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國際局勢并不樂觀。

俄烏沖突還在拉鋸，南亞兩大有核國家大打出手，中東火藥桶也隨時可能爆炸，特朗普引起的貿易摩擦，更是讓各國頭疼不已。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中國作為“和平宣傳大使”再度出馬，牽頭搞了一個“國際調解院”，希望用“東方智慧”化干戈為玉帛，給亂糟糟的世界添點“和平潤滑劑”。

（王毅外長）

據我國外交部介紹，這個“國際調解院”，是由中方牽頭籌建的，世界上首個以“調解”為主要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法律組織，未來也將成為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的一大重要機制。

中方還透露，成立這個調解院，其實并不是現在才做出的決定，中國在2022年的時候，就已經和近20個有相同立場的國家達成了共識。經過多次談判，現在雙方達成一致意見，決定將這個調解院總部設在香港。

在本月30日，香港將舉辦一場《關于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簽署儀式，屆時我國王毅外長將親自到場簽字，而來自亞洲、非洲、歐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六十個國家，以及20個國際組織，也都派了高級代表來華捧場。在當天中方還將舉辦首場論壇，圍繞國家之間的爭端調解等議題展開探討。

從中方介紹，并結合當下國際環境來看，中方牽頭成立的這個國際調解院，其實有三大核心作用。

首先是能填補現有制度的空白。當前國際爭端解決體系如海牙國際法庭，常因西方主導、程序冗長或執行不力而受詬病。WTO訴訟、國際投資仲裁等，也普遍存在對抗性強、成本高昂以及程序冗長等問題，尤其對發展中國家不利。而國際調解院，則可以通過吸納發展中國家參與規則制定，增強機制的包容性和公平性，尤其為中小國家提供發聲平臺。

（國際調解院落地中國香港）

其次，則是可強化執行保障。在該機制下，可創新設立“調解結果登記備案”制度，經備案的協議可在締約國直接執行，兼顧調解的自愿性與結果的實效性。這種“軟性調解+剛性執行”的設計，可為國際爭端解決提供兼具靈活性與權威性的新路徑。

最后，則可以推廣東方的“和合”文化。調解機制根植于中華傳統“以和為貴”的理念，強調共贏而非零和博弈。通過國際調解院，中國可將東方智慧融入全球治理，促進不同文明間的理解與合作。

此外，我們再結合當前的國際局勢來看，國際調解院可解決以下四大關鍵問題。

一是國家間沖突的和平化解。就拿俄烏沖突來講，不管是聯合國出馬，還是美國出馬，調解結果都非常有限。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際調解院就可為類似地緣矛盾提供中立平臺，推動停火談判或是戰后重建合作。

二就是國際投資和商事糾紛。針對“一帶一路”沿線項目中的合同爭議、跨國企業與東道國間的投資爭端等，提供快速低成本解決方案。

第三則是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權益。現有國際組織常受美西方操控，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等平臺易遭壓制。調解院通過多邊協商機制，可更公正地處理涉及資源分配、債務危機等議題。

最后，填補新興領域的規則空白。針對區塊鏈、人工智能倫理、數字貿易等新興領域糾紛，調解院可依托香港的科技法律人才，制定適應性規則。

（俄烏談判現場）

我們都知道，中華文明歷來以“和而不同”為價值底色，從西周“調人”制度到當代的“楓橋經驗”，形成了系統化的非對抗性糾紛解決傳統，這也為國際調解提供了本土經驗范本。

再加上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唯一未發動過對外戰爭的國家，近年更以“中立斡旋者”角色活躍國際舞臺：2023年我國成功促成沙特與伊朗復交，被外媒稱為“外交核爆”；俄烏沖突中發布《關于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提出12點和平方案等。這種 “非選邊站隊”的中立形象，也使中國比西方國家更易獲得發展中國家信任。

所以，中方絕對是國際調解院最適合的發起國。在當下美西方推行所謂“脫鉤”“去風險”的背景下，調解院也將成為中方反擊霸權、構建“非西方朋友圈”的重要工具。其成立，更標志著中國從規則“接受者”向規則“制定者”的轉變。

總之，中國發起國際調解院，本質是將“天下觀”傳統轉化為現代治理資源，這不是要取代現有機制，而是多提供一個“東方調解工具箱”；不是追求地緣影響力擴張，而是構建“非對抗性全球化”的基礎設施。這種“以和促治”的路徑，既符合中國“永不稱霸”的承諾，也為破解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文明型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