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國人

同治六年八月十七日（公元1867年9月14日），偉大的革命導師馬克思第一次揭示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巨著《資本論》第一卷在德國漢堡正式出版，這是人類社會思想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劃時代的重大事件。該書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第83個注腳譯文為：“清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折，主張暗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鈔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他受到嚴厲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審議報告最后說：‘臣等詳閱所奏……所論者專利商而不便于國’。” 馬克思之所以能夠知曉并在《資本論》中專門提及這件事，是因為他看到了《帝俄駐北京公使館關于中國的著述》一書，當時駐大清京城的俄國使節將這件事寫進了該書之中。咸豐八年（1858年），德國人卡·阿伯爾和弗·阿·梅克倫堡將該書譯成德文，在德國出版發行，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過程中參考了這本書。可以看出，馬克思對王茂蔭的貨幣主張是贊同的，他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就這樣說過：“如果紙幣以金銀命名，這就說明它應該能換成它所代表的金銀的數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兌現。一旦紙幣不再是這樣，它就會貶值。”這個認識很有可能就是受王茂蔭觀點的啟發。

巨著《資本論》傳入中國后，人們發現一共提到了680多位世界名人，而王茂蔭是該書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國人。不過《資本論》譯者關于“王茂蔭”名字開始譯為“萬卯寅”、“王猛殷”、“王孟尹”、“王茂蔭”等，其中陳啟修翻譯的《資本論》中為王茂蔭。1936年經郭沫若先生對《東華續錄》等典籍的研究、考證，撰寫《〈資本論〉中的王茂蔭》和《再談官票寶鈔》等文，分別發表在上海左翼文藝刊物《光明》1936年第2卷第2號和第3卷第1號上，才確定《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國人為王茂蔭。國人知道王茂蔭名字載入《資本論》，是在《資本論》出版70年之后，王茂蔭從此聞名中外。

《資本論》中提及的王茂蔭之事發生在咸豐四年，王茂蔭時任戶部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從二品。清代中央只設六部，戶部執掌全國疆土、田地 、戶籍、賦稅、俸餉及一切財政事宜，職權遠遠高于今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行長、自然資源部部長、人社部部長、民政部部長、農林部部長、糧食部部長、稅務總局局長、供銷總社理事長、公安部戶籍管理局局長等官員之職；戶部侍郎掌稽核版籍、賦役實征等會計、統計工作，錢法堂執掌貨幣流通、鑄錢和寶泉局，戶部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相當于當今財政部部長兼央行行長、國家稅務總局局長、國家統計局局長。稱王茂蔭為大清“財長”，實至名歸。

二、晚清著名的清朝貨幣理論家、財政學家

王茂蔭(1798年-1865年)，字椿年，號子懷，清嘉慶三年（1798年)誕生于一個安徽歙縣南鄉杞梓里一個徽商家庭，兄弟4人，居長。4歲喪母，全賴祖母方氏撫育成人。髫齡入私塾，朝往暮歸，讀書刻苦用功。后就讀于縣城紫陽書院，得主講錢伯瑜先生真傳。道光十一年（1831年），王茂蔭以監生資格應京兆試，得中舉人，次年會試，聯捷成進士，并備官戶部。此后長達15年，王茂蔭一直在戶部任“主事”、“行走”一類的微職閑官，直到50歲那年才升補為戶部貴州司員外郎，改江西貴州司員外郎、陜西道監察御史。后歷任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戶部、工部、兵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職務。其中咸豐三年（1853年）十一月擢升為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權同今日國家財政部長，成為清廷主管財政貨幣事務的官員之一，并因此成就了王茂蔭一世英名。

清咸豐朝實施過兩次令人注目的貨幣改革措施，即發行鈔幣和鑄大錢。王茂蔭是咸豐朝行鈔的第一個倡導者，鑄大錢的堅決反對者。道光二十年（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出現銀貴錢賤現象，清廷高層很多人主張鑄大錢。有“當五”、“一十”、“二十”、“五十”、“一百”五種，直接導致通貨膨脹。咸豐元年（1851年），王茂蔭就給皇上上了《條議鈔法折》，提出九條貨幣發行辦法：一、擬鈔之值；二、酌鈔之數；三、精鈔之制；四、行鈔之法；五、籌鈔之通；六、廣鈔之利；七、換鈔之法、八、嚴鈔之防；九、行鈔之人。咸豐二年清廷開始實行鑄大錢。針對鑄大錢的論調和鑄大錢所造成的惡果，咸豐三年十月初九日(1853年11月21日)，升為大清“財長”不久的王茂蔭開始發威，他給咸豐皇帝上了《論行大錢折》，力批鑄大錢錯誤：“鈔法以實運虛，雖虛可實；大錢以虛作實，似實而虛。”即紙幣雖無價值，但若能兌換并且發行量有一定的“定數”，它就代表一定的實際價值；而大錢本身雖有一定的價值，但因它不足值，故而它的面值是虛的，堅決反對“鑄大錢”。咸豐三年（1853年）正月，王茂蔭上《再論鑄大錢折》，對清政府所采取的發鈔票、鑄大錢等通貨膨脹措施再次提出異議，認為：“若奸人以四兩之銅鑄兩大錢，即抵交一兩官銀，其虧國將有不可勝計者”，“設奸人日銷以鑄大錢，則民間將無制錢可用，其病民又有不可勝言者”。可惜，王茂蔭的這一中肯的正確的主張依然沒有得到朝廷重視和采納。同年二月咸豐準添鑄了“當百，當五百，當千”的大錢，結果在流通中造成極大混亂，加之上述發行的不兌現的“寶鈔”，使通貨膨脹愈演愈烈。咸豐四年（1854）三月，王茂蔭針對銀票、寶鈔和鑄大錢所造成的劇烈貶值和混亂，給咸豐皇帝上了《再議鈔法折》。《條議鈔法折》的主要目的是既要有助于解決財政困難，又想避免嚴重的通貨膨脹；那么，《再議鈔法折》則主要是為制止已經發生的嚴重通貨膨脹。被認為是王茂蔭的第二個貨幣改革方案。它的主要內容包括四項建議：一，允許錢鈔兌換現錢；二，允許銀票兌換現銀；三，允許各商店用鈔換銀；四，允許典（當）鋪款項出入搭用鈔幣。咸豐皇帝看了《再議鈔法折》后大為不滿，認為王茂蔭所言是貴民而賤官，不以國家政事為重，加上戶部軍機大臣審議結論中也指責王茂蔭是“所論專利商賈而不便于國，殊屬不知大體”，從而導致咸豐皇帝下旨“嚴行申飭”，將王茂蔭調離戶部，任兵部右侍郎。從此，基本上結束了其主理財政貨幣的事務。

但是，王茂蔭的思想主張集中體現在他的貨幣改革方案和貨幣理論上，被學術界評價為“我國封建社會貨幣理論的最高成就”。

三、一生自省自律為官，清正廉直

王茂蔭故居

王茂蔭進士及第后回鄉省親之時，祖母曾諄諄告誡：“吾始望汝輩讀書識義理，念初不及，今幸天相余家，汝宜恪恭盡職，毋躁進，毋營財賄，吾與家人守吾家風，不愿汝躋顯位，至多金也。”王茂蔭始終銘記于心。

作為大清“財長”，王茂蔭權力炙手可熱。他居官京城30余年，歷道光、咸豐、同治三朝，處晚清渾濁的官場之中，堅持廉潔自律，始終兩袖情風，為官如此，實在難能可貴。史料記載他：“性清淡，寡嗜欲。京宦三十載，恒獨處會館(即歙縣會館，今宣武門外。王為安徽歙縣人)中。自本簡約，粗布糲食，處之宴如。”同鄉晚輩鮑康在《王母洪夫人壽序》寫道：“康昔官中書時，每造先生宅，飫聆高論，見先生蕭然一室，別無長物，公余之暇，手一卷自娛，京宦三十年，未嘗攜眷屬，聞夫人僅一至京邸。”可謂“清節”畢現。咸豐八年（1858）七月至同治元年（1862）四月，王茂蔭因病“開缺”期間，他移居至北京東城玉清觀，沒有薪水，于是受聘主講潞河書院，靠每年300金膏火為生，為此，他每月堅持前去授課，與諸生朝夕相處，循循善誘，認真修改試卷，誨人不倦。但拒絕親友資助，絕不降低做人標準。

王茂蔭認為一個人在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時，能夠做到“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才是君子。所以他后來一再告誡子孫，將來“家產薄、家口多，衣食難度”時，謹防“見利忘義”。他對子女要求甚嚴，“鮮以錦衣戲采為重”，日常生活簡樸，始終教誨子弟交游重人品，正確對待財利：“凡人壞品行，損陰騭，都只在財利上，故做人須從取舍上起。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章，所以從此說也。此處得失厲害關頭，人心安得無動？惟當審之以義，安之以命。我命中有時即不取非義亦有，命中無時即取盡非義，終歸于無。看著當下取來，雖見為有，不知非災橫禍出而消耗之，必且過于所取。須以當下之不取，為消將來之橫禍，則此心自放得下。古云：漏脯充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隨之。當時作此想，則自然不敢妄取。”王茂蔭認為獲取不義之財如同飲鴆止渴，還可能遭遇飛來橫禍。頗具遠見。

王茂蔭認為：“莫看眼前吃虧，能吃虧是大便宜。此語一生守之用不盡。”所以他宦游京城一生沒有因顯貴而巧奪豪取為家中添置一瓦一壟。但他為鄉黨經常慷慨解囊，在所不惜。每年都資給里黨中孤苦者。親友借貸，也竭力以付。鄉間葺祠宇、通道路、修堤、造橋，凡遇善事，他無不量力相助，欣然樂為。三十年年為官雖積有俸銀一千兩，但并不置任何田產，而是命令長子王銘詔存于其岳父處，只作他們兄弟四房子孫讀書費用，并留下遺囑：“吾以書籍傳子孫，勝過良田百畝；吾以德名留后人，勝過黃金萬鎰。 ”同時作《家訓和遺言》道：“我之奏疏，詞雖不文，然頗費苦心，于時事利弊，實有切中要害處，存以垂示子孫。使知我居諫垣，蒙圣恩超擢，非自阿諛求榮中來。 他日有入諫垣者，亦不必以利害之見存于心，能盡此心，自邀天鑒。 ”還告誡子侄：“日后子孫非有安國定邦之才，不必出仕，只可讀書應試，博取小功名而已。”這不是一般的封建社會的“省部級”大員所能做到的。

王茂蔭任吏部侍郎時，選任官吏重人品，曾舉薦過眾多人才，其中，安徽盱眙人（今安徽明光市）吳棠，經王茂蔭舉薦，從一個七品知縣一路晉升至四川總督、成都將軍，成為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齊名的晚清名臣。但王茂蔭與吳棠素昧平生，只聞其名，從未謀面。同治三年（1864年），王茂蔭繼母在江西吳城去世，王茂蔭依制奉諱返鄉守孝，途徑清河，時頭品頂戴漕運總督吳棠接待了布衣身份王茂蔭，分別時還贈些兩銀子，以謝當年舉薦之恩。王茂蔭未予接受，坦然地說：“保舉，公也；涉于私，則不足道也。”他特別重視，衣食無憂時，必須做到堅持操守、淡薄名利、拒取不義之財。

王茂蔭一生以清正廉直著稱。鴉片戰爭之后，大清“盛世”不再，內憂外患，吏治腐敗，國力衰弱，大廈將傾。王茂蔭處在這樣的官場環境之中，清廉自守“出污泥而不染”， 他為官最為可貴之處在于始終蒞職勤勉，殫精竭慮，一心為國家“保富民、恤商民、護國本、革頹風、振人才”，夙夜勤政，不辭艱辛。王茂蔭在任曾上一百多個奏折向皇上建言，除主張鈔幣兌現抑制通貨膨脹，反對鋳頒大錢侵害商民之外，還曾建言杜漸奔竟鉆營之風以肅吏治，力薦人才為國效忠，革君心，蘇民困，崇儒、修學、慎刑、理財，等等，“其言也，無一非國計民生之言”，王茂蔭一心為民為國，敢講真話，力持正論，甚至犯顏直諫，其關于論鈔法利病的奏疏，主張通商情，利轉運，被咸豐皇帝斥之為“專為商人指使”，遭嚴旨切責，并被調離戶部，一時事跡載入《資本論》，就是他的重要幣制改革主張正確，引起了馬克思的高度關注。王茂蔭反對戶部賣官。認為：“此舉無益于目前而徒貽譏于后世。”咸豐五年（1855）二月，國事艱難、內憂外患之際，王茂蔭得知咸豐皇帝耽于逸樂，縱情聲色，將然將國政拋之腦后，準備臨幸園明園“辦公”游嬉。而朝中大臣們對此雖都有意見，卻無人敢直言勸阻。唯有心急如焚王茂蔭不怕得罪皇上，當即上了《請暫緩臨幸御園折》，極言在這“國計艱虞、民生涂炭”的時候，皇帝不應該“事于游觀”等六個“不可”，堅決給咸豐的游興當頭一棒，觸到了咸豐的“痛處”。咸豐惱羞成怒，以“道路傳聞，率行入奏，殊非進言之道”，“著交部議處，原折擲還”。從此不再重用王茂蔭。但王茂蔭泰然處之，沒有絲毫后悔之意。

《清史稿》這樣評價王茂蔭：“京師用不足，大錢鈔票，法立弊滋。王茂蔭屢進讜言，均中利害，清直為一時之最，宋晉亦其次也。”

吳大廷在 《王侍郎奏議》序言中這樣評價王茂蔭：“直聲清節，上自公卿，下至工賈隸圉，嘖嘖皆贊其賢，先生孑然一身，清儉樸約，非如世之嬌激以沽名者。恪恭盡職 直言敢諫。”

所以，晚清之時，王茂蔭清操之名，無人能出其右。其后人因此鐫刻 “敢于直諫之家”青田冶石大印置于其靈右，以示子孫，并不過譽。

同治元年（1862年），王茂蔭上書同治皇帝陳述政事，說：“我觀測天象，勤懇治國。議政王責任重大，應該專心理政，制定理政綱領，諫官應該多包容。”順天府事務繁忙，順天府石贊清不能夠兼顧各方事務。同治皇帝稱贊王茂蔭：“直言敢諫，志慮忠純。” 清同治四年（1865）六月，王茂蔭在籍病故后，同治皇帝諭旨給予“廉靜寡營，遇事敢言，忠愛出于至性”評價。朝野贊聲鶴起，“三代帝師”、“四朝文臣”之稱的大學士祁寯藻挽聯贊曰：“諫草逾萬言，每讀焚余心事，光明照青史；交情獲三益，最傷別后手書，感惻念蒼生”；時任欽差大臣、兵部尚書、兩江總督曾國藩挽聯贊曰：“七旬耆宿,九列名卿,誰知屋漏操修,尚同寒士；四海直聲,卅年儉德,足令朝廷悲悼,何況吾曹”；曾國藩代作《皇清誥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二級諭賜祭葬先考子懷府君行狀》、李鴻章所作《誥授光祿大夫吏部侍郎王公神道墓碑銘》，更是記錄了王茂蔭清正廉直修身報國的一生，值得稱道。朝野上下沒有忘記王茂蔭，給予了王茂蔭應有的中肯評價。王茂蔭的弟子歙人徐景軾評價王茂蔭更是非同尋常：“世但知公之忠，而不知忠本于孝；世知公之能忠能孝，而不知其忠孝之克全者。”就是說世人都認為“自古忠孝無兩全”，而王茂蔭一生卻做到了忠孝兩全，絕對是整個大清鳳毛麟角之人！所以，王茂蔭以“清操，海內推為巨人”，是徽州清官之最，乃為公論。

一代大清財長，清正廉直，名副其實，值得后人世代推崇。

2018年5月10-12日初稿于于市政協文史委辦公室

作者簡介

貢發芹，筆名亞魯、貢暉，高級中學語文教師，三級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