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古人不喜歡創新

在今天的會場，我深刻地感受到創新、區塊鏈、人工智能已經讓人瘋狂。但是作為我這樣一個不太懂高科技的人，我在想，作為普通人，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樣一個非常具有顛覆性、追新追求前沿的浪潮呢？當然，我也并不是完全不懂科技，我是學物理出身的。剛才我說只翻譯到十八世紀，不是因為我后面翻譯不了，而是因為我后來轉到了哲學。做哲學就會本能地希望自己能退后一步，作為一個旁觀者去審視某個事情的來源是什么，如何從無到有。所以我是天然比較喜歡古代的東西，不是因為不關心現代，而是恰恰因為關心現代，我想知道現代的東西是怎么來的。

我今天就來談一個好像國內沒有什么人談過的話題：為什么古人不喜歡創新？

一、“創新”概念的歷史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古代有人天天喊著要創新。我們現在所提出的創新是值得褒獎的好事情，特別是，創新就是指科學技術的創新。一般人會覺得，古人不提倡創新是因為古代科學不夠發達，人意識不到可以創新。其實并不是這樣的，“創新”這個詞在古代有不同的含義。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是貶義詞，甚至被官方禁止的。一直到十九世紀之后，“創新”才漸漸被大眾接受。

在古希臘，創新主要是一個政治概念，是對政治穩定性的破壞。通過基督教改革，創新第一次進入公共話語，大家都可以談這個事情，但它依舊是一個貶義詞，是一個負面的概念。法國大革命之后，創新才開始被廣泛用于正面含義。在二十世紀，“創新”獲得進一步推廣，在經濟技術領域尤為重要。

我們先看看古希臘。“innovation”源于古希臘語“kainotomia”，起源于公元前五世紀，主要用于政治層面。那時候談到“innovation”全是與政治相關，意思是在業已確立的制度和秩序當中引入變化。它最早出現在古希臘的戲劇家阿里斯托芬的喜劇和歷史學家色諾芬的政治主張中。柏拉圖所說的“創新”和政治無關，是和文化、教育、風俗相關。他抵制文化創新，認為這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

亞里士多德談的創新依然是關于政治的。亞里士多德認為，政治的各種形式都已經被發現，不會有更好的。在他看來，有三種“正確“的政體：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相應的還有三種對這種“正確”的政體的“偏離”，分別是：對君主制的偏離叫暴君制、對貴族制的偏離叫寡頭制，對民主制的偏離叫暴民制。亞里士多德認為最好的政體是寡頭制與民主制的混合體，因為它是穩定的。所以古代人，至少是希臘人，把社會制度的穩定看作第一位的。但亞里士多德并不是完全排斥變化，他也強調改變，但不叫創新。這種改變強調漸進，而不是極端的、徹底的、革命性的、顛覆性的東西。這條中道原則，后來成為從宗教改革到十九世紀反對創新的主要理由。

從羅馬到中世紀，拉丁語把這個希臘詞“kainotomia”譯成了“innovo”。后來的英語、法語、意大利語都是來源于這里。它在政治上主要沿用了古希臘的負面含義，但與此同時賦予了“創新”一點正面含義，主要指是回歸和恢復到原初的狀況。我們現在認為創新主要是把新東西引進來。拉丁語的字根“in”就是把東西引進來；“novo”是新；“innovo”就是指要把新東西引進來。但是在中世紀的時候，這個詞依然沒有引進新東西的意思，它是回歸或者恢復的意思。在拉丁文圣經當中，創新主要指精神和心靈的重生，重新喚醒你，回到你的本來面目。佛教經常說人要回歸你的本來面目，認清你的本來面目，跟“創新”的這個含義是比較接近的。這種回歸、恢復的含義一直持續到宗教改革時期，以至于十六、十七世紀當創新成為一項罪名的時候，很多人仍會以“只是回到過去而非創新”來為自己辯護。在那個時候引入新的東西依然是一項罪過。再后來，創新不僅在政治上或宗教上使用，也可應用于法律。面對教會中出現的問題，教皇要定期創新——恢復，回到原來充滿權威的法令。

在宗教改革和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創新等同于異端，這是歷史上“創新”最具貶義的時期。在文藝復興時期及其之后的一段時期內，沒有人會自稱創新者。1548年英皇愛德華六世頒布《反創新者宣言》反對創新，相當于官方禁止了人為的創新；十七世紀中葉，英國對創新的負面看法達到頂峰，創新被看作背離英國國教教義，想要返回天主教。我們現在會覺得奇怪，古代人難道會不喜歡新東西嗎？為什么要這么抵制把新東西引入進來呢？其實它有它的智慧，它要讓這個社會更加穩定，減少動蕩。

在十六、十七世紀，創新基本上是異端的代名詞。異端的英文是“heresy”，它來自于希臘詞“Haeresis”，是“選擇”的意思。人如果不遵守現成的宗教規定，根據自己的意愿選擇，那就是異端。這個時候，創新又有新的負面含義，就是突然的、暴力的、革命的、有計劃的——這個有計劃特指一種陰謀。

到了十九世紀，創新漸漸開始由負面轉向正面。十九世紀初出現了“社會創新”這個詞。創造用來諷刺社會改革者，特別是社會主義者。當時很多人認為社會主義者是一種對社會進行顛覆性的壞的力量。很多人對社會創新持懷疑態度，比如擔心社會主義會剝奪人的私有財產和休息時間。然而在其他人看來，社會創新有更正面的含義，主要指政府為改善社會條件，物質福利而發起的社會改革。法國大革命之后的法國經歷了徹底的改頭換面，創新和革命越來越聯系在一起。創新越來越帶有革命性的含義。許多人因此贊美社會創新是大革命的結果，革命本身就是社會創新。漸漸地，很多人開始認為對創新的責備是一種偏見，并開始對創新概念進行重構：改革是創新，革命是創新，各種有益的改變都是創新，由此創新開始走向輝煌的時代。十九世紀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它和法國大革命最相關。

對于創新概念進行重構的核心還有一個就是“進步”和“功用”的概念。英國哲學家、功利主義者邊沁發揮了關鍵作用。邊沁認為創新是功用的首要含義，這使創新有了功用的內涵。創新既然是功用的，就使人們從關注過去和現在轉向了關注未來——創新有助于建立新的社會和政治秩序。創新不是有害的，而是有用的，創新能夠改善政治和社會狀況。也是從十九世紀開始，對創新的討論開始從個人轉向社會，從個人責任轉向社會進步。

Progress這個詞，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本意是指個人朝著智慧和德性完滿的目標自然地發展變化。進步一方面是個人的事情，另一方面它是有目標的，這個目標就是個人在智慧和德性上的完滿。我想這和佛教的修行是一樣的。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之后，進步的概念含義發生了變化，主要是變成了無數個人——集體對知識和物質的積累性的貢獻，從個人轉向了集體，進步變得沒有目標了。進步的目的是什么呢？沒有目的，進步本身就是目的。

十九世紀之前創新和科學毫無關聯，從十九世紀開始，發明家才開始使用創新這個詞，主要是強調自己的發明值得認可。科學中的創新主要指把科學方法引入到實用的生產創造中。這樣的創新有兩個特征，一是實用，二是實踐要遵循科學原則。二十世紀之后，創新開始強調市場、技術、公司和產品，創新已經漸漸成為一個龐大的概念，涉及組織、宗教、政治、教育、社會、經濟等多個領域。

從二十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有一種理論開始居于統治地位，它是由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Schumpeter）提出的：創新就是技術創新。之前提到政治改革和政治創新，社會創新和文化創新都居于次要地位。

到二十世紀之后，一般談到的創新研究有幾個特點，一個特點是，創新是規范性的，認為創新總是好的，結果很少有人質疑究竟什么是創新。第二個特點是，創新是施事性的（performative）。我說一個東西是創新，你馬上要做出來，創新是以政治政策為導向的。第三個特點是，創新的烏托邦的，大家一說有什么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我們就要通過創新來解決，創新成為解決每一個社會問題的萬靈藥，通過創新就可以實現一個完美社會。第四個特點是，創新以產業市場為中心，也就是說創新是技術發明的商業化，如果不投入市場，發明就不是創新。所以創新是由社會需求驅動的，而不是由科學驅動的。今天創新這個詞已經成為一個有魔力的詞，追求創新成為一句口號。也許我們恰恰應該反思，今天以什么樣的方式提倡創新。

二、“創造性”概念的歷史

講到創新，還有兩個相關的概念：一是創造性這個概念。如果不叫“創新”，叫“創造性”可以嗎？我們再來看看“創造性”概念的歷史，它和“創新”這個概念有一些平行性，很有啟發性。其實自古希臘以來的近一千年時間里，我們現在理解的“創造性”觀念并不見諸哲學、神學和藝術。但是到了基督教時代，創造性進入了人類的概念。當時提到的“create”，“creative”即創造性僅限于上帝從無到有的創世活動，一談 “create”其實是專指神創造世界，從無中創造的。

到了十七世紀，“創造性”終于出現在創世以外的活動領域，但仍僅限于詩歌，此后才逐漸推廣到建筑、繪畫等藝術形式。到了十九世紀，創造性概念幾乎成為藝術的同義詞。二十世紀，創造性概念也像創新這個概念一樣進一步得到推廣，幾乎應用于科學、技術、藝術等各個人類文化領域。英文詞creativity直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才出現，create源自拉丁語creare，最早出現在十四世紀，專指神的創造。作為人的創造活動的現代含義直到啟蒙運動之后才出現。

希臘是缺乏創造性概念的。不光希臘，古代的中國和印度各個文明都缺乏創造性概念。這不是因為古代科學不發達，而是因為文化原因。希臘語里對應于create或creator的詞只有poiein，是指制造或制作，就是把東西做出來。這兩個詞分別可以用在兩個領域，一個是宇宙論領域，一個是詩歌領域。在宇宙論領域，我們知道柏拉圖設想世界怎么造的嗎？他說一個神匠事先已經有一團混沌的物質，這個神匠根據現有的模型，在這些質料上把形式壓進去，這樣創造了世界。因此，世界并不是從無中創造的，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已經有現成的東西。所以造物主相當于建筑師，而不是創造者。另一個領域是詩歌領域，詩人“poet”在希臘語里被稱為“poietes”，意思是制造者或者創作者。此外，詩人與藝術家是不同的，詩人可以自由從事創作，而藝術家要遵循規則、遵循法則，所以藝術家不夠自由，不是創造。

到了中世紀的時候，基督教把創造性作為神無中生有、生出世界的含義引入到人類的語言當中。在基督教傳統當中，創造性專屬于神。人是沒有能力創造東西的，只有神有能力創造。拉丁語中有兩個詞來表達創造和制造，兩者有重大區別。一個叫“creare”，專指神作為創造者，另一個是“facere”，專指人作為制造者。神作為創造者和人作為制造者，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我剛才說根據基督教教義，神是從無中創造世界，從無中創造是專屬神的特權，人只能從已有的材料當中產生作品，特別是藝術家，人是遠遠不能和神相提并論的。

十七到十九世紀，創造性成為藝術的本質特征，這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創造開始被認為源于個人的能力，而不是源于神。我們知道，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很多偉大的藝術家和詩人，人們開始漸漸將“神性”“創造性”與但丁和米開朗琪羅等等這樣的偉人聯系起來。到了十八世紀，浪漫主義運動將藝術家的位置提升到其他所有人之上，“創造”一詞第一次不僅被用于神，而且被用于藝術家。因為藝術家不受理性或規則的指導，而是由感受與情緒、直覺與想象來支配。藝術家似乎能夠產生新穎的、原創性的東西。所謂的天才就是可以有一些新穎原創的東西。但普通人還是不行。然而在十八世紀法國，人具有創造性這種思想仍然遇到了阻力。首先是語意上的阻力。根據傳統，創造仍然被認為必須從無中創造，而人沒有這種能力；第二點是哲學上的阻力。因為創造被認為是一種帶有神秘意味的活動，而啟蒙時期的心理學不承認這種神秘性。第三是藝術上的阻力。藝術家的活動被認為必須墨守成規，而成規和創造性顯然是互不相容的。

只有到了十九世紀，創造性概念的含義才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徹底轉變。從無中創造的要求被放棄了。創造性變成了新事物的制作，而不是從無中做出東西來。創造性成為藝術的專有屬性。創造者變得與藝術家同義，一如過去創造者和“上帝”同義一樣。二十世紀之后，我們現在都知道，所有人類活動領域，都說可以創造，所有人都可以創造，都鼓勵創造。只要是制作出某種新東西，就有權成為創造。我們看到創造性概念和創新概念是挺相似的，都是從一開始并不是人人鼓勵創新或者是創造，或者是人沒有能力進行創新創造，后來漸漸到十九、二十世紀之后都完全鋪開了。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轉變呢？這其實和現代性的概念是息息相關的，因為只有到了現代才會有所有這些觀念轉變。

三、“現代性”概念的歷史

我們最后簡單看一點現代性概念的歷史。什么是現代？“Modern”這個詞是在十二世紀教會改革背景下產生的，不過當時說“Modern”這個意思與今天是不一樣的。十二世紀有一些自稱“現代人”（moderni）的人，他們認為自己正站在新時代的開端。用當時一個名人的話講，他們是站在巨人肩上的矮子。他們認為自己的重要性比不上前人，但他們能夠看得更遠，他們站在巨人的肩上，但是是一個矮子。而且他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到的不是一條進步的光芒的康莊大道，有著光明的未來，而是看到了末日臨近。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人文主義者彼特拉克說：有一個黑暗時代，就是所謂的中世紀，把古代與現代（他所處的時代）分隔開來。不過，他的目的并不是在追求某種未來的“新的”東西、“現代的”東西，而是想恢復古代的黃金時代。

我們現在所說的“現代”的含義是什么時候出現的呢？大概從十六世紀開始，當時出現這個詞只是為了定義一種藝術風格。著名的藝術史論家瓦薩里把文藝復興風格稱為“美好的現代風格”，這里面有了“moderna”這個詞。我們可以看到，從藝術領域開始有了現代。我們從前面的“創新”和“創造”都有這樣的關系，先是在藝術里可以“創造”，“現代”也不例外。

十七世紀末的歷史學家塞拉利烏斯把世界歷史分成了三段：第一段從古代到君士坦丁大帝時代，第二段從中世紀到東羅馬帝國滅亡，第三段從十六世紀開始的新歷史。他認為新歷史就是所謂的現代歷史。

自培根、笛卡兒時代以來，“現代性”依據自由、進步的革命觀念，出現了新的、可通過科學方法逐代累積的知識觀，以及直線的、無限的時間觀。現代性需要顯示并強調其原創性和優越性。我們現在接受的一整套現代理解完全是從科學革命時期，從十七世紀來的。現在的時間觀是一種單向的、直線的、無限的時間觀，而不再像古代那樣是一種循環的時間觀，或者是世界末日的時間觀。

現代這個詞“modern”從詞源來講來自拉丁詞的“modus”，意思是尺度（measure），后來“modern”的一系列派生詞都源于一個晚期的拉丁詞“modernus”，就是時間的尺度。所謂時間的尺度就是“當下”（just now），就是看現在這個時刻，這是“modern”本質的意思，所以現代本質上就和時間相關，只不過不再往過去看了。現在性的顯著特征就在于聚焦于我們眼前的東西而忽視更深的起源。

一個人認為自己是現代的，就是通過時間來規定自己的存在。這個話有點抽象，讓我們舉例說明。一位古代人怎么看待自己呢？他不是通過時間來規定自己的。他是通過其土地或位置、種族或族群、傳統或神祗來規定自己。古代人首先不會說我是一個現代人或是古代人，我是在一個什么時間中的人。他想到的是他周遭的文化傳統，他的地理位置，他生活的土地等等。現代意味著“新”，意味著前所未有的東西。把自己理解成新的，就是把自己理解成自我發源的、徹底自由的和有創造性的，不再依附于傳統，也不是由命運或天意所主宰，他可以創造自己的時間。要成為現代的，就要自我解放和自我創造。人不僅存在于歷史或傳統之中，而且要創造歷史。我們現在天天說我要創造歷史，但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在古代，歷史是不可能被創造出來的。因此，現代不僅意味著通過時間來規定人的存在，而且意味著通過人的存在來規定時間。

最后引一段我特別喜歡的鋼琴家格倫·古爾德的一段話，他說：“一個人可以在豐富自己時代的同時并不屬于這個時代。他可以向所有時代訴說，因為他不屬于任何特定的時代，這是一種個體主義的最終辯護。他聲明：一個人可以創造自己的時間組合，拒絕接受時間規范所強加的任何限制。”這段話我一直深有感觸，很多人也很喜歡，但我一直沒有想明白這段話的道理在哪兒。我在準備“現代性概念的歷史”的時候一下子明白過來了。這段話就是典型的“現代宣言”，只有現代人才能這么說：一個人可以創造自己的時間組合，拒絕接受時間規范所強加的任何限制。這個話道出了現代的本質。

與之相連的就是個體主義，我們現在每個人都在強調個體，要活出真我。對個體主義的強調正是作為現代性的一個本質特征。我忽然想到，區塊鏈不是也在強調個體，強調去中心化，強調每個人都能發揮平等而獨特的價值嗎？這和個體主義的思想很相似。所以區塊鏈為什么時髦？因為它符合時代潮流。它完全符合現代性概念給歷史、給人類規定的本質和發展方向。

我還想到，個體主義和宗教改革是息息相關的。大家可能不知道，現代性最重要的思想來源或者歷史事件就是新教改革。新教改革強調顛覆教會的權威，顛覆教會解釋圣經的權威，每個人都可以直接閱讀圣經，而不需要某個更高的機構向他解釋。馬丁·路德的名言是“人人皆祭司”。每個人都可以做神職人員，都是平等的。大家可以看到，這和個體主義是一脈相承的，每個人都是一個平等的個體，它和現在的民主制也是息息相關的。比特幣作為區塊鏈技術的應用，也要打破中央銀行的壟斷，每個人都可以發行貨幣，這和新教革命不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嗎。其實，這些概念并不是和大家沒有關系，而是說關系太深了。從概念的演變，我們可以看出一些歷史發展的本質。我覺得一些思考大事情的人、看的遠的人不會直接沉浸在具體的技術當中，玩弄小的技巧，沉溺于小的享受，而可能更多去關心人類的發展和命運的事情。

四、小結

創造性概念從缺失，到為神所專有，再到專屬于藝術，最后到滲透于整個人類活動。這個概念是不斷發展的、因時而異的和與文化相關的。今天培養創造力的書籍和手冊鋪天蓋地；研究創新機制、創新方法是最時髦、最來錢的課題之一；建設“創新型國家”已成為國策。如此強調“創新”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特有的現象，是時代精神的反映。它的種子在現代性形成之初，大概在十四世紀的中世紀晚期就已經埋下了。現代性的倡導者們竭力主張現代優于古代，強調拋棄傳統，以此來提高現代人的地位。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擁有古老文明和厚重傳統的國家來說，如何處理“創新”與“傳統”的關系，是一個要慎之又慎的問題。

其實，一個完全穩定或僵化、從不容許改變的傳統是根本不可能的，也從未存在過。變化和出新其實是自然、社會乃至個體的一般狀況。《周易·系辭》說：“生生之謂易。”陰陽相交自然就會出新。《大學》也說：“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但這里的“新”是自然地“出新”，而不是人為地“創新”。舉個例子，現代媒體上的新聞每一條好像都是新的，其實本質上都是同一個層面上的東西，并沒有什么本質上的新東西。所謂圣經中說，日光之下并無新事，什么事情其實都已經發生過了。竭力強調新，挖空心思去創造新，恰恰意味著個人失去了自我和獨特性。盲目求新求變反而會使生活顯得更為貧乏、蒼白和動蕩不安。這已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普遍精神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