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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率領亞馬遜、英偉達、波音、特斯拉等企業CEO組成的“經濟使團”出訪沙特、卡塔爾和阿聯酋。

此次行程正值巴拿馬危機余波未平之際，巴拿馬在2025年2月退出“一帶一路”倡議，并于5月宣布鐵路計劃排除中國參與，轉而采用美英技術與資金。

這一事件標志著美國在拉美地區對華施壓取得階段性成果，而特朗普的中東之行則被視為將類似策略復制至中東的關鍵動作，試圖通過經濟捆綁與技術封鎖雙重手段，遏制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擴張。

特朗普此行的核心目標是通過簽署大規模經濟協議，將中東納入美國主導的產業鏈體系。

根據白宮披露，美國與沙特簽署了價值1420億美元的軍售協議，涵蓋F-35隱形戰機、防空系統等關鍵裝備，并承諾未來四年對美投資6000億美元。

卡塔爾計劃將對美投資從300億美元增至450億美元，阿聯酋在美國的投資總額已達1萬億美元。

這些數字雖具震撼力，但實際執行存在多重障礙。

沙特目前在美直接投資僅96億美元，其承諾的6000億美元更多是長期意向。

卡塔爾贈送的價值4億美元波音747-8型客機雖被包裝為“臨時空軍一號”，但最終將轉交給特朗普圖書館基金會，凸顯公私利益交織的本質。

在技術領域，美國試圖通過半導體出口重塑中東技術生態。

英偉達向沙特人工智能公司Humain出售1.8萬枚先進AI芯片，AMD計劃供應芯片。

美國還與阿聯酋談判出口100多萬塊英偉達芯片，部分用于阿布扎比的G42公司。

這一舉措直接針對中國在中東的科技布局。

中國此前已與沙特達成核能合作協議，并向阿聯酋出口彩虹無人機、紅旗-17AE防空系統等裝備。

美國通過技術輸出強化對中東盟友的戰略捆綁，同時削弱中國在5G、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競爭力。

特朗普此次訪問刻意繞過以色列，引發國際社會對美以關系微妙變化的猜測。

與第一任期推動《亞伯拉罕協議》不同，特朗普此次行程凸顯“去以色列中心化”的戰略調整。

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引發海灣國家輿情反彈，沙特、阿聯酋等國對以色列的戰略耐心下降。

特朗普與內塔尼亞胡在伊朗政策、巴以問題上的分歧加劇，美國試圖通過疏遠以色列換取海灣國家的經濟合作。

美國希望構建以沙特、阿聯酋為核心的“親美伙伴圈”，壓縮以色列在中東事務中的話語權。

然而，美國的戰略調整并非完全放棄以色列。

特朗普政府仍通過軍售和情報合作維持對以關系，但將更多資源投向海灣國家。

例如，沙特在軍購協議中明確要求美國提供F-35隱形戰機，試圖打破以色列在中東的五代機壟斷。

這種“平衡術”既體現了美國對中東戰略支點的重新校準，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地區安全與經濟利益之間的權衡。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未通知以色列的情況下與胡塞武裝達成停火協議，并推動與伊朗的核談判，進一步削弱了以色列在地區事務中的主導權。

特朗普家族與中東國家的商業合作貫穿此次訪問始終，形成“公權私用”的獨特景觀。

特朗普集團與沙特達蘭卡地產公司合作開發迪拜和吉達的特朗普大廈，在卡塔爾建設高爾夫度假村，并計劃在利雅得和阿布扎比推進新項目。

特朗普次子埃里克與阿聯酋王室背景的MGX基金合作，推出加密貨幣USD1并投資幣安交易所，預計每年可獲利數千萬美元。

此外，沙特、卡塔爾和阿聯酋的主權基金向特朗普女婿庫什納管理的私募股權基金注入超過35億美元，其中沙特公共投資基金（PIF）貢獻20億美元。

更引人注目的是，卡塔爾向美國贈送一架價值4億美元的波音747-8型客機，作為臨時“空軍一號”供特朗普使用，任期結束后該機將轉交給特朗普圖書館基金會。

這種“外交獻金”與商業利益的交織，被批評為“史無前例的利益沖突”，模糊了私人企業與公共政策的界限。

盡管白宮辯稱“完全遵守法律”，但這種將國家利益與家族利益捆綁的做法，已引發民主黨和國際社會的強烈質疑。

巴拿馬危機后，美國對中國在拉美和中東的“雙線擴張”警惕性顯著提升。

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技術封鎖和經濟競爭削弱中國影響力。

例如，撤銷拜登時期的AI芯片出口限制，向中東國家大規模出售先進半導體，試圖構建對華技術“堡壘”。

然而，中東國家在中美之間更傾向于“戰略對沖”。

沙特在簽署美沙軍售協議的同時，繼續采購中國的彩虹無人機、紅旗-17AE防空系統等裝備，并推動與中國的核能合作。

阿聯酋在擴大對美投資的同時，仍與中國共建太陽能電站、智慧城市等項目。

這種“雙線外交”反映出中東國家不愿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而是希望最大化自身利益。

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源于長期的經濟合作與戰略互信。

中國是中東最大原油進口國，2023年從中東進口原油占其總進口量的31.2%。

中國與沙特、阿聯酋等國在可再生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合作持續深化，如中埃泰達蘇伊士經貿合作區吸引投資超30億美元，帶動就業7萬余人。

此外，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在中東布局港口、鐵路等關鍵項目，形成與美國不同的合作模式。

面對美國的技術封鎖，中國正通過聯合研發、第三方市場合作等方式突破限制，例如與埃及舉行“文明之鷹-2025”聯合空軍演習，提升在中東的軍事存在。

但是特朗普的中東戰略面臨多重挑戰。

首先，美國與中東的經濟合作存在結構性矛盾：海灣國家雖承諾大規模投資，但更關注技術轉讓和產業本地化，而美國企業對核心技術輸出持謹慎態度。

其次，地緣政治風險可能抵消經濟合作成果：伊朗對美國的軍事合作強烈反對，巴以沖突持續發酵，敘利亞局勢動蕩，均可能使特朗普的“經濟優先”議程蒙上陰影。

最后，美國國內政治制約其外交靈活性：民主黨對特朗普家族利益沖突的批評、國會對軍售協議的審查，均可能延緩合作進程。

從長期看，中美在中東的競爭將更多聚焦于技術標準、產業生態和軟實力。

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提供的基建投資、能源合作和發展模式，與美國的安全捆綁、技術壟斷形成鮮明對比。

中東國家在“向東看”與“向西靠”之間的動態平衡，將決定中美競爭的最終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巴拿馬危機中通過施壓迫使巴拿馬轉向的模式，在中東可能難以復制——中東國家的戰略自主性更強，且與中國的經濟聯系更為緊密。

特朗普的中東之行是巴拿馬危機后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延續，其核心目標是通過經濟合作與技術輸出鞏固美國影響力，并對中國形成戰略牽制。

然而，這場精心策劃的“經濟外交秀”既暴露了美國在中東戰略的調整與矛盾，也揭示了中美競爭的復雜性。

對于中國而言，需在鞏固既有合作的基礎上，積極應對美國的技術封鎖和地緣博弈，同時尊重中東國家的自主選擇，以更開放、包容的姿態深化與地區的互利共贏。

中東的未來，或許不在于中美“非此即彼”的爭奪，而在于構建多元、平衡的合作新范式。

巴拿馬危機的教訓警示：單純依靠施壓和對抗難以實現長期戰略目標，唯有通過平等合作與共同發展，才能贏得地區國家的信任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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