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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都市開展民俗學研究

徐贛麗

融入現代社會的民俗學都市研究

鄧苗

都市新民俗與公共性

周星

如何在都市開展民俗學研究

徐贛麗

在全球大多數國家，民俗學向來以鄉村和傳統為研究對象。面對城市社會的來臨和生活環境的變化，如何突破以往在鄉村做研究的慣性和范式，并在城市民眾生活中尋得有意義的研究課題，是關乎當下現代民俗學轉型發展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早期都市民俗學研究相對忽視都市化和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新興民俗事象與新問題，未能彰顯民俗學的時代價值。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城市市民占據主導地位，國民生活方式發生深刻變化，我們需要回應現實關切，既要關心都市中傳承的民俗事象，如一些傳統節日、習俗在城市中的承續與演變；也應關注都市人的新生活，研究都市里的人基于自己的生活環境生成的新的生存策略和生活方式，如轉發錦鯉替代去寺廟祈禱，平安夜互送蘋果表達祝福，用短視頻講述新傳說，以新中式生活作為一種時尚等。都市民俗學更多是立足于學科轉型意義，即民俗學從關心一定地域的“古俗”轉向關心具有主體性、創造性的普通人的學問。這意味著都市文化研究不僅要考察住在上海的老弄堂、北京的老胡同里的市民有何遺俗，也要關注商品房小區和摩登寫字樓里的人們，關心他們如何營造作為現代城市人的別樣精致生活，尤其是他們面對傳統與現代創造了怎樣的城市文化。

那么，如何在文化現象異常豐富復雜的城市里開展民俗學研究？這需要找到研究的切入點和抓手。

第一，對照傳統民俗文化，深入了解和掌握現代城市社會和城市人生活的新特征。比如，如今城市中的“民”如何在商品化和社會分工細化的城市社會處理自己的衣食住行？如何在陌生人環境中進行交往？現代都市社會是消費社會，消費幾乎無處不在，成為一種生活風格和身份認同。消費生活是日常生活的主要組成部分，無論是日常的衣食住行還是娛樂、健身、休閑等，都通過消費來實現。都市中人們所有的行動、所涉及的話題、日常關心的對象大多跟消費有關，生活方式逐漸被消費方式所取代，因此，消費生活可能成為現代民俗學今后關注的一個方向。并且，借助對消費生活的研究，民俗學還可以深入和拓展其研究領域，突破目前物質文化研究相對薄弱和忽略民眾消費行為的自我主體選擇的現狀。

現代城市生活雖更為自由，但也面臨人際關系的缺失，人和人之間曾經富有特色的個性化交往逐漸消失。都市空間中的“民”很多是異地求學或離家工作的中青年群體，與家人的交流和聯系減少，與親戚和鄰里的來往更是淡漠。都市人口來源廣泛、背景復雜、興趣殊異、流動頻繁，民俗社會的血緣紐帶、鄰里關系等傳統情感逐漸式微。隨著社會團結的傳統基礎遭到破壞，個體的孤獨感強烈，更需要和周圍的人建立與日常生活的關聯。于是，趣緣群體在都市中普及。趣緣共同體的吸引力在于，群體成員之間可以分享個體情感，并在基于同趣的互動中積累自身的社會文化資本，尋求身份認同，從而實現社會交往層面上的心理需求和文化層面上的認同需求。這是當下社會的新現象，民俗學應積極關注并開展研究。

第二，關注鄉村傳統在都市的變遷，關心民眾對于移植的傳統或都市新生成的傳統的態度和行為，研究都市中非遺的傳承和傳統的活用。當下，很多非遺傳承人移居到了城市，面向都市人群開展傳承傳播活動。許多非遺脫離其原生語境轉向都市場域，從地方民眾自我享用的文化轉化為城市大眾的文化消費，成為都市中的鄉愁景觀、體驗活動或博物館展示。在現代都市日常生活中，非遺受到了重視，并再次嵌入人們的生活中。都市的開放性、多元化與包容性讓民俗藝術在城市舞臺上得到發展，經過流行化改編、包裝，城市化的鄉村傳統和民俗藝術從鄉土社會脫嵌而進入城市，發展為一種新的傳統，承載了城市人的鄉愁。對此，民俗學需要有足夠的學術敏感性。

此外，城市是現代性的場所，許多在都市生成的新傳統如何被廣泛接受值得關注。比如，“雙11”購物節、電影節、藝術節等與傳統無關的新民俗，越來越吸引城市人群；西方的圣誕節、情人節和萬圣節在我國一些城市已經被年輕人玩出了具有本土意味的新花樣，這說明城市的文化更具有混雜性和包容性的特點，其地方性不是那么純粹。對此，我們需要突破傳統民俗學的觀念，不再盲目追求本真性，而是更為關注文化的變遷及文化交融帶來的創新性。

第三，發揮都市民俗學的應用價值。都市是人口密集的空間，高頻度的人際接觸對公共空間的秩序遵從有著更高的要求，公共設施的維護和民眾文明素養的培養顯得尤為重要。都市民俗學不僅要保留都市中的傳統，發揮其作為文化資源的價值，還要為居民的當下生活考慮，為城市人的文明素養和自我約束提供有效的管理措施。如近年來關于鞭炮的禁與放的討論，就反映了傳統習俗與城市文明管理的沖突。民俗學家大聲疾呼要恢復傳統習俗，反對禁放鞭炮。但與此同時，鞭炮如果被少數人基于攀比和炫耀而肆無忌憚地隨時隨地燃放，就超出了烘托節日氣氛的正當性，是一種自我欲望膨脹、無視他人、缺乏公德的表現。這就需要學者進行對話和討論，以提供更為合理的城市治理建議。

都市民俗學的研究成果可以為都市社會的文化規劃、政策制定、文化傳承與創新等提供有益參考。例如，通過研究都市民俗的演變趨勢和文化內涵，可以為都市的文化產業發展提供新的創意和靈感；通過研究都市人的文化認同與創造力，可以為都市社會的文化多樣性和創新性提供有力支撐；通過研究都市民俗與都市空間、都市經濟等方面的內在聯系，可以為都市的文化規劃和政策制定提供科學依據。此外，關注全球化社會環境中的都市文化的日常性、多樣性、復雜性問題，也可以提升民俗學的學術水準。

第四，都市民俗學要借鑒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探索新的領域。體現時代聲音、回應現實問題是學術研究內含的使命。今天的都市社會有許多新現象、新問題，民俗學應積極關注，如網絡空間、數字生活等。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進行新文科甚至超學科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目前，對都市文化的先行研究主要關注有審美內涵和文化趣味的飲食、旅游、音樂、建筑、語言等文化現象，民俗學可以吸收歷史學、文化學、傳播學等學科對這些現象的研究，全面深入地理解其復雜性；通過跨學科研究揭示都市民俗與都市文化、都市空間、都市經濟等方面的內在聯系，為都市民俗學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路徑。都市民俗學不僅是都市民俗之學，更是關于都市的現代民俗學方向。它不同于傳統文史研究偏向宏觀的視角和文本分析的范式，而是注重通過田野調研獲得一手資料和現場感受，關注城市中具體的人以及他們的生活體驗，解讀“民”具有鮮活時代性的日常生活創造，揭示其背后的文化邏輯與社會結構，更具當代性和人的溫度。

綜上所述，都市民俗學是對傳統民俗學的超越，但從鄉村轉移到城市，并不是都市民俗學的最終目標。我們需要貼近當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探索民俗學研究的新路徑，面向當下，追蹤、記錄和解析都市空間中人們的生活創造實踐，挖掘和彰顯民眾在城市社會的生存智慧，為都市社會的文化傳承與創新提供有力支持，并推動民俗學在新的時代繼續向前發展。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民俗學研究所教授

融入現代社會的民俗學都市研究

鄧苗

盡管已經有不少以“都市民俗學”命名的著作和研究論文，但作為民俗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都市民俗學還遠未成熟。這不僅表現在都市民俗學缺乏真正的、專有的區別于其他分支學科的研究對象或領域，同時也表現為與都市民俗有關的研究尚顯薄弱。因此，與其將這類關于都市民俗的研究統稱為都市民俗學，毋寧稱之為民俗學的都市研究更加恰當。但是，作為當代中國民俗生活的重要領域，對民俗學而言，都市確實是一個充滿著無限潛力的重要領域。

都市對于民俗學意味著什么

現代性生活成為民俗生活的主流。都市社會是一種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現代工商業基礎上、以現代性文化為主導的社會形態。在這種社會中，以現代科技、商品、服務為載體的現代性生活和各種新穎時尚、豐富多彩的現代性文化成為都市生活的主流。雖然傳統民俗生活仍然具有存在的空間，但并不是都市社會的主要表現形態。在這種情況下，民俗學研究都市社會，必然要關注各類現代性的都市民俗生活形態。這些立足于現代科技和文化的都市民俗生活有別于傳統以農業為基礎的鄉村民俗生活，其以現代都市生活理念為基礎，以制度性、規范性和多元性為特點，構成都市社會發展變遷的重要內容。當民俗生活的主要內容成為一種現代性文化主導下的生活形態，民俗學以往所關注的民俗形態，如民間文學、民間信仰、傳統節日等內容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領域的內容需要根據都市民俗生活的實際表現進行相應的調整或變換。更為重要的是，民俗學必須要打破以往的思維慣性，努力將有別于鄉村民俗生活形態的都市民俗生活的新形態，如都市民眾的衣食住行、物質生產、社會交往等內容納入研究視野。

民俗關系的形成原則發生了重要變化。都市社會中民俗關系的形成原則與鄉村社會具有明顯差異。鄉村社會中的民俗關系主要依靠血緣、地緣等傳統紐帶所結成，即使是跨村落的民俗活動，參與活動的民眾也具有大致相似的生活經歷，彼此的生活習慣、行為模式也是相似的。但是都市社會中的民俗關系則完全不同，都市社會中的民俗關系是建立在民俗主體之間的陌生和差異之上，同一個社區的鄰居之間大多并不熟悉，同時社區居民之間在經濟水平、文化水平、倫理道德水平、職位職務、工作內容等方面也都具有差異。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民俗關系具有單一性，人們之間在共同參加的民俗活動之外所發生的社會交往十分有限。因此，短期的、有限的交往成為許多都市民俗活動的重要特點。這一方面是由都市社會的開放性、多元性、差異性等特點決定的，另一方面也與都市文化的多變、豐富多彩具有密切的關系。民俗學研究都市民俗生活，必然要關注不同類別的都市民俗生活得以形成的民俗機制與民俗模式，通過對各類民俗關系內在結構的分析直達都市社會的深處，從而推動都市民俗研究的不斷深入。

規范性制度主導整個社會生活。在都市生活中，依據規范性制度所建構的現代科層制成為社會最主要的組織形式，由此而形成的學校、公司、醫院、政府等各類制度性組織成為都市生活的主導者，各類非制度性的小型商業體和非規范性制度產物成為規范性制度的有機補充。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生活要嚴格遵守有關規則，依據制度的設計才能正常進行，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也主要是建立在這種規范性制度之上的正式關系，各類非正式關系只是一種必要的補充。這種社會形態與民俗學以往所關注的鄉土社會、傳統社會有所區別。在這種社會中，依據規則、分工明確、各司其職、結果可控等成為人們最重要的行動邏輯，因此，人為而非天為（聽天由命）成為各類社會活動最重要的控制變量。于是，各類社會活動和相關習俗是一種人為設計基礎上的制度性規則的結果，市場化的按需調配成為許多社會活動的基礎，以往那種傳統的、根據自然稟賦所造就的一系列衣食住行、生產生活習俗大多失去了繼續存在的社會基礎。

民俗學如何研究都市社會

從時風時尚窺見民之所思。都市社會是一個新潮文化層出不窮的領域，這種新潮文化突出表現在形式多樣的時風時尚上。對于時風時尚最熱衷的是青少年群體，但是其他群體也會有許多不同表現形式的時風時尚。這些時風時尚總是與城市的發展密切聯系在一起，同時也是與城市所處的區域社會、國家以及時代聯系在一起，通過對這些時風時尚變化發展的考察，我們不僅可以窺見各個群體喜好的差異，同時也可以獲得對于區域、國家、時代的理解。對于民俗學來說，從個體性的“民”及其所思所慮出發，通過考察不同類別的時風時尚對于個體之“民”的意義，以及個體之“民”在城市、區域、國家、時代中的個體位置與民俗關系的差異與變遷，民俗學可以成為理解個體之“民”與整個城市、區域與國家內在聯結的工具。

從個體故事反射社會機理。民俗學是長于進行敘事研究的，從個人口述史或個體敘事到區域民俗志，從民間文學到民間信仰的儀式，對于敘事的關注成為民俗學超越都市與鄉村、超越傳統的重要籌碼。在對現代都市社會的研究中，民俗學所積累的這種敘事研究的優勢，成為在現代社會中建構自身學術合法性的重要依托。一方面，從個體故事出發，民俗學沿著以往的路徑，將民俗之“民”作為其進行都市社會研究的支點，進而撬動由都市之“民”所建構的整個都市社會；另一方面，將個體故事作為研究的重點，通過“有溫度的田野”，民俗學可以對都市之“民”的生活獲得更多的細節化的、感受性的理解，從而有效地彌補其他學科在都市社會微觀研究、都市敘事研究、都市身體實踐研究等領域的不足。

民俗學都市研究的前景是誘人的，對于整個民俗學學科來說，通過都市民俗學的研究重構民俗學的學科架構，更新民俗學的學科理論和研究范式是關系整個學科生死存亡的大事。只有走進當下的社會現實，積極地擁抱中國和世界在近現代以來的新變化才能適應社會不斷發展的需要。但是，擁抱都市、擁抱現代性，對于民俗學來說也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因為現代性的都市民俗在民俗學以往的學科結構和理論模式中是缺位的，以新民俗或現代性都市民俗為對象的研究難以獲得學術共同體內部的學科認同，因而就有可能淪為學者的自說自話，從而有可能最終難以實現民俗學的現代化改造。當然，對于民俗學來說，如何在正視現代性的都市民俗的同時，將傳統民俗和鄉村民俗全部容納其中，建設一門超越地域、超越時代、立足于時代變遷的新型民俗學是民俗學當前和未來階段面臨的最大學科難題。

作者系北京聯合大學藝術學院講師

都市新民俗與公共性

周星

近年來，中國民俗學研究興起了主要以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新興的都市民俗為研究對象的“都市民俗學”研究。中國傳統的民俗文化大都是在農耕文明的土壤上生長出來的，以往的民俗學也主要是以鄉村民俗為研究對象，都市民俗學則是中國民俗學家對城市社會的發展及時做出的學術對應。

現代城市的基本特點是龐大的人口集中居住在面積相對不大的城市里，市民在共享“都市型生活方式”的同時，又以各種方式保持相對小眾的民俗慣習或文化趣味。現代都市民俗的構成，多元化特點非常突出。

第一，所有大中小城市，除了源于城市歷史積淀下來的一些傳統民俗之外，還程度不等地受到城市所在地區的傳統民俗文化的影響。舉例來說，老北京的古都民俗，除了胡同和四合院，像東岳廟和白云觀以及相關的廟會民俗等，都與北京周邊的地域性民俗密切相關。老上海也差不多，既有石庫門和本幫菜之類特有的傳統，也受到上海周邊區域性民俗文化的影響。比如，每逢清明，很多市民要去周邊地區的鄉下掃墓，表明其與鄉下的民俗文化多有關聯。由于全球化等因素的影響，現代城市的日常生活雖然有一定的趨同性，但祖國幅員遼闊，很多城市的地域文化背景多有不同，自然就可形成不同的都市風情，像成都的茶館、南京的夫子廟、南寧的“三月三”等，都是不同都市民俗景觀的反映。

第二，經濟高速發展推動了城市的擴張，吸納了成千上萬的新市民。選擇在城市發展的新市民往往會把故鄉的傳統民俗也帶進新的城市生活里，除形成一些局部的“城中村民俗”之外，還使城市出現了許多不同的民俗集團，它們之間會形成多地民俗的相互滲透，出現“和而不同”的局面。舉例來說，在深圳等新興城市里，全國不同地方的飲食文化都可以如魚得水般地發展起來，而不同菜系之間的相互影響，又推動形成全新的城市飲食文化。

第三，很多在全國具有普遍性的傳統民俗，在新的城市環境下發生了變化，進而形成了新的都市民俗。例如，傳統的產婦坐月子習俗，在鄉村容易得到娘家或婆家的關照，但在城市里，由于核心家庭化、新的孕產知識的普及等原因，便出現了“月子會所”這種全新的形式。“月子會所”繼承了坐月子民俗的很多傳統，又與小家庭的城市生活方式較為貼合，所以很受歡迎。再如，各個城市的“相親角”，大概就是介于自由戀愛和相親之間的一種男女相識的新機制。

第四，城市居民的人口構成復雜，職業和身份多樣，各種社會分工也無限細化，與此相應，城市居民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趣味自然也就非常多元化，并形成為數眾多的趣緣亞文化群體。例如，熱愛廣場舞的群體、喜歡剪紙的群體、享受茶藝的群體、愛穿漢服的群體、在公園里吹拉彈唱或打太極的群體等。人們通過穩定、頻繁的交流活動，也就促成了許多都市新民俗的誕生。

城市生態環境的變化、城市管理體制的改革以及人口的高度流動性等因素，均導致了上述各種形態的都市民俗始終處于動態變化之中。雖然傳統的古都民俗有些式微，但也有一些民俗因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努力得以復興。巨量的城市人口經常自發地產生許多新的都市文化現象，其中有一些可能在流行過后慢慢消失，也有一些會逐漸沉淀下來成為新民俗。更為常見的情形是，城市里各種背景的文化要素，無論是地方的、族群的，抑或海外的，均被糅合拼接，進而促成大量的民俗主義事象。如此不斷涌現的都市新民俗生機勃勃，它們不僅反映了中國人在富足之后對于幸福生活的進一步追求，同時也是中國城市文化生活不斷得以創新的源泉。

都市民俗具有一些不同于鄉村民俗的特點，它不是以血緣宗族或地緣村落為基礎，而主要是以市民家庭或個人的取舍為基礎，且較多受到城市文化行政管理的規范。由于人口密集，生活節奏快，社會分工和物流系統高度發達，要實現城市的良好運轉，就必須有高度的公共性的建設，才能夠維持城市的公序良俗。公共性的概念頗為寬泛，涉及公共事務、公共空間和公共資源等，其基本原理就是為全體市民服務。僅以城市的公共設施為例，除了博物館、圖書館、藝術館、公園、文化中心、廣場、街區、地鐵、公共交通等公益性設施之外，還有電影院、咖啡館、酒吧、歌舞廳、網吧、游藝廳、棋牌室等很多既具有商業性，又具有公共性的服務設施，它們既是承載市民文化生活的物質載體，也可以成為都市新民俗得以滋生的公共空間。顯然，都市新民俗和公共性的關系應該成為都市民俗學的重要課題。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個人或小群體的行為或活動，只要不違背城市的公序良俗，不妨礙公共性，它們都可以存在和發展。但是，由于市民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即便是對很多看起來不應該成為問題的民俗，也會有不同看法。以春節燃放煙花爆竹為例，作為傳統的民俗，過年時燃放它應該沒有問題，但在巨量人口聚集的城市里，由此帶來的安全、噪音和空氣污染等問題，就涉及更為廣泛的公共性。因此，既有堅持傳統文化需要弘揚的燃放派，也有自認深受其害的禁放派。要解決好這類問題，除了市政的安全管理和危機響應，還需要有效的“民俗協商”，即最大限度地通過溝通各方意見，達成一個平衡與兼顧的解決方案，既使得傳統的年俗得以在城市里傳承，又最大限度地將噪音、空氣污染和公共安全的隱患降低到讓其他市民也都能夠接受的程度。

小眾群體對于公共空間或公共資源的獨占是都市民俗公共性問題更為常見的情形。在公園里吹拉彈唱、自娛自樂的群體活動屬于典型的都市新民俗，是都市日常生活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但是，如果附近的居民有噪音投訴，或同在公園里休閑的市民對其反感，那就涉及公共性問題。類似的情形還有廣場舞，原本是很受贊賞的都市新民俗，但如果因為伴奏音樂影響周邊其他市民，或獨占公共空間并給他人造成不便，就會適得其反。任何小群體的民俗活動，即便是自認高雅的藝術活動，也都不應該妨礙同樣擁有公共空間使用權的其他市民，不能假設所屬群體對公共空間和公共資源擁有絕對的優先使用權，而應該是學習和其他市民分享，共有、公平地使用城市公共空間，進而推動形成社會和睦、人民親善的城市文化生活。城市公共空間應該是能夠使所有市民均感受到舒暢和自在的空間，所有市民均能感受到自由和平等。因此，對公共空間的排他性獨占不具有正當性。

面對都市民俗的蓬勃發展，市政和公共媒體肩負著形塑“美美與共”的文化繁榮局面的責任，其中最應該做好的就是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引，在制定公平、公開、公正規則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公共空間和公共資源，在使其得到合理配置的同時，努力為全體市民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間和公共資源，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作者系神奈川大學國際日本學部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王亮

新媒體編輯：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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