軍事博物館吧，里襯上還留著濟南城的彈片。”在場的人無不動容——那件伴隨他半輩子的軍大衣，肘部補丁摞著補丁，唯獨將星肩章始終光潔如新。

黃永勝晚年曾評價： “王瘋子要是不犯倔，五五年能進軍委班子。”這話或許有些道理，但歷史沒有如果。就像濟南大明湖畔那塊彈痕累累的城墻磚，殘缺本身何嘗不是最真實的勛章？當我們在檔案館翻開泛黃的《干部鑒定表》， “驕傲自滿”的批語旁，赫然還有葉帥親筆補注的一行小字： “然其忠勇，世所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