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伯克的《法國革命論》一書從出版至今已有230多年， 這期間，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那時的帝國紛紛解體，世界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民族國家雨后春筍般誕生；當初的法蘭西帝國、大英帝國已經轉型為如今的現代國家。今天人們重讀這本現代保守主義的奠基之作，不禁要問，如何客觀公正評價伯克當時的觀察和結論？他開創的現代保守主義對當今世界的人們有何啟示？對于仍處于向現代國家轉型的中國有何啟示？

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是近現代三大主要政治思想。我們把基于伯克思想的保守主義定義為正統保守主義，此后政治思想家對偏離正統保守主義宗旨的則不視為正統保守主義。此外，現實政治中具有保守主義色彩的保守黨和共和黨等通常被稱為保守主義者，但實際上有保守主義色彩的政黨因為選舉競爭需要和現實政策制定的復雜性，更有可能偏離正統保守主義，而有保守主義色彩政黨的每一項政策綱領都被視為保守主義的推論。例如，英國的保守黨就曾經以推行集體主義傾向的福利政策而自豪，但這不屬于正統保守主義。正統保守主義大部分內容在伯克的系列著作，尤其是《法國革命論》以及1790 年以后的著作中得到了揭示。

迄今為止，絕大部分對正統保守主義的質疑和挑戰，要么是望文生義，要么是出自其他誤解。最常見的誤解如保守主義就是一味崇古和因循守舊；保守主義就是恐懼變化和不信任新事物；保守主義就是保持折中的中庸之道；保守主義就是為世襲貴族辯護；保守主義就是為現存秩序辯護；保守主義就是朝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保守主義就是反對任何革命；保守主義就是反對理性；保守主義就是反對民主；保守主義就是偏愛和維護權威；保守主義立基于或者說過于緊密地聯系基督教這一特定宗教信仰；保守主義反對太多政府干預，保守主義反對啟蒙運動的一切思想；保守主義反對新奇事物、新知識、新思想， 只相信被經驗證明有用的事物；保守主義因為尊重傳統而鐘情于民族主義，反對國際主義；保守主義的愛國主義熱情很容易與社會主義結盟形成強政府干預和與帝國主義結盟形成擴張野心；保守主義對唯理性主義保持警惕，但滑向承認存在某個超自然知識來源的神秘主義的泥沼。以上的種種質疑都不是正統保守主義的內容。

如果一定要在埃德蒙·伯克的《法國革命論》中挑出什么毛病來，也許就是他在法國大革命推進邏輯描述中，忽略了法國大革命與外國入侵之間互動的國際因素——貴族逃亡、革命意識形態輸出等引發國際警惕和擔憂，反法聯盟的形成和入侵與國內防范反革命行動一道共同推動革命政權走向恐怖統治。埃德蒙·伯克至少在該書中忽視了法國大革命越來越激進，并最終走向恐怖統治的國際因素。戰時緊急狀態迅速將人分為：愛國者與叛國者、革命者與反革命者——多么簡單粗暴的劃分！在舉報和審判叛國者的“錦標賽”中，恐怖統治理所當然地降臨了。這種忽視之所以值得提出來，是因為國際因素與大革命存在著內在的邏輯聯系。暴力、恐怖和野心擴張從一開始就鐫刻在法國大革命的宣言中了，它不僅要解放法國人，還要解放歐洲人和全世界人民。這導致革命政權在短暫承諾不輸出革命以后，迅速推翻承諾而展示出驕傲和巨大的擴張野心。這種擴張野心的潛在性和實踐都足以引起歐洲君主國家的警惕，反法同盟由此形成。

在外敵入侵的時刻，革命政權以抵御外敵入侵為名，動用全部國家資源，“法蘭西民族，統一而不可分割”是革命進程中被反復宣誓的革命話語。然而抵御外敵入侵的目的是不純粹的，革命政權動用全部資源來武裝自己，其實在實現一個雙重目標：打擊反革命勢力和抵御外敵入侵。于是恐怖統治在多重目標掩蓋下獲得了合法性。雖然國際因素帶有必然性，但即使不考慮國際因素，伯克的推論也是成立的，因為此類革命具有內生的恐怖暴力傾向。蘇珊·鄧恩（Susan Dunn）指出，“革命的慣例是革命具有兩面神面目：團結與驅逐、友愛與恐怖。二者并舉。這一聯合早已為無數革命政權，包括法國革命遺產的繼承人所熟知，他們從來都是在人民的統一這一理想主義名義下暗行鎮壓之道。……在人民集體性狂歡中，在他們為革命事業共同獻身的快感中，在兄弟般的奮斗這一崇高莊嚴的時刻，根本沒有反對和沖突的容身之地”。

200多年以后，我們有必要實事求是地看待法國革命取得的成就。革命時期被任命為國民衛隊總司令的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 將軍，在法國革命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這位將軍在贊同革命的同時又主張保衛國王和王室，因此從他眼中得到的革命印象具有一定的客觀性。據蘇珊·鄧恩描述，拉法耶特將軍在革命結束后的1800 年，回到法國后看到了這樣的景象：“所有的封建殘余皆已被清除了；在法律面前，公民都是平等的；貴族不再是免于納稅的特權等級；繼承權中人人平等原則取代了長子繼承制；猶太人和新教徒獲得了公民權；私生子獲得了完全合法的社會地位；夫妻可以自由離婚；精英政治取代了貴族統治；‘人權’原則得到了普遍尊重。”法國大革命權威史學家威廉·多伊爾（William Doyle）在《牛津法國大革命史》中從五個方面評價了法國大革命的正面成就。第一，“人民主權”原則征服世界。法國大革命的主旨是人民主權，自這個原則宣布的兩個世紀以來，它已經征服了世界，盡管這個原則在實踐中到底意味著什么一直存在爭議，但即使是最富有絕對主義色彩的君主或獨裁者，也覺得必須搞一個人民認可的儀式，以確認其權威性。1789 年以后，那些認為最好不要從被統治者那里獲取任何形式同意的政權越來越少了。第二， 法國大革命被認為是自由的事業，恐怖統治和拿破侖專制時一度限制了自由。自始至終，法國大革命從未停止對自由的禮贊，后世爭取自由的斗爭都被認為受到了法國大革命的啟發。“由于 1789 年法國取消了審查制度，沒有哪個地方比革命中的巴黎享有更多的出版自由和寫作自由。”當代歷史學家邁克·拉波特（Mike Rapport）對此評論道。第三，法國大革命的著名箴言“自由、平等、博愛”中的“平等”深入人心。公民之間實現了權利平等，包括男女平等。第四，大革命為法國后來的經濟發展準備了某些條件，如國內關稅壁壘被撤銷、度量衡標準化、行會的限制性規章被廢除、勞工組織受到約束，以上所有這些解放了企業家精神，并賦予了法國一部統一、廣泛的法典。第五，培育了新教徒和猶太人，廢除了奴隸制。這也是第三條平等原則在特定人群中實施的結果。所有這些制度上重大轉變帶來怎樣的經濟效果呢？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等人的研究給我們帶來了新發現。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學家、政治學家一般關注法國大革命的政治和文化后果，而極少關注這一影響人類歷史進程重大事件的經濟后果（經濟績效）。少量研究法國大革命經濟后果的傳統作家有肯定的，如喬治·勒費弗爾（Georges Lefebvre）、阿爾弗雷德·索布爾

（Alfred Soboul），也有否定的，如阿爾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喬治·泰勒（George Taylor）、富朗索瓦·弗雷（Frsancois Furet），但否定的居多。當代著名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大衛·坎托尼（Davide Cantoni）、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 羅賓遜（James A.Robinson）用控制性比較方法研究作為重大制度變遷的法國大革命的經濟績效后果，在《從舊制度到資本主義：以法國大革命的傳播為自然實驗》一文中，作者們試圖一改傳統歷史研究方法，用“實驗者直接控制變量的可控、可復制的實驗方法”（狹義上的標準科學方法）來研究法國大革命的經濟績效后果。當然歷史無法重演，人類歷史進程中的重大變遷的諸多后果無法用嚴格的狹義上的標準科學方法來研究。但是，通過巧妙的構思設計，作者找到制度變遷發生的實驗組和對照組，其中實驗組發生了制度變遷（例如被入侵和占領），而對照組沒有發生制度變遷，然后觀察對照組和實驗組的經濟績效差異。這種方法叫作歷史研究的自然實驗法。在研究法國大革命與經濟績效之間的因果聯系時，假設、變量、檢驗和結論如下。

基本假設是：一個社會的經濟制度和政策是經濟成功的關鍵因素。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與經濟績效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只有保護私有產權、有利于自由進入和社會流動的制度才能促進經濟增長。被解釋變量是收入水平，因為歷史數據難以獲得，采用代理變量城市化水平。解釋變量為三個：（1）曾經受法國入侵、廢除了舊制度且沒有發生逆轉的地區；（2）曾經受法國入侵、廢除了舊制度但發生了逆轉的地區；（3）沒有受法國入侵也沒有廢除舊制度的地區。

關于舊制度的描述：等級觀念，封建制度特權和農奴制，貴族、教會和軍隊特權，對猶太人職業選擇、居住地以及旅行的嚴格約束、繳納特殊稅賦，城市行會導致的寡頭控制限制自由進入和新技術應用。關于法國大革命發動的制度變遷的描述：改革行政和財政系統，頒布民法典（《拿破侖法典》），1825 年農業改革（退出農場領主制封建關系），教會領地世俗化，取消行會，解放猶太人。

基于以上研究框架，作者構建了德國一些樣本州在1750年到1910年間的城市化水平數據，實證結果發現：（1）以居住在5000人以上的城市的總人口比例作為衡量標準，以1850年為界，1770年到1850 年間，未入侵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高于但接近被入侵地區的城市化水平；1850年以后發生顯著改變，被入侵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顯著高于未被入侵地區的城市化水平。（2）以居住在5000人以上的城市的總人口比例作為衡量標準，以1850年為界，被入侵并劃歸普魯士的地區和未被入侵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非常接近，但略高于未被入侵地區；1850年以后發生顯著改變，被入侵并劃歸普魯士的地區城市化水平遙遙領先，其次是未被入侵地區，而后是被入侵但未劃歸普魯士的地區。需要說明的是，劃入普魯士的地區的特殊性在于他們沒有選擇性逆轉法國帶來的改革。

總的結論是，法國大革命帶來的制度變遷具有正面的經濟績效后果。

法國大革命是人類近代以來影響最大的歷史事件之一。它涉及政治、經濟、宗教、文化和社會各個方面，它的影響從歐洲遍及整個世界，從任何單一側面來觀察法國大革命及其后果都是片面的。完全的贊美和徹底的憎惡這兩種極端態度都難以令人信服。在對一場影響人類歷史進程重大事件的判斷上簡單站隊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們從中獲得了真理——正統保守主義，它揭示了塑造和維系人類合作秩序的一般原理。

法國大革命發生的原因是什么？由誰主導？是要解決什么問題？大革命的結果是什么？圍繞大革命的全部問題，自大革命一開始就爭議不斷，直至今天。有關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學、政治學、心理學、觀念史、社會學等的研究文獻汗牛充棟。在豐富多樣的文獻基礎上，基于個人的知識背景，我們提出如下解釋。

中世紀醞釀的知識進步濫觴于文藝復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領域發生了一場革命，它是理性和科學革命，也是自由個人的重新發現，知識領域的進步在政治社會領域表現為所謂的啟蒙運動。前二者共同作用，在技術進步、財富生產以及國民收入構成上產生重大結構性調整，又表現為社會中財產權分布的結構性調整。以上三者聯合作用，以及美國革命成功引起的激勵和仿效作用（作為英國的宿敵，法國因協助美國革命導致巨大財政支出，耗費10億鋰，相當于150億法郎，是當時法國年國民收入的兩倍多，也是大革命前財政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導致政治權力革命、社會關系革命和政治文化革命，即法國大革命。

大革命結束不是故事的結束，大革命的結果，是法國作為現代國家的最終建立。

關于法國大革命中美國革命的激勵和仿效因素，托克維爾的評判也許是較為客觀的，即美國革命因素的影響小于法國思想的影響，“人們常將我們的革命歸因于美國革命，的確，美國革命對法國革命有很多影響，但是，當時美國的作為對于法國革命的影響并不及當時法國的思想對法國革命的影響”。美國的榜樣與法國激進啟蒙運動思想的結合，導致了革命的爆發。

本文摘自《傳統與秩序 : 伯克、法國大革命與西方政治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