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民企納入國家核心科研力量中，鼓勵科學家從科研貢獻轉向科技貢獻，是未來我國科技創新體系建設的深層邏輯。

近年來大眾矚目的AI、大模型、機器人等科技領域，民營企業都貢獻良多，也理當在國家核心科研力量中獲得認可 圖/IC photo

文| 信海光

兩年一度的兩院院士增選工作，已于近日啟動。

據報道，在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分別發布的2025年院士增選指南中，除了確定兩院此次增選名額各增至最多100名，中國工程院更首次為民營企業科技人才新增專項名額，將8個名額主要用于支持民營科技領軍企業候選人。

為此，有輿論認為這是一次破冰之舉，代表著兩院院士增選正在打破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大型國企的“主場”地位，向民企敞開的大門正越開越大。

尤其是，與國外院士頭銜多偏榮譽性不同，科技創新舉國體制下的中國院士，背后是實實在在的科研資源。在這一現實下，院士名額向民企傾斜，實際上也意味著科研資源的再分配，是對民營科技發展實實在在的支持。

如果此次用于支持民營企業候選人的8個名額被用足，兩院民企院士數量將翻倍且有余。更有意義的是，此次專項名額或將成為今后的傳統，屬于院士評選上的又一項制度性破壁，關系到我國整體科技創新的長遠發展。

兩年一度的兩院院士增選工作啟動，圖為中國科學院

院士評選變革，反映人才評價多元化

簡單回顧即知，此前兩院也并非沒有民企院士，但占比極少。

2019年，阿里云科研負責人王堅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成為民營企業出來的第一位兩院院士。當時，這一新聞也曾被廣泛報道，這也是民企院士首次走向公眾視野。

此后又經歷兩輪院士增選，但至今民企院士仍只有5人，除了王堅，還包括中芯國際的吳漢明、以嶺藥業的吳以嶺、康緣藥業的肖偉、吳忠儀表的馬玉山，都是為國家科技研發做出重大貢獻的杰出科研人才。

此次民企院士專項名額的設立，也是多年來圍繞中國院士制度所展開的一系列變革的一部分。

中國第一批院士產生于1948年和1955年，中國科學院正式宣布成立學部，當時的學部委員相當于院士。改革開放以后，開始醞釀將學部委員改為院士。

1994年，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正式改稱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時中國工程院正式成立，首批有96名中國工程院院士，其中包括解放軍空軍第一位院士張福澤。1995年，又首批新增了216名院士。

在學部時代，學部委員一般更偏向基礎研究、理論學科。隨著院士制度的設立，大量張福澤這樣的工程技術型人才、國防科研人員被吸納進來，完成了從學院科學向工程國家項目的擴展。

同時，外籍院士制度也開始實施，外籍人士、港澳臺及海外華人科學家被吸納為兩院院士。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改革院士制度的要求，院士退出機制與評選制度改革啟動。至2024年7月，兩院院士大會分別審議通過了新修訂的《中國科學院院士章程》和《中國工程院章程》，“院士頭銜終身制”被打破。

本次民企院士專項名額的設立，實際上與之前引入港澳臺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的變革一脈相承，都反映了國家科技觀外延的逐漸擴大和對科技創新的重視，各種多元化人才被逐步囊括到國家最高科研評價體系中來。

需要指出的是，本次8個民企院士名額的出現，實際上是基于兩院院士增選辦法中的一項“特別”機制——中國科學院院士增選中有特別推薦機制，中國工程院則有增選特別通道，都是用來加強對新興和交叉學科以及國家急需科研領域進行特別支持。

圖為中國工程院

增加民企院士，也需改革評選硬指標

此次兩院院士增選專設8個民企院士名額，實際上反映了三重大背景。

第一重大背景，是院士評選制度變革這條主線；第二重大背景，是全球科技供應鏈重構，國際科技競爭加劇，中國必須依靠更廣泛的創新力量；第三重大背景則是，近年來我國民企科研力量大爆發，而兩院院士民企背景科學家卻極少，形成了巨大的現實落差。

據全國工商聯2024年統計，民營企業貢獻了全國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50％以上的研發投入和研發人員。

尤其是在近年來大眾矚目的AI、大模型、機器人、半導體、生物醫藥、新能源等領域，最大的推動力量幾乎都來自民企，大量的科技論文也是出自民企。

而在研發投入方面，僅以A股為例，2024年民企研發貢獻度（A股民企研發投入占全部A股比例）高達41.45%。

但截至目前，中國工程院院士人選仍以高校、科研機構和國企為主，被戲稱為“三位老哥”。在上一屆兩院院士增選中，甚至沒有任何民企候選人入選。

其背后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兩院院士評選需要選票，有一個多年形成的以科研院所為主的穩定生態。相較之下，評選專家一般跟民企候選人交集較少。這就是隱形門檻和觀念慣性的原因。

同時，也有很多硬指標的原因。比如，民企候選人的科研成果往往會受限于商業保密要求，不太容易成為評審所需的論文指標；再如民企一般不具備院士評選推薦資質，甚至如民企科學家在評職稱方面也處于弱勢等。

在程序上，這些都看似無問題，卻是實際上的不公平。在此情況下，如果不通過專門留出名額的形式進行“傾斜”，并對這些硬指標進行調整，新一屆院士選舉中，說不定民企又會顆粒無收。

這也是此次院士增選，備受關注的原因所在。此舉既是因應我國民企科研爆發的現實，也是通過為民企專設院士名額，來肯定我國民企在科技發展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兩院敞開大門，科創體系建設在加速

事實上，要在兩院更真實地反映中國科研力量的最頂尖陣容，院士評選制度改革仍有較大空間，且時不我待。

在全球變局的歷史大背景下，自主科技創新幾乎已經成為國家發展與全球競爭的最重要元素，而民企正是其中越來越重要的力量，在某些領域甚至還是主力軍。

在我國，體制內科研力量雖強，但在全球化競爭中，當科研與市場前沿結合得越來越緊密，民企科研力量的作用正變得不可替代。

可以說，將民企納入國家核心科研力量中，是未來我國科技創新體系建設的深層邏輯。

以此而言，院士評選的變革只是其中具有象征意義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個廣泛的科研-產業-國家三位一體的科技創新體系，打通科研與企業邊界，以實現技術成果到社會生產力的更快速轉化。

在這方面，德國施行已久的“弗勞恩霍夫模式”可資借鑒。

弗勞恩霍夫協會，是德國最大的應用科學研究網絡，早在1949年即已創建。在政府的支持與認可下，該協會會員網絡橫跨產學研，使科研人員得以更自由地在學術機構與企業間流動。在德國國家工程院等國家榮譽體系中，協會成員也占了相當比例，成為科技創新和應用之間的重要橋梁。

如果放在當下國內的院士評選中，這樣的協會，實際上可以充當企業科技人員的第二個“娘家”，為他們提供科研水平上的權威背書。

值得強調的是，對一國而言，科研是個宏大而長線的主題，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都舉足輕重，都不可偏廢。

比如，過去一直有輿論批評科研中存在“只重視實際應用不重視基礎科學”的現象，這是事實，但與當下強調科研創新應用也并不矛盾。

一個國家的科技強國之路，既要有基礎研究的塔尖，也要有應用轉化的地基，關鍵是必須建立一個所有科學家各負其責，都能從中發揮特長并且感受到足夠尊重的國家科研體系。

在這個意義上，院士增選為民企專設名額，兩院大門越開越大，對我國加速建設科技創新體系，讓民營企業在科技創新中挑大梁，無疑是一個值得更多期待的良好開端。

撰稿 / 信海光（媒體人）

編輯 / 何睿

校對 /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