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方公布了一則好消息，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0年《公約》第八屆締約國大會在巴黎召開，而中國成功當選為這屆大會的主席國。

1989年開始，中方就批準加入《公約》了，這些年來中方堅定踐行《公約》精神，并履行自身義務。而這次當選，是中方首次當選為主席國。

（中國首次當選主席國）

作為主席國，中方主要有四個主要職責。

首先是主持和協調大會工作，確保會議高效有序進行，并推動形成共識，達成預期目標；

其次，制定戰略方向和政策指導，包括確定未來幾年打擊文化財產非法販運、促進流失文物返還的優先領域，并提出具體行動建議等；

第三是要進行監督公約執行和審議報告，評估各國在防止文物非法進出口、完善國內法律體系等方面的進展，并提出改進建議；

最后，則是推動國際合作和技術援助，如促進締約國之間簽署雙邊協定、共享文物追索信息，以及通過技術手段加強文物溯源管理。

但是作為民眾，我們最關心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就是能不能解決韓國亂申遺的問題。

近些年來，韓國亂申遺的情況愈發嚴重。

從2005年的“江陵端午祭”申遺引發爭議開始，韓國在傳統節日、飲食、工藝等領域頻繁發起爭議性申遺。比如去年韓國試圖將中國朝鮮族石鍋拌飯技術污蔑為“文化侵犯”，并宣稱其“全州拌飯技術”已申遺；今年韓國企業CJ公司，又在美國注冊了餃子外觀專利，試圖通過法律手段將中國飲食文化據為己有。

據統計，中韓文化糾葛20年間，已經爆發了37次大規模的爭議，僅2023年就出現了5項“撞車”非遺項目。

（韓國將榫卯技術改名并申遺成功）

更過分的是，韓國不再局限于單一項目申遺，而是通過考古再造，如用3D打印復制中國戰國銅鏡后制造所謂的“千年銹跡”、活態傳承即政府補貼速成班包裝傳統技藝，再雇傭法國團隊制作申遺片渲染“社區參與”進行國際造勢，一步步將中國文化元素重新包裝。

其中一個真實案例，就是韓國將中國河姆渡遺址發現的7000年榫卯技術，改稱“大木匠與木結構建筑藝術”，并申遺成功，在申報視頻中，韓國方面還使用了與山西應縣木塔相似度超70%的斗拱結構。

對于韓方來講，申遺成功為其帶來了年均23%的相關產業增長，比如說安東河回村就因儒學書院申遺，游客量從年10萬激增到了80萬人次。韓國政府為此還專程雇傭奧斯卡獲獎團隊制作申遺影片，在“阿里郎”申遺中加入朝鮮戰爭離散家屬鏡頭，用所謂的“民族傷痛記憶”打動評審。最后再通過游說其他國家，如聯合柬埔寨、菲律賓、越南為拔河申遺等，形成國際支持網絡。

所以在申遺這件事情上，切實感受到利益的韓方，始終樂此不疲。

而對中國來說，韓方這種混淆事實的做法，不僅直接沖擊了中國的文化主權，導致年輕一代對本土文化的認同感下降，還削弱了中國在國際文化治理中的影響力。

面對韓國這種狀況，作為締約國大會的主席國的中國，其實有三種治理的路徑。

首先是強化規則制定權，遏制文化挪用。

作為主席國，中國能夠主導公約議程的制定，推動國際社會完善文化遺產保護規則。例如，中國可提議將“文化財產的歷史淵源證明”納入申遺審查的核心標準，要求申報國提供更嚴謹的歷史依據，避免模糊文化起源的行為。

韓國近年多次被質疑將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如榫卯、燃燈節、泡菜等包裝為本國文化遺產申報，若規則中明確要求申報項目需有清晰的歷史歸屬證據，將直接限制此類操作。此外，中國可推動《公約》框架下的“文化財產返還”與“非遺申遺”聯動機制，對存在爭議的申遺項目啟動跨國調查。

（韓國亂申遺情況愈發嚴重）

其次，是要進行技術賦能和文化主權的保護。

利用主席國身份，中方可推廣數字化技術，如區塊鏈存證、文物溯源數據庫等，來強化文化遺產的跨國追索能力。比如說，針對韓國將中國自貢彩燈技術改稱“燃燈節”申遺的行為，中國可通過技術手段展示其與中國唐代燈會的直接關聯性，并提交至教科文組織作為反駁依據。

近年來，韓方提出所謂“K-共享文化”概念，試圖通過模糊文化邊界擴大國際影響力。中國作為主席國，也可推動《公約》明確區分“文化共享”與“文化挪用”的界限，要求共享需基于歷史真實性和原屬國同意。

最后，則是提升全世界對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

中國通過主席國身份，展示其在文物保護領域的成熟經驗，是可以有效增強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方案的信任的。這種示范效應，一方面可間接削弱韓國申遺的“道德合法性”，另一方面，還能提高各國保護自身文化遺產的意識和信心。

總之，文化遺產不是誰家的“私有財產”，但也容不得別人隨便“貼牌改造”。中國這次當主席國，既是給咱們自己的文化爭口氣，也是給全世界守個規矩，未來別想再靠“搶注”“篡改”偷走別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