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譚大山，弟弟叫譚大河，父親是國營食品廠的工人，母親是家庭主婦。我家住在柳江邊的老巷子里頭。1981年的秋天，桂花香把整條街都泡得軟綿綿的，可我家卻鬧得雞飛狗跳，父親要退休了，單位給了個頂職的名額。

那時候頂職就像天上掉餡餅，只要能進國營廠，鐵飯碗一捧，討老婆都硬氣三分。

我高中畢業時連中專也沒有考上，于是就在巷口擺了個修單車的攤子。弟弟連初中都沒讀完，天天跟著街溜子在江邊摸魚。

父親叼著煙斗，煙鍋里的火星子一明一暗：“大山，收拾收拾，過兩天去食品廠報到。”

這話像顆響雷，炸得屋里頭鴉雀無聲。弟弟蹭地站起來，把搪瓷杯重重往桌上一磕：“憑什么讓哥哥頂職？我也要頂職！”

母親搓著圍裙想勸，父親把煙桿往門檻上一敲：“老大認字多，進廠學技術快！”

那天夜里，我翻來覆去睡不著。月光從木窗欞漏進來，照見弟弟蜷在床那頭，背對著我一聲不吭。

我們兄弟倆從小擠在一張床上，他挨欺負時我抄起板凳沖在前頭，我發燒時他跑去江里摸螺螄換白糖。想到這些，胸口就像壓了塊鵝卵石。

第二天清早，我揣著頂職通知書跑到廠里。看著車間里轟隆作響的機器，穿著工裝的女工從我身邊匆匆走過，忽然覺得這一切都不踏實。

中午回家，正撞見弟弟蹲在巷口啃冷饅頭，臉上還有沒擦凈的灰塵，他去碼頭扛大包了。

“哥，你去吧。”他把饅頭掰成兩半，硬塞給我一半，“我有力氣，餓不死。”這話比拳頭還重，砸得我眼眶發燙。當晚我把通知書拍在飯桌上：“爸，讓弟弟去頂職吧。”

父親氣得把筷子都折斷了：“大山，你瘋了？這是多少人求不來的機會！”

我梗著脖子不說話，弟弟卻撲通一聲跪在地上：“爸，我哥讀的書比我多，他該復讀一年去考大學！”

最后父親抹著眼淚摔門而出。三天后，弟弟穿上嶄新的工作服，我重新捧起了課本。

那年冬天特別冷，我縮在漏風的閣樓里復習，聽見樓下弟弟哼著小曲兒下班，自行車鈴鐺清脆得像春天的雨。

1982年高考錄取結果公布，我考上了廣西大學。臨走那天，弟弟把攢了半年的糧票塞進我行李：“哥，在學校別餓著，不夠寫信回來。”他的工裝袖口磨得發白，指甲縫里還沾著污垢。

大學四年，我寒暑假都在圖書館泡著。每次收到家信，母親總說弟弟在廠里升了班長，可字里行間總藏著嘆息。有次半夜發燒，迷迷糊糊中想起小時候，是弟弟背著我去診所，那時候他的背還沒現在這么寬厚。

畢業后我留校任教，又讀了在職研究生。再回到家時，街邊的騎樓刷上了新漆，巷口的修單車攤變成了錄像廳。弟弟在食品廠干了十幾年，從班長升到車間主任，娶了同廠的女工覃佳梅，生了個女兒叫朵朵。

2000年前后，國企改制的風刮得厲害。我記得那年春節，弟弟來南寧看我，西裝革履的，卻總往杯里悶酒。“廠子要黃了，”他紅著眼圈說，“買斷工齡才給兩萬塊。”我想塞錢給他，他漲紅著臉推開：“哥，我還能扛！”

后來聽說他擺過地攤，開過摩的，最后在建材市場給人扛水泥。

有次我回到老家時，在建材市場撞見弟弟，整個人瘦得脫了相，肩膀上扛著兩袋水泥，腰彎得像張弓。

我喊他，他抹了把汗擠出笑：“哥你怎么回來了？快回家克，這里灰塵大。”

2010年，朵朵考上了我的大學。開學典禮那天，我在校門口等她，遠遠看見弟弟手提肩扛大包小包，頭發全白了，走路的腿有點打顫。我沖過去要幫忙，他卻擋住我：“別讓朵朵知道她爸老了。”

那天晚上，我拉著弟弟去喝酒。他摸著酒杯說：“哥，你當年把頂職讓給我，我不后悔。要是我去讀書，現在說不定連水泥都扛不動。”

我鼻子發酸，想起三十年前那個月夜，我們兄弟倆也是這樣分食一個饅頭。

如今我成了教授，常有人問我后不后悔當年的決定。我總說，有些東西比鐵飯碗更珍貴。上個月回老家，看見弟弟在柳江邊教外孫放風箏。夕陽把他們的影子拉得老長，就像小時候，我拉著弟弟的手在沙灘上跑。

江風裹著熟悉的桂花香吹來，恍惚間又回到了1981年的秋天。那時候我們都以為，一個決定會改變一生，后來才明白，真正重要的，是血脈相連的牽掛，是無論命運怎么折騰，都拆不散的手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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