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楊鈿甜“230萬耳環”爭議 —

文|賈也

黃楊鈿甜“230萬耳環”事件，若耳環為真，需直面公眾對“權錢交易”的舊了合理懷疑；若耳環為假，則暴露娛樂圈虛榮浮躁的行業痼疾；
無論真假，事件已演變為公眾對特權階層的信任危機，唯有官方徹查才能平息爭議。

當2007年出生的青年演員黃楊鈿甜佩戴價值230萬元的GRAFF祖母綠鉆石耳環登上熱搜時，這場看似自買熱搜全平臺“炫富”的風波早已超越了對奢侈品的簡單質疑。

悠悠瓜眾，無孔不入，無所不能，很快就發現其父親楊偉曾為四川雅安市經合外事局公務員，且家庭財富積累伴隨一系列違規操作。

于是，“230萬耳環事件”迅速演變為對權力濫用、規則失守和道德淪喪的集體聲討。我覺得：這對父女被輿論口誅筆伐，太應該了，簡直是活該！

1.

先說黃楊鈿甜的父親楊偉，他的“職業履歷”堪稱一部“公務員經商教科書”。

2014年，時任雅安市城管局官員的楊偉以親屬為白手套，在深圳注冊國影影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公然踐踏《公務員法》第五十三條“禁止經商”的鐵律。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2017年其辭職后，這家本應隨職務終止而清算的“皮包公司”，竟搖身變為橫跨影視培訓、文旅開發的商業平臺，與雅安招商引資項目形成令人玩味的“臍帶關系”——這種“在職布局、離職收割”的模式，正是典型的“期權腐敗”——公職期間利用職權為特定領域鋪路，離職后通過商業活動兌現利益，實質是將公權轉化為家族私產的“時間差游戲”。

面對輿論拷問，楊偉迫于各方壓力，拋出了所謂的“辭職即洗白”的詭辯，卻難掩其商業版圖與原職權范圍高度重合的致命事實。

《公務員法》第一百零七條早已預見這種“旋轉門腐敗”，明確規定離職公務員涉足關聯領域仍需追責。調查顯示，深圳國影的“金牌客戶”多為其在位時經手的雅安文旅項目投標方，這種“審批——變現”的閉環操作，恰似現代版的“鹽鐵專營”，用制度漏洞完成“權力套現”。中央紀委揭穿的“一家兩制”把戲，實則是權力尋租的精致變種：既當規則制定者又當市場分羹者，最終蛀空的是社會公平的基石，豢養出畸形的政商生態。當官商勾結穿上“市場化”的馬甲時，我們更需警惕這種“合法化腐敗”對法治精神的慢性侵蝕。

除了游走于政商之間，楊偉還深諳特權階層的灰色操作，可謂從來“不走尋常路”。在生育政策執行層面，黃楊鈿甜弟弟出生于2011年，而全國“全面二孩”政策直至2016年才實施。這說明楊偉“人精本精”，已具備玩弄制度的嫻熟手法——通過“假離婚、再復婚”等法律漏洞，將國家政策扭曲為私人定制的“生育VIP通道”。這種“規則為我所用”的做派，與普通民眾在政策夾縫中艱難求存的現實形成尖銳諷刺，徹底撕碎了社會公平的虛偽面紗。

更值得警惕的是其精心設計的“權力進階路線”：從基層城管到經合外事，再到投資促進中心，這條看似正常的職務變遷軌跡，實則是系統性布局的”資源收割鏈”。每個崗位都精準卡位關鍵領域，為后續商業版圖鋪設管道。這種“在位養商、離職經商”的套路，暴露出某些官員將公共職務視為“資源期權”的險惡用心。

而2020年疫情期間其妻注冊生物科技公司的操作，更是將權力尋租的貪婪展現到極致。

這家公司打著“提升免疫力”的偽科學旗號全民抗疫的至暗時刻，投機取巧，大發“疫情財”，這種行徑已超越商業道德范疇，實則是將國家災難轉化為家族金庫的卑劣投機。當防疫成為國策時，他看到的卻是商機；當全民共克時艱時，他盤算的卻是流量變現——這種價值取向的異化，正是特權腐蝕人性的鮮活例證。

以上種種，足以說明楊偉及其家族從來都是投機取巧的操作，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集大成者。

2.

回到黃楊鈿甜“230萬耳環”炫富事件本身，黃楊鈿甜現象撕開了娛樂圈最虛偽的傷疤——這個標榜“清純國民妹妹”的未成年藝人，其高調炫富的做派與公眾期待形成荒誕反差。

更為可笑的是，黃楊鈿甜純屬“自爆”，自買熱搜，全平臺炫富，親自將自己送上輿論的風口浪尖。這個事已經不可能洗白了，即便那些奢侈品被證實為贗品，這種對物質符號的病態追逐，本質上仍是娛樂圈“拜金教”對青少年的精神荼毒。

更值得警惕的是，黃楊鈿甜父名下影視公司的成立時間與其出道軌跡高度吻合，這種“家族式產業聯動”不得不讓人懷疑：所謂“天價片酬”是否只是資本游戲的遮羞布？當未成年藝人淪為利益集團的提線木偶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扭曲的造星機制，更是整個文娛產業權力尋租的縮影。

可以說，在整個文娛產業里，敢立富二代人設的，沒有一個不翻車的。虞書欣父母老賴，周震南父母房地產老賴，華晨宇伯父導致村民塵肺病，仝卓高考作弊自曝，哪條不是自爆的？可謂“自作孽，不可活”。

黃楊鈿甜事件絕非個案，而是中國特權階層“代際傳承”的典型樣本。在這個精心編織的“星二代”神話背后，隱藏著一套完整的權力變現方程式：公職身份被異化為商業籌碼，政策執行被扭曲為家族特權，而媒體精心包裝的“勵志故事”不過是權力尋租的遮羞布。

當普通家庭的孩子還在為藝考擠破頭時，這些“資源二代”早已通過父輩鋪設的“綠色通道”，完成了從權力到資本的完美跳轉。要打破這種固化的利益格局，不僅需要制度層面的剛性約束，更需要全社會對“贏者通吃”潛規則的集體覺醒——因為真正的公平正義，從來不會誕生在特權世襲的溫床上。

3.

正因為如此，黃楊鈿甜這起“耳環門”事件已經成為檢驗社會公平的試金石——

如果奢侈品為真，那么必須回答一個尖銳問題：一個未成年藝人何以能負擔天價飾品？這背后是否存在其父母“權力變現”的骯臟交易？

如果證實為贗品，那么更顯荒誕：在娛樂圈這個巨大的名利場中，連未成年人都被異化為“符號消費”的奴隸，不惜以虛假人設迎合世俗扭曲的審美標準。

但無論真假，事件本質都直指同一個病灶：特權階層正在系統性侵蝕社會公平的根基。

當公眾的合理質疑屢屢遭遇“自查清白”的敷衍回應時，制度公信力正在被一點點蠶食。要重建信任，不能僅靠個案查處，必須建立“權力——資本”的防火墻：

實施公職人員財產陽光法案，設立離職從業審查期，用制度利劍斬斷利益輸送的灰色鏈條。唯有讓每一分財富都經得起法律的審視，才能終結這場持續多年的法外狂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