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大宋的國力是孱弱的，無論是面對遼、西夏，還是后起的金帝國，都只有挨打的份。

那么為何會造成這種局面？

簡而言之，和趙匡胤的立國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今天，我們就來說說大宋文化方面的事，了解一下為何宋朝能成為寒門士大夫的樂園，以及教育、宋詞的有關情況。

01、大宋立國精神：茍且偷安

任何新興的政權，初起的時候，都會有一段時間具有相當強大戰斗力。只宋帝國不然，它一開始就高度疲憊。

同樣是中國人，在唐王朝黃金時代，生龍活虎使山河動搖。可是一進入宋王朝，卻成了病夫，不堪一擊。

趙匡胤是后周皇帝郭榮（就是柴榮，因是郭威養子，繼承大統，是為郭榮）的親信，被認為絕對不會叛變的將領，然而他終于叛變。

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警覺到部下的所謂忠心，并不可靠。要想根絕叛變，不能單純的寄托在部下的忠心上，唯一的辦法是不要為別人累積叛變的資本。所以他定下原則：不讓大臣有權，萬不得已時，也不讓大臣有權過久。假如有權的人所掌握的權都只是暫時性的，就無法作大規模行動。

這可從下列的宋王朝中央政府組織形態上，觀察出來：

這個表只列出中樞三個機構，另外“尚書省”、“門下省”、“九寺”，跟唐政府組織一樣，仍然存在，不過都屬于輔樞，地位并不重要。

中樞三機構并不總隸于宰相，而是分隸于皇帝。宰相只在理論上統攝全局，但除非奉有特別命令，否則他不能過問樞密院（軍事）或三司使司（財政）的事。

這是預防政治領袖跟軍事領袖或財政領袖結合的重要措施。

不但如此，政府各單位首長，跟他所主持的單位又完全不發生關連。像中書令，名義上是中書省的首長，事實上中書令只是一個高級官銜，他只能在自己家里享受這個榮譽，而不能去中書省行使他的首長職權。

去中書省行使首長職權的人，即中書省的實際首長，則由尚書省副首長（右仆射），兼任中書省副首長（侍郎），然后再代理中書省首長（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判省事）。

同樣，尚書省首長尚書令，也不能行使他的首長職權，而有他省的副職來代理。

這太復雜了，我們姑且用現代機構，作一比喻。猶如教育部長并不能過問教育部的事，而由商業部副部長兼任教育部副部長，這一兼任的副部長，再代理教育部部長，才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長。

地方政府的情況，完全相同，各州不設正式州長（刺史/州牧），所有州長都是臨時性的，稱之為“知州事”或“判某州”，他們的本職都在中央，州長不過暫時兼任或暫時代理。即令他不是中央官員，有時也故意加上中央官員的官銜，表示地方職務只是暫兼暫代，隨時都會被調走。

于是，宋政府所有機關和所有官員，好像是七拼八湊走江湖的雜耍戲團，只求今天的演出能夠糊口，便心滿意足。

在這種情形下，沒有人想到百年大計和長遠謀略，而趙匡胤所希望的，恰恰也正是如此。

軍事上主要目的在使將領們永遠沒有軍權。樞密院即現代的國防部，它的首長限定由文職人員擔任，并且更進一步，連戰術單位的部隊首長，也改由文職人員擔任，軍隊的戰斗力，遂被傷害。

宋帝國的武裝部隊分為兩種，一種是稱為“禁軍”的國防軍；一種是稱為“廂軍”的地方團隊。

地方團隊全是老弱殘兵，分散各地，維持地方治安。國防軍則是精銳，全部集中在首都開封。遇到戰爭，即由中央臨時委派一位文職人員擔任統帥（甚至由宦官擔任統帥，卻很少由將領擔任統帥），率領出征。

而負責實際作戰的將領，也出于臨時委派，他們雖然是職業軍人，但對所統率的部眾，卻一無所知。戰爭結束時，統帥把軍權交出，將領則調往別的單位，士兵返回營區。

這樣的好處是，統帥跟將領不熟習，將領跟士兵也不熟習，絕對不會發生陳橋式兵變。

不過正因為如此，再多的部隊只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不但不能擔當大的攻擊，連承受大的打擊都困難。

文官擔任統帥，尤其是致命的有害制度。像澶淵之盟那一年，天雄戰區（河北大名）司令官王欽若（當時官銜“參知政事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河北轉運使”，即“副宰相兼天雄戰區司令官兼總指揮兼河北省省長”），看到遼軍從城下經過，嚇得屁尿直流，唯有燒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在這種情形之下，士氣是如何形態。

因此可以說，宋帝國的立國精神就是：抱殘守缺，茍且偷安，過一日算一日，將就一天算一天。

02、寒門士大夫的樂園

宋王朝社會，不同于唐王朝社會的是，門第世家已被消滅。

在第九、第十世紀，唐王朝末期和五代十國時代，那些跟盜匪沒有區別的所謂政府軍隊和將領，往往屠殺門第世家，以奪取他們的財產，尊貴的門第已失去有效的保護。

同時，長期勞力缺乏，土地不能生產足夠的食糧以供養大批寄生分子，尊貴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

宋政府對封爵貴族，防范同樣嚴格，親王、駙馬，都沒有實權。所以國家統治階層，幾乎全由寒門士大夫充當。

社會結構的縱剖面，有如下表所示：

平民躍升到士大夫階層，方式跟唐王朝相同，一是學校，一是考試，一是推薦。

學校，我們后面再談到它。科舉考試制度到了宋王朝，才開始真正的嚴肅。唐王朝那種浪漫性戲劇化的場外交易，漸被根絕。考試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視，比唐王朝更甚。

當進士考試及格的那些高級知識分子，結隊朝見皇帝，通過街市時，首都開封就好像瘋狂了一樣，萬人空巷。

當時便有人感慨說：“縱使一位大將，于萬里之外立功滅國，凱旋歸來，所受的歡迎，也不過如此。”

至于推薦，類似從前的九品中正，知識分子群中的互相贊揚，也可以使人獲得官職。在達到高階層之后，這種互相贊揚和向皇帝表達這種贊揚，就更為重要。

宋王朝的士大夫特別容易結黨，這是基本原因。

宋王朝的立國精神，跟儒家學派的保守思想，像水乳一樣，融合為一。宋王朝遂成為寒門士大夫的理想樂園，對政府所賜給他們的那些恍恍惚惚的官位和不求進步、不求效率的職務，都能非常的勝任愉快。

但趙姓皇帝對士大夫仍不放心，為了加強他們互相間的牽制，以防團結生變，特別鼓勵彈劾和檢舉，僅監察機構，就設立兩個，一是“御史臺”，一是“諫院”，任務完全相同，以便一個被野心家操縱時，另一個照樣發生功能。

而且除了監察機構的官員，如御史和諫議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級官員，同樣都可以隨時向皇帝提出意見，或隨時對宰相以下提出抨擊。

這對于以寫文章為主要學問的寒門士大夫，是一個好制度，使他們舞文弄墨的英雄伎倆有了用武之地。他們隨時隨地都會對任何進步改革和他們所不知道的事物，發出反對的言論。

目的并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見付諸實行，只是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無聊的事，都會引起激烈爭論。

促使這種現象發生的另一個原因，是士大夫對他的言論所負的責任太輕。唐王朝以前，官員的彈劾或檢舉，如果被認為失當，可能被免職或被處死。

宋王朝士大夫則沒有這種危險，他們所受的最大譴責，大多數不過貶官而已——貶出首都開封，到地方政府擔任州長（判某州·知州事）、副州長，或秘書長（通判）。

這與其說是一種譴責，勿寧說是一種獎賞，以鼓勵士大夫更勇于喧嘩取鬧。因為這種譴責，絲毫不損害他的既得利益，還可以平空多一個“正直忠良”、“不畏強權”的美名。

儒家學派用兩分法把人類分為兩個系統：一是君子系統，一是小人系統。

這種分法本是經濟的，后來發展為倫理的，后來更發展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為政治斗爭中的一項重要武器。

這武器用下表所列的不同文字表達：

對好喧嘩取鬧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類一分為二，使他們在吵鬧內斗中，可以節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爭論，只要立刻把自己納入君子系統，把對方納入小人系統，就自以為可以大獲全勝。

我們舉出下列一事，作為說明。宋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趙受益沒有兒子，收養他堂兄的兒子趙宗實（即后來的宋英宗）作為兒子，趙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趙允讓。他們的關系位置，如下表所示：

1063年，宋仁宗趙受益逝世，趙宗實即位。于是發生我們現代人死也想不通，但當時士大夫卻認為異常嚴重的稱呼問題，即趙宗實應該稱呼他親生老爹（趙允讓）什么？

宰相韓琦、副宰相歐陽修主張當然稱為父親，這主張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另一派以司馬光為首的大臣，根據儒家學說，主張應該稱他親生老爹趙允讓為伯父。

因為儒家是宗法社會的產物，在宗法制度下，趙宗實是“小宗”入繼“大宗”，應以大宗為主，對大宗“法定父親”（宋仁宗趙受益）的堂兄（趙允讓），當然稱為伯父。

兩派都擁有廣大的黨羽，而以司馬光的黨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黨羽之一的總監察官（御史中丞）賈黯，臨死時特地留下遺書，請求趙宗實一定要稱老爹為伯父；

諮議部長（同知諫院）蔡伉，進見趙宗實時，跪下來痛哭流涕，陳述國家興亡，就在此一稱呼，趙宗實也深為蔡伉那付急來的眼淚所感動。

另三位黨羽：監察部主任秘書（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和監察部委員（侍御史）范純仁、呂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歐陽修、韓琦一下子就納入小人系統。

小人當然沒有活的理由，于是請求把二人處斬，以謝天下。

當宋英宗趙宗實不接受他們的意見，而終于堅持稱自己的老爹為老爹時，司馬光黨羽洶洶然表示，君子系統絕不跟小人系統和平共存，要求辭職。

這就是有名的“濮議”，我們可借此對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綜合認識：

1、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開始僵化。歐陽修、韓琦本就是最頑強的保守派，只不過在父子至情上偶爾流露一點靈性，就立刻受到兇暴的待遇；

2、士大夫攻擊一旦開始，人類兩分法立刻登場，而所運用的表達文字，翻來覆去，都是那一套。說明他們字匯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3、“濮議”是一件小事，卻被認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當時被西夏帝國連連擊敗，死人千萬，喪師失地，還要重要。顯示出士大夫已沒有辨別輕重是非的能力，卻有勇于內斗的特質。

03、教育文化

宋王朝的教育比過去任何時代都發達，這是寒門士大夫努力推廣的結果。

在政府系統中，仍以國立大學（國子監）為最高學府，設于首都開封。國立京師大學校長，最初稱“判國子監事”，后來才恢復古老的稱謂“祭酒”。

國立京師大學包括兩個學院，“國子學”和“太學”。國子學是貴族學院，七品官職（如縣長）以上官員的子弟，才有資格入學。太學則不同，八品以下低級官員的子弟或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學。

十一世紀七十年代，王安石當宰相時，把太學學生依他們的程度，分為三個學級，即“外舍”、“內舍”、“上舍”。外舍考試及格，升為內舍。再合格，升為上舍，上舍考試及格，即行畢業，由政府授予官職。

州政府所在地有州學，縣政府所在地有縣學。各鄉鎮有民眾自費設立的小型學校——私塾。

除國立大學外，社會上還有私立大學（書院）。國立大學僅首都一所，私立大學為數很多。規模的宏大，有時還超過國立大學，而以下列五所，最享盛譽：

它們因是私立的，所以畢業生不能像國立大學的畢業生一樣，有法定的地位。但它們卻全由政府官員創設，幾乎全靠政府的支持。

石鼓書院成立最早，應該是中國最早的私立大學。其他四個書院也都成立于十世紀，只是到了十一世紀才開始顯示出它們的影響。

而白鹿洞書院，到了十二世紀時，學生將近一萬人，竟成為儒家學派主流——道學（理學）的大本營。

和學校教育配合的是圖書，中國歷代政府都設有藏書機構。宋政府的藏書機構是崇文院，即國立圖書館。國立圖書館包括四個單位，稱為“四館”，即“昭文館”、“集賢殿”、“史館”、“崇文院秘閣”。

昭文館負責搜集和保管圖書；集賢館負責對藏書校正錯誤；史館負責搜集史料和編寫史書；崇文院秘閣負責保藏特別珍貴的書籍和名畫。

圖書最多時達七萬三千卷，約七億三千萬字，比唐王朝略少。它的流通量當然很小，不過非法外流的數目很多，如管理人員私相授受，甚至偷竊而去，但對知識傳播，卻有貢獻。

國立圖書館在宋政府另有一種特殊地位，它是政府高級官員（包括宰相）的候補人才儲備所。“四館”里的供職官員，在術語上稱為“館職”，全由具有儒書豐富知識的人選擔任。

一旦擔任館職，就等于確定了他光明的前途，因之成為新進知識分子最重要的追求目標。

然而，國立圖書館最大的貢獻，是它編纂了下列四部巨大的“類書”。

類書，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叢書，即把千百種圖書所包括的相類似的事件，編纂在一起。讀者如果需要某一類的資料，可免去翻查千百種圖書的艱苦。

四大類書除了能夠提供學者同類事件豐富的資料外，還為中國保存大量古籍。像《太平御覽》所引用的原書多達1689種，其中88%，即1500種以上，都已失傳。完全靠這部類書，才知道那些古籍和它們的內容，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勛績。

文化普及有賴于圖書普及，圖書普及有賴于進步的印刷術。古代圖書，都靠手抄。到了七世紀，木刻版興起，寺廟和尚最初用來雕刻佛經——宗教信仰始終是文化傳播的主要動力之一。十世紀時，士大夫才用來雕刻儒家學派的經典。到十一世紀，雕刻技術突飛猛進，業務蒸蒸日上，遂發展成為一種大規模的手工藝行業，大小工廠林立。

杭州（浙江杭州）、成都（四川成都）、洪州（江西南昌）、泉州（福建泉州），都是重要的出版中心。遇到篇幅巨大的圖書，像上述的四部類書，就要送到這些地方雕版。

除了政府刊行圖書外，因印刷的方便，民間也大量刊行圖書，書店業由是應運而生，圖書由珍藏秘寶，逐漸變成普通商品。

十一世紀四十年代時，最偉大的雕版家之一的畢異，曾發明活字版。他在膠泥上刻字，用火燒鑄，使它變硬，形狀跟近代的鉛字一樣，排版的方式也相同，這是中國最早的活版印刷。但不知道什么緣故，并沒有推廣，只曇花一現便消失了。可能是農業社會的靜態需要量，還沒有多到手刻版來不及供應的程度。

04、宋詞

中國文學在第八、第九兩世紀唐王朝時代，以詩的創作，有輝煌的成績。

但中國詩有先天的缺點，即字數句數和韻腳，限制太嚴，又由于方塊文字運用困難，所以無法發展出來像希臘《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那種海洋般的長篇史詩。絕大多數的詩只有四句或八句，字數也只有五字或七字，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可以稍作突破，但限度又非常的小，以致不能表達更復雜的感情和作更復雜的敘述。

同時因為音樂的普及，于是，一種新的形式興起，最初稱之為“詩余”、“長短句”，這是最恰當的稱呼，但中國古代習慣使用單音節，所以又改稱為“詞”。

詞是詩的解放，無論字數句數和韻腳，大都比詩所要求的尺度為寬，而且比詩更適于歌唱。所以每首詞都有一個固定的雅麗名稱，以標出它的音樂性質。詩人只要選擇詞調之后，照它既定的格式下筆，就立刻成為一首歌曲。

詞的歌唱法，很久以來，已經失傳。不過我們認為，詞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但不見得有很高的音樂價值—— 詞律最講究的是字的平上去入四聲與清濁，蘇軾作詞往往不合這種規定，有時還不注意斷句，曾被指摘為“把人的嗓子拗斷”。

所以我們判斷，在如此單調簡陋的基礎之上，不可能有復雜的高級音樂產生。

二十世紀的今天，我們可以聽到“詞”的后裔“昆曲”，實在并不悅耳，使我們更肯定這種判斷。

第八世紀唐王朝時，詞便出現于文壇之上，但它卻在進入第十世紀宋王朝之后，才生氣蓬勃，壓倒其他形式的文學作品，造成詞的時代。

宋王朝以詞聞名的有800余人，有專業出版的有200余人。

我們舉出其中最偉大的五人：李煜、蘇軾、柳永、辛棄疾、史達祖，作為詞時代的代表。

李煜屬于十世紀；蘇軾、柳永屬于十一世紀；辛棄疾屬于十二世紀；史達祖屬于十三世紀。

李煜，恐怕是中國唯一的帝王詞人，他是五代十國時期南唐帝國最后一任皇帝。一生截然地分為兩段，前半生是無憂無慮的宮廷生涯，后半生家破國亡，成為宋帝國俘虜。

兩種絕對相反的生活，使他寫出動人心弦的好詞。當他還是皇帝時，跟妻子周娥皇（大周后）感情最篤，為她寫下很多艷詞。我們舉《一斛珠》為例：

晚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

羅袖裛殘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繡床斜憑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

（沉，檀香木，用以焚香。丁香顆，形容舌尖。櫻桃，形容紅唇。裛，纏繞拂拭。醪，美酒。無那，無限之意。檀郎，愛人、丈夫。）

后來他瞞著妻子，跟她的妹妹（小周后）偷情，又為她寫下很多幽會的詞，如《菩薩蠻》：

花明月暗飛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劃襪下香階，手提金縷鞋。 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顫。 奴為出來難，教君恣意憐。

（劃襪，脫掉鞋子，以襪著地，避免發出聲音。）

被俘之后，送到開封，小周后被宋皇帝趙光義霸占，向他哭泣求救，李煜毫無辦法，自有無限悲愴。

978年的7月7日，正是他的生日，他和他的家人歌唱他的新詞《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對故國的懷念觸怒了趙光義，下令把他毒死。

李煜死的很慘，他中的是牽機毒，痛苦時頭部跟足部佝僂相接。

李煜當皇帝是失敗了，但當一個詞人卻很成功。他用白描手法寫詞，表面上平鋪直敘，內部卻包括真摯的感情，是一種最艱難的功力，使他成為詞壇之仙，沒有一個詞人在同一道路上能達到他的造詣。

蘇軾，他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杰出的明星，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十項全能選手。對各種形式的作品，如“賦”、“詩”、“詞”、“文章”、“駢體”、“繪畫”、“書法”，幾無一不精。

他把詞的范圍擴大，從狹小的兒女之情的天地，擴大到廣漠的大千世界。舉他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一詞：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赤壁，三世紀時，曹操大軍被周瑜在此擊敗，奠定三國時代的基礎。周郎，指周瑜。公瑾，周瑜別號。小喬，周瑜的妻子，美女之一。羽扇綸巾，不穿戎裝，只手執羽扇，頭戴綸巾帽，指揮大軍，《三國演義》中被用來描繪諸葛亮了。酹，用酒灑地祭典。）

豪放雄渾，使知道這段史跡的讀者，在讀這首詞后，感覺到風雨撲面。

但蘇軾的婉約悲涼也同樣成功，如《江城子》一詞，寫他夜間夢見亡妻，誠是一字一慟：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崗。

柳永，一個頹廢詩人，他最初在一首詞里有兩句話：“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當他參加進士考試時，宋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趙受益把他的姓名抹去說：“去淺斟低唱吧，要浮名干什么？”

柳永遂幽默的自稱“奉旨作詞”。他的詞全部是愛情和離愁，表露出當時社會上紙醉金迷的一面。傳播之廣，凡有井水的地方，都有他的詞。詞在他的開拓下，句數增加，成為長調。

他的創作技巧使他寫出難寫的感情和難寫的事和景，而仍保持直率的自然原始之美。像《雨霖鈴》描述離情，回腸百折：

寒蟬凄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都門，郡城城門。）

另一首《望海潮》，贊美杭州：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云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夸。

（三吳，指蘇州、紹興、湖州，即最富庶的太湖流域及錢塘江流域地區。羌管，笛。菱歌，江南婦女每逢采菱，在舟中邊采邊唱。高牙，古時軍營前大旗稱牙旗。）

在柳永的創作中，這并不是一首好詞。可是百年之后，到了十二世紀六十年代，金帝國皇帝完顏亮讀它，讀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對南中國的富麗，怦然心動，引起他大舉南征的殺機。

辛棄疾，十二世紀宋政府南遷后的偉大詞人，他原籍歷城（山東濟南），生下來時，山東已淪陷給金帝國。在女真民族統治之下，他和一批愛國青年，起兵反抗，推舉耿京為主。

耿京派他到宋政府當時首都臨安（浙江杭州）聯絡，可是等他從臨安回來，叛徒張安國已把耿京殺掉降敵。辛棄疾和他的同志向戒備森嚴的金軍大營突擊，把張安國擒出砍頭，然后率眾南下。

從這一段英雄行徑，可了解他的英雄性格。但他強烈的愛國心，卻限于客觀的茍且偷安的環境，眼看一半國土永遠喪失，而無可奈何。于是他的詞像錢塘江的大潮，氣吞山岳，但帶著嗚咽蒼涼。

我們舉他《永遇樂》一詞，這首詞寫他在京口（江蘇鎮江）北固亭懷古的心情。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孫仲謀，孫權的別號，三世紀東吳帝國開國皇帝。寄奴，劉裕的乳名，五世紀劉宋帝國開國皇帝。元嘉，劉宋帝國第三任皇帝劉義隆的年號。狼居胥，即肯特山，紀元前二世紀，西漢王朝大將霍去病追擊匈奴，到狼居胥山，不見敵蹤。封，堆土祭神。倉皇北顧，劉義隆未作準備即行北伐，凡三次均大敗，劉義隆隔著長江，北望北魏軍營，面無人色。四十三年，辛棄疾作此詞時，距南下投奔祖國已43年。佛貍，北魏帝國第三任皇帝拓拔燾的乳名，劉義隆北伐的對手。廉頗，紀元前三世紀趙王國名將。）

辛棄疾作詞，最喜歡使用典故，被人認為“掉書袋”，但典故在手中并不阻礙感情奔放。

辛棄疾的詞不僅豪放，而且悲壯沉郁。

蘇軾的詞如日出時萬馬奔騰，長嘯道游。

辛棄疾的詞則如日落時兩軍生死鏖戰，縱是不悅耳的嘶喊，也出自肺腑。

史達祖，身跨十二、十三兩個世紀的偉大詞人。

宋詞經過二百年的發展，到他而作出總結。

十三世紀初，宰相韓侘胄北伐時，史達祖是幕僚之一。

韓侘胄開罪了儒家學派的主流道學家，等到韓侘胄失敗，道學人士用毒惡的手段，大肆報復，史達祖被處黥刑——在臉上刺字后，貶竄，死在蠻荒。

他雖然是政治斗爭中的犧牲者，但他并沒有政治欲望。黥刑和道學對他的傷害，只更增高他的聲譽。他描寫春天燕子的《雙雙燕》：

過春社了，度簾幕中間，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并。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

芳徑，芹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夸輕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暗花暝。應自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翠黛雙蛾，日日畫闌獨憑。

（春社，立春后農村祈求豐收的祭神禮。）

如果把史達祖的詞跟前面各家的詞，作一個比較，可看出時間的元素，使它們大不相同。

詞到史達祖，已完全成熟。他集結前人的精華。一字一句，一音一調，都有仔細的斟酌，跟中國畫壇上的工筆畫一樣的無懈可擊。

但也像工筆畫一樣，不為后人留下余地，就再也發展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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