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的反復正考驗全球經濟。近日,在由復旦大學和崔鐘賢學術院主辦的“上海論壇2025”年會上,亞洲開發銀行前行長中尾武彥(Takehiko Nakao)接受第一財經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特朗普在強調美國的貿易赤字時故意忽略了美國在服務業領域享有的順差,他的關稅政策是一種徹頭徹尾的誤導。至于特朗普一直希望要吸引制造業回流美國,中尾認為,全球產業鏈的分工是基于經濟的理性要素,很難去改變這些經濟特性。同時,中尾強調要加強《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合作,把放大“關稅減讓”的政策效應作為應對全球自由貿易挑戰的重要舉措。
亞開行前行長中尾武彥在“上海論壇2025”年會上發言
(來源:“上海論壇2025”年會主辦方供)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是一種徹頭徹尾的誤導”
第一財經:特朗普的一些關于經濟的觀點,包括所謂的“對等關稅”背后的邏輯遭到了經濟學家的廣泛批評。你怎么看?
中尾武彥:的確,經濟學家和學者都無法接受他的觀點,除了白宮貿易和制造業高級顧問納瓦羅。他被視為特朗普關稅政策的操盤手。
特朗普有自己的執念或者潛在的意識形態:利用關稅來降低貿易赤字。這對于常人來說很難理解。在計算方面,特朗普把貿易逆差當作“不公平貿易”的標尺,再打五折。這些關稅的計算并非依據邏輯,是非常簡化的想法。
特朗普希望吸引制造業回流美國,但美國并不擅長制造業。制造業僅占美國GDP整體的10%不到,對就業的貢獻也不到10%。但需要看到的是,美國在其他的貿易領域表現非常強勁,比如服務業、金融業等。美國政府在抱怨與其他國家的貨物貿易赤字激增的同時,卻故意忽略了一個事實,即美國在服務業與全球幾乎所有的貿易伙伴都存在貿易順差。
美國資本賬戶的盈余反映外國資本持續在購買美國資產。由于美國經常賬戶累計逆差,而資本賬戶一直保持順差,形成資本循環,這種“商品換金融資產”的模式成為了美元主導的重要支撐。
特朗普不喜歡赤字,他曾說過“美國被剝削了”“被其他國家利用了”,但事實上美國通過貨物或者服務貿易收益很多。一直以來,美國聯邦政府的實際開支始終高于初始預算,再加上美元主導地位的因素,造成了赤字。除了美國國內的工人受到影響,其實美國并沒有太多可以抱怨的。要改變現狀,美國政府應對產業進行更多的支持、調整,而不是一味地指責他國。所以說,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是一種徹頭徹尾的誤導。
當前,有種回歸重商主義時代的錯覺。重商主義就是主張更多的貿易盈余、國家干預、貿易保護,關稅則是最直接、簡單的手段。再結合特朗普強調要收回格陵蘭島、要使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個州等種種言論,他的想法更多是“重商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結合。而這些都是非常老派、又奇怪的想法。
第一財經:特朗普的確不曾談及美國在全球服務業中享有順差這一事實。
中尾武巖:是的,他肯定避而不談。但是在我看來,美國在服務業享有的貿易順差其實對于收入分配而言,并不公平。順差帶來的收入主要集中在工程師、企業CEO以及銀行業從業人員等身上。普通人能享受的紅利有限。這就會導致這些行業中的群體變得越來越富有。美國政府如果真的關心貧困群體,就應該通過對富有群體征稅然后進行利益再分配。美國目前也是發達國家中唯一沒有醫保全覆蓋的國家。美國國內社會兩極分化的問題更應該引起政府的關注。
“產業鏈全球分工基于經濟理性要素”
第一財經:我們看到全球金融市場近期出現了巨大的波動。美國關稅政策帶來的不確定性是否超出了你的預期?
中尾武彥:是的,目前的關稅高于預期。正如我之前分析,這些都不是基于邏輯而來的,是非常不可預測的。即便公司或者其他國家的金融業希望就這些變化進行調整,但在缺乏可預測性的前提下,任何調整都是無法實現的。
這些極端政策的不斷反復其實也在反噬美國自身,由此引發的波動也危及金融市場。因此,我們看到了之前美國股債匯頻頻出現“三殺”,而美債收益率是美國、企業以及老百姓借錢的成本基準。
即便那些特朗普的支持者,比如希望從他政策中受益的億萬富翁等,也受到影響。他們之所以支持特朗普,是因為希望后者保護他們的利益,從放松監管、推行比特幣、支持AI等領域便于他們拓展商業版圖。但由于不確定性,這些商業巨頭也難逃關稅政策的影響,比如在特朗普對華高關稅的影響下,其實貿易已無法正常進行。
所以我們看到,在美國,沃爾瑪等大型超市出現了搶購中國玩具等現象。智能手機、汽車等需要很多零配件,最終影響會傳導至消費者。特朗普告訴美國消費者,要忍一忍,等制造業回歸美國了一切就好轉了,但這需要時間,甚至很長時間,因為產業鏈的全球分工是基于經濟的理性要素。一些國家之所以在某一領域享有優勢,可能基于數量眾多、高素質的工人,另一些國家可能基于資源稟賦的因素等。很難去改變這些經濟特性。
汽車或者半導體等高端制造業可能可以在美國找到優勢,但也需要時間。在缺乏預見性或者穩定性政策的背景下,企業也不會在美國盲目投資,更何況4年后美國又將進行總統大選,屆時會誕生新的總統,政策也會隨之改變。
此外,美國也面臨勞工短缺的問題。即使有更多工廠,能在美國當地招到那么多工人嗎?美國財長貝森特曾表示,可以由聯邦政府中被解雇的員工填補,但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在我看來,短期來說,這種不確定性會導致金融市場的混亂,抬高通脹,降低生產率;長期來看,這是違背自由貿易理念與成果的消極舉措。
第一財經:你對于經濟危機的處理非常有經驗。當前,我們看到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金融機構都調降了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期。你怎么看?
中尾武彥:問題的關鍵在于,特朗普政府這種極端政策會持續多久。正如此前所言,短期會帶來經濟的陣痛,更大的影響是金融市場無法預知未來的走向。就這一角度來看,如果這種極端政策持續多個月或者更長時間,會對經濟產生損害。至于是否會觸發經濟危機,比如雷曼危機或者亞洲金融危機的重現,我不認同。
“應加強RCEP的合作”
第一財經:之前日美財長會談給你留下什么印象?在應對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方面,日本有哪些牌可以打?
中尾武彥:美國一直在批評日本不公平的貿易舉措。其實就進口而言,日本對美國汽車的進口關稅很早就降為0了,但美國對日本汽車進口的關稅一直存在。在特朗普所謂的“對等關稅”宣布前,美國對從日本進口的乘用車征收的基本關稅稅率(皮卡除外)為2.5%,對皮卡的關稅稅率在15%?,F在美國指責日本在汽車安全標準方面過于嚴苛。但其實,這些標準都是基于國際標準。美國消費者希望買更多的日本車,但我不認為日本消費者希望購買更多的美國汽車,日系車或者中國的比亞迪在日本市場更受歡迎。
特斯拉在日本市場價格相對更貴。而且馬斯克效應也勸退了不少國際消費者。那些喜歡特斯拉的消費者不少是崇尚自由主義、擁抱環保主義的群體。但這些人不喜歡馬斯克和特朗普在氣變領域的政策。所以我們看到在歐洲以及其他地區出現了抵制特斯拉的現象。我認為日本消費者對特斯拉的熱情有限。
其實,在日美談判中,日本沒有太多牌可以打。在匯率方面,日元被低估太多了。我認為這不是個好現象。日本可能還會提出日元的溫和、漸進的升值。當然最終還是由市場決定。日元快速、激進的升值肯定不受歡迎。特朗普有個觀點,即美元太強。但是日美肯定都認同及遵循傳統觀點,即由市場力量決定匯率變化。
第一財經:面對特朗普關稅,中國與日本有哪些合作的空間?
中尾武彥:這不僅僅事關日本、中國或者韓國。當前,中日韓應捍衛自由貿易,相互之間開放更大的市場。RCEP的合作應該更為加強,與歐盟、澳大利亞的合作也應加強。我們應該促進相互之間的自由貿易。然后不斷向美國傳遞一個理念:當前特朗普的政策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對于美國的產業而言,由此帶來的痛苦遠勝于“讓美國更偉大”的目標實現。
特朗普可能認為每個人都應該跟隨他的想法,或者朝他的目標靠攏,這樣美國的利益才能實現。但是,他得不到利益受損一方的支持,對他的譴責、抵抗以及不滿也會比他預期的更為強烈。
第一財經:特朗普關稅政策對日本央行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決定有哪些影響?是否會打亂日本央行今年的加息步伐?
中尾武彥:在多年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后,日本央行希望回歸貨幣政策的正常化,當前先回到更合適的利率水平,然后長期利率再由市場決定。日本央行希望降低對國債的購買,希望提高政策利率。但由于特朗普的沖擊效應,日元已相對顯著升值了。
之前,日元過度疲軟,是日本央行調整政策的原因之一。目前,經過三次加息,日本央行的政策利率維持在0.5%的水平。由于特朗普關稅政策導致的不確定性加劇以及日元升值的持續,我認為日本央行加息的速度可能會放緩。然而,如果日本央行不在時機合適的時候及時調整,可能會造成更高的通脹。目前日本單月的通脹已超過2%,標志著整體通脹率已連續三年高于日本央行2%的目標。
來源 | 第一財經
作者 | 潘寅茹
排版 | 楊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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