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據統計，十年中，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干部高達230萬人，占“文革”前夕全國1200萬干部的19.2%。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被審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總數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級和地方副省級以上的高級干部被立案審查的達75%。據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統計，僅因劉少奇問題而受株連的“案件”就有2.6萬多件，被判刑的達2.8萬多人。黨和政 府的各級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長期陷于癱瘓和不正常狀態。公安、檢察、司法等專政機關和維護社會秩序的機關都被搞亂了。

經濟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國國民經濟的巨大損失。1977年12月，據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估計，那十年在經濟上僅國民收入就損失人民幣5000億元。這個數字相當于建國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80%，超過了建國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這期間，有5年經濟增長不超過4%，其中3年負增長：1967年增長-5.7%，1968年增長-4.1%，1976年增長-1.6%（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1978年2月，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由于“文革”的破壞，僅1974年到1976年，全國就“損失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入4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文化上，對教科文的摧殘尤其嚴重。無數的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遭受浩劫，一大批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受到殘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僅在北京的171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為打倒和審查對象。

上海科技界的一個特務案，株連了14個研究單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殘酷迫害的科技人員和干部達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殺（《科技日報》2008年3月17日）。從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沒有組織過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學。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表明，當年全國文盲半文盲多達2億3千多。

二

“文革”結束時，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狀況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資生活。然而，從1957年到1976年，全國職工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幾乎沒漲過工資。1957年全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進反退，還少了49元（曾培炎主編：《新中國經濟50年》，第897-898頁）。

很多生活消費品供給不足，需憑票購買。糧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稱作“第二貨幣”。“三轉一響一咔嚓”（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收音機，照相機），五大件設備整齊不到600元，但對很多家庭來說，雖個個心向往之卻只能敬而遠之。服裝從顏色到樣式，單調劃一，藍、黑、綠、灰，是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主色調。住房相當困難。

改革開放初期，上海180萬住戶中，按國家標準，有89.98萬戶為住房困難戶，占了總戶數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戶；父母與12周歲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戶；12周歲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戶；兩戶同居一室的44332戶；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戶。住房大多沒有客廳，進門就是臥室，廚房，衛生間很多是幾家合用。

再看農民的生活。安徽農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萬里擔任安徽第一書記。到任以后，萬里先后來到蕪湖、徽州、肥東、定遠、鳳陽等地調研，所見所聞，使他大為震驚。他后來回憶說：“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么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淮北、皖東有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制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么窮！”（田紀云：《萬里：改革開放的大功臣》，《炎黃春秋》2006年第5期）。

安徽鳳陽縣有個前王生產隊，緊靠津浦鐵路。這個10戶人家68口人的生產隊，4戶沒有門，3戶沒水缸，5戶沒有桌子。隊長史成德是個復員軍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個飯碗，筷子全是樹條或秸稈做的。安徽農村的情況并非個別現象。據原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統計的數字：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74.67元，其中兩億農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一角一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一角三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一角四分錢。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

1955—1960年，日本經濟年均增長8.5%，1960—1965年為9.8%，1965—1970年為11.8%。從1955—1970年，日本GDP增長了7.2倍。日本、美國、歐洲經濟的高速發展一直持續到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這個時期也被稱作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時代”。

在這期間，中國周邊原來一些比較落后的國家和地區，如韓國、新加坡等，也抓住機遇快速發展，實現了經濟起飛。20世紀50年代，韓國的經濟總量和中國的山東省差不多。

但在隨后的20年里韓國創造了著名的“漢江奇跡”，到80年代一改貧窮落后的面貌，經濟總量遙遙領先山東。彈丸之地的香港，1977年進出口總額達到196億美元，而整個中國內地當年只有148億美元（《港澳經濟考察報告》，1978年5月31日）。

三

對中外經濟科技之間巨大差距的真實認知，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后通過出國考察訪問實現的。“文革”結束后，由于國內局勢的深刻變動，人們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這樣，從1978年起，全國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出國考察熱潮。重要的考察團包括：

以林乎加為團長的赴日經濟考察代表團；以李一氓為團長，于光遠等為副團長赴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考察代表團、以段云為組長的港澳經濟貿易考察考察團和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為團長的赴西歐五國（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西德）考察團。

其中西歐五國考察團最引人注目。該團于1978年5月2日出發，6月6日回國，行程36天。訪問期間，歐洲經濟的自動化、現代化、高效率，給考察團成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看到：西德一個年產5000萬噸褐煤的露天煤礦只用2000工人，而中國生產相同數量的煤需要16萬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爾尼公司一個低水頭水力發電站，裝機容量2.5萬千瓦，職工只有12人。

我國貴州省江口水電站，當時裝機2.6萬千瓦，職工卻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國馬賽索爾梅爾鋼廠年產350萬噸鋼只需7000工人，而中國武鋼年產鋼230萬噸，卻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國戴高樂機場，一分鐘起落一架飛機，一小時60架；而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半小時起落一架，一小時起落兩架，還搞得手忙腳亂。

代表團成員之一、時任廣東省副省長的王全國20年后提及這次出訪，仍激動不已，他說：“那一個多月的考察，讓我們大開眼界，思想豁然開朗，所見所聞震撼每一個人的心，可以說我們很受刺激！閉關自守，總以為自己是世界強國，動不動就支援第三世界，總認為資本主義腐朽沒落，可走出國門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國屬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追尋1978——中國改革開放訪談錄》，第558頁）

訪問日本的人回來介紹：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國平均每兩戶有一輛汽車，95%以上的人家有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服裝式樣多，農民都穿***料子。日本東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達50萬種，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貨大樓僅有2.2萬種，相比之下，我們“實在覺得很寒磣”。

1978年6月1日、3日、30日，中央政治局三次開會，專門聽取了訪日團、港澳團和西歐五國團的匯報。中央領導說：“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后。什么叫現代化？50年代一個樣，60年代不一樣了，70年代就更不一樣了。”

1978年，也是中國領導人出國訪問的高峰。各層級出訪者不約而同獲得的共同感受是：沒想到世界現代化發展程度如此之高，沒想到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如此之大，沒想到西方發達國家老百姓的生活與中國相比高出如此之多！

人們無不痛心疾首于這樣的現實：中國太落后了，這些年耽誤的時間太長了！我們再不調整政策，另尋出路，改革開放，奮起直追，真是愧對人民、愧對國家、愧對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