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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詹大年 昆明丑小鴨中學校長

北京第一實驗學校半年前我去過，這是第二次去。因為李希貴在那里。

這是一所公辦九年制學校。劃片招生。

毛坯房 步行商業街 56個社區

北京第一實驗學校正大門，沒有什么氣勢，也沒有什么特色，就只是在鐵柵欄的圍墻上開了一道口子，像其他學校的后門。門與房子的距離不過20多米，也沒見那些有寓意的雕塑、有故事的樹木、有感覺的草坪、有文化的石頭和有意義的標語……

整個校園28%的左邊是房子，72%的右邊是運動場。其實運動場不止那72%——房子的負一樓全是室內運動區。

房子的中心線是一條長長的、寬寬的走廊，這條走廊的左邊連著4棟房子，右邊連著5棟房子。

除了食堂與廁所，9棟房子全是水泥地面，全是白墻，全沒有吊頂。簡直就是一座毛坯房。但這座毛坯房全是學生可以隨意玩耍的地方。

9棟房子，地上5層，地下1層，被中心走廊連起來，層層相連，房房相通。房子的墻是玻璃的，彼此都望得見而且看得透。

沒有教師辦公室，也沒有校長辦公室。我問李希貴：“那校長在哪里辦公呢？”他說：“看到哪里有空位，你就坐下來呀，就是辦公呀。”

這里簡直就是一個“大市場”。56個社區，7家公司，就是這個“小社會”里的“合法機構”。56個社區的區長是老師，7家公司的老板都是學生。

大樓里的各個地方都擺放著學生的各式作品，好一些作品已經明碼標價，你掃一下旁邊的收款二維碼，付了款，就可以帶走。

挑戰老師——“讓老師發抖去吧”

紀老師是小學二年級的負責人。她告訴我：學校上午上文化課，下午選修。小學有班級，一個班24名學生，2位老師。初中就沒有班級的概念了。老師有自己的工作室，工作室就是“教室”。學生來工作室學習，老師是工作室的主持人。

手機，是每個學生必帶的學習工具。我看到有些孩子手里提著平板電腦，像公司職員的感覺。

這里的上課也不像“上課”。我看到一些小學生嘰嘰喳喳進到社區，老師說：“大家找個位置坐下來……嘿嘿嘿，上課了。”一個孩子說了一句“我們又見面了”，沒什么儀式感，就算開始上課了。中學的人文課下課的時候，孩子們合上筆記本電腦，順手一帶，就跑開了。因為選了課，要趕往下一個地點。

在一間教室的玻璃墻上，我看到“向老師科普憲法”“出發去考老師”“顫抖吧，老師”等一些明目張膽的文字，心里想，這里的老師真不好當。

我問了一下李希貴校長：“老師應該是從各個學校選調上來的吧？”

李校長回答：“我們從來不從任何學校去抽調老師，每年只從大學應屆畢業生中間招聘。”

“本周觀點”在玻璃墻上打起來了

“人文課本應該只講歷史事實，不能加入神話傳說”，這是寫在一面玻璃墻上的本周觀點。

每個同學的名字牌分別掛在幾個不同的區域，旗幟鮮明地表示贊同、反對，也有表示“有點同意”“不太同意”的。

在墻上分明是打起來了，但在教室里卻又若無其事。

這所學校只有一個“禁止”

——禁止老師說“禁止”

在教學大樓與運動場之間，有一個山包包。七八米高，百多米長，很明顯是人工堆起來的。山包包上種著一些樹和草，還有好多個“山洞”。

一些孩子在“山洞”里鉆進去、爬出來。山坡的泥巴光溜溜的，那些草也基本被孩子們踩死了。

李校長告訴我：“這個山包包孩子們最喜歡。一到運動時間，很多孩子就會先站上山包包望著運動場找同伴。有時候，孩子們會在這個山包包上開音樂會。

如果不是李希貴校長介紹，我根本看不出這個山包包有什么意義的。

有位同行的校長告訴我：“這樣的山包包要是在我的校園里，早就被上級領導下了《安全整改通知書》了。”

一直陪著我的譚老師告訴我，在第一實驗學校的校園里只有一個“禁止”——禁止任何老師對著學生說“禁止”。

和糖果公司的“趙總”談生意

李希貴被晾在一邊

在一樓咖啡吧，沈祖蕓老師給我要了一杯拿鐵。希貴校長剛剛招呼我坐下。有個戴著胸卡的孩子來了。他向我們介紹自己：他叫趙赫，六年級學生，是糖果公司的，是來向我們推銷他公司的糖果的。

我突然想起，剛剛我們參觀食育社區的時候，就免費品嘗過幾種牛扎糖了。

我們幾位同行的人圍住趙赫，好奇地問起他的糖果公司。

我說：“趙總，我是大客戶，你別理他們了……過來和我談。”

趙赫馬上把隨身攜帶的筆記本電腦移過來，打開電腦向我介紹他們的產品：“品種有好幾種，每組60顆糖，80元。”

“趙總，我要買5組，5組，大客戶，可以打折嗎？”我問。

“這個……我不是老總，不能馬上決定，我得和他們商量商量……馬上，你等著。”趙總同學一邊看電腦，一邊回復我，“好了，剛剛在群里和他們溝通好了，他們有一些還是初三的同學，在上課，不能來現場商量，他們說，由我決定……那就，給你打九折。”

“九折？怕不行吧？要包郵的，郵費也是成本噢。”不知誰插了一句。

趙總說：“是哦，只能打九五折了。九五折，可以嗎？”

我趕緊掃了二維碼，付了380元。買了5組糖果。

李希貴校長一直夾在我和趙總中間，看著我們討價還價，呵呵地傻笑。一會，他說：“你今天算是有面子了，我是校長，他們從來就沒有給我打過折。”

“我是大客戶呀。你可能只是他們的小客戶吧。”

趙總同學只顧做他的生意，根本就不理會他們的李校長。看來，其實在這里校長并不重要。

“這里就是一個小社會”李希貴說。

李校長還告訴我，全校已經成立7個公司了，有6個公司都賺了錢。糖果公司生意最好，開學期間就賺了一萬多呢，后來一家新開的公司希望他們投資，但他們的錢已經分掉了。

還有一位老師告訴我，上次我看到的那艘船已經賣掉了，造船廠還有兩條船——一條是機動的，另一條是人力的。快完工了。

（呵呵，順便打個廣告——我可以拿回扣的。）

“我們做不到”嗎？

很多次，我和一些同行參觀學校后，都有人十分羨慕也十分嘆息地說：“我們不能做，我們做不到。”要么就是認為自己學校的條件太差，要么就是認為上級管得太死，要么就是認為雜事太多沒有時間……

希貴校長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在離孩子最近的地方……”

把錢花在離孩子最近的地方，把書擺在離孩子最近的地方，把方便留在離孩子最近的地方，校長坐在離孩子最近的地方……讓孩子在學校的正中央。

這一些，只要心里真正有孩子，誰都能做得到，可以做得明目張膽，無私無畏，無怨無悔。

我這是第二次去北京第一實驗學校，肯定還要去，細細地看，好好地玩。這一次看的時間不夠，寫的時間也不夠。

——2025年5月1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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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丨詹大年私號

編輯丨智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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