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卅運動爆發100周年。1925年，“五卅慘案”在上海爆發后，圣約翰大學師生抗議帝國主義暴行，自主創辦光華大學。而光華大學正是華東師范大學前身之一。5月21日，《圖說光華大學》在華東師范大學發布，以800余幅歷史圖片全面展現光華大學跌宕起伏的辦學歷程。

“書中每一幅圖片都似一把鑰匙，打開塵封的歷史之門，生動再現光華師生秉持愛國救國之志，踐行知行合一的奮斗圖景。”華東師范大學檔案館館長、《圖說光華大學》主編湯濤介紹，這部新書也是該校“圖像證史”系列研究成果的又一力作。繼2021年《圖說華東師大》、2024年《圖說大夏大學》相繼問世后，《圖說光華大學》的出版標志著華東師范大學校史“圖說三部曲”收官。

首任校長張壽鏞保護李立三、劉少奇等人

張壽鏞是光華大學首任校長，執掌校政長達20年。他不僅是位大學校長，還曾歷任浙、鄂、蘇等省財政廳長、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等職。1925年5月21日，他上任江蘇滬海道尹，然而，就在履職不久，便爆發了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

5月15日，上海日本內外棉紗廠第七廠停工，廠方與工人沖突致工人代表顧正紅中彈身亡，13人受傷，11人被捕，引發民眾憤怒。5月30日，上海萬余學生、市民游行抗議，遭巡捕逮捕百余人，群眾前往老閘區捕房要求放人時，遭遇英籍捕頭開槍，造成6人死亡、30余人受傷。慘案發生后，全國多地罷工、罷課聲援。

1925年，五卅運動中上海總工會的游行隊伍。

五卅運動爆發后，張壽鏞積極應對。一是以保護青年、愛國志士為先，與捕房交涉釋放被捕全市學生。6月11日，17名被捕者終于獲釋。二是維護社會秩序，調和勞資矛盾，勸說商會制止罷市，并向相關部門報告情況。6月26日，他親自持“政府負責交涉，商店請先開市”旗幟走向街頭游行，勸導商家復業。三是反對查封中共領導的上海總工會。是年9月，中共領導的上海總工會遭巡捕查封，張壽鏞聞訊后及時通知上海總工會負責人李立三、劉少奇等人撤離，免遭拘捕。同時公開反對查封行動，主張“工會改善則可，解散則不可也”，拒絕在文件上署名。

揭秘百年老照片角落簽名的“T.T.L.”是誰？

該照片左下角有T.T.L.字樣，正是拍攝者林澤蒼（Tze Tsang Ling）的姓名拼音縮寫。

“五卅”慘案爆發后不久，6月3日，圣約翰大學學生為哀悼被日本劊子手所殺害的中國工人顧正紅以及在南京路上犧牲于英帝國主義者手下的學生群眾，在圖書館前降半旗。與美籍校長卜舫濟發生沖突，激起全體學生脫離圣約翰，創建光華大學。

在《圖說光華大學》一書中，這張珍貴歷史圖片角落的“T.T.L.”簽名，成為解鎖一段傳奇校史故事的鑰匙。經考證，這組字母正是光華大學商科學生林澤蒼的姓名拼音縮寫。林澤蒼與其弟林澤民，原是圣約翰大學學生，轉入光華后，分別于四年級和一年級商科繼續學業。這一發現不僅為光華校史增添了生動注腳，更讓我們看到了一位百年前的學子，如何在校園的滋養下，迸發出驚人的創新活力。

在校期間，林澤蒼展現出非凡的膽識與魄力，于上海領銜成立中國攝影學會，并創辦會刊《中國攝影學會畫報》，其弟林澤民擔任編輯。該畫報比《良友畫報》早一年問世，憑借高質量的攝影作品暢銷十余年。作為在校生，以“中國”為名成立協會、創辦商業刊物并成功運營，這在當時無疑是極具開創性的壯舉。

抗戰期間，光華大學損失達30億元但堅持辦學

1925年光華大學建校之初，得王省三先生捐地90余畝，光華大學于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奠基。經十余年建設，至1935年建校十周年時，已建成中山路校門、大學和附中教學樓、宿舍樓等標志性建筑，校園設施日臻完善，校園氣象蔚為崇隆。然而，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這座凝聚無數心血的校園，在日軍鐵蹄下遭遇滅頂之災。

1937年11月，光華大學男生宿舍被炸毀前后對比照片。

“八一三”淞滬抗戰后，大西路校園淪為戰區，重要文件與儀器被緊急轉移。11月9日至13日，在日寇炮火中，大禮堂、教學樓、宿舍、實驗室等14處建筑化為廢墟，圖書館珍藏付之一炬，據1945年12月校方上報教育部的數據，直接損失超過國幣30億元，間接損失達國幣8000萬元。面對滿目瘡痍，張壽鏞校長遙望火海，雖潸然淚下，卻毅然破涕而笑：“我校為抗戰而犧牲，自當隨抗戰勝利而復興也！”

1945年12月光華大學填報抗戰期間財產損失報告表。

戰火未能摧毀教育的火種。光華大學輾轉租界，借民居、校舍艱難復課，不僅維持原有課程體系，還增設戰時急需科目，以知識滋養民族希望。為保存教育火種，1937年12月，光華大學在四川成都設立分部；1941年底上海孤島淪陷后，學校更名為誠正文學社、格致理商學社、壬午補習社，以隱晦名義堅持辦學，一校兩地在困境中延續教育薪火，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

汪道涵率全家及親屬28人投奔延安，師生積極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具有反帝愛國傳統的光華學子成立抗日救國會，積極宣傳抗日、籌募抗日經費，支援抗日愛國運動。光華大學周而復、馬子華、田間（童天鑒）等一批在校學生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在當時文化戰線上起到了積極作用。

光華大學學生楊人偉、楊人倜兄弟投筆從戎，走向抗日前線。他們在給朱子橋將軍的書信中寫道，“暴日占我國土，戮我國民，某兄弟等痛種類之凌夷，哭山河之破碎，請纓從軍，誓以赤血保我疆土。”

1931年9月，光華大學楊人偉、楊人倜請纓從軍抗日。圖為《民國日報》報道情形。

1937年春，汪道涵考入光華大學理學院數理系，插入本科二年級。是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后，他從光華大學回到安徽明光，創辦《抗戰日報》，組織“青年抗敵后援會”和演出隊，以各種方式宣傳抗日；8月，中共明光臨時支部成立，任支部書記；10月中旬，毀家紓難，與父親汪雨相帶領全家、中共明光臨時支部成員及親友共28人，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幫助下奔赴延安，受到林伯渠、葉劍英等親切接見。1938年，受中共中央委派，汪道涵從延安到湖北黃安縣（今紅安縣）七里坪，歷任新四軍五支隊辦事處處長、嘉山縣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縣長、縣委書記，為淮南抗日根據地的建立、鞏固和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1939年，光華大學附中高二年級聯合組隊前往膠州路孤軍營慰問困守上海租界的謝晉元部隊官兵。學生們為官兵們表演歌舞等文藝節目，組織籃球隊與部隊士兵進行比賽，鼓舞士氣。謝晉元為學生刊物《嚶鳴》雜志題詞“學習要自動”。

1939年，謝晉元將軍為光華大學附中學生雜志《嚶鳴》題詞。

1938年，中共地下黨在光華大學附中成立黨支部。1939年，中共光華大學支部成立。黨支部在抗戰時期帶領光華學生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解放戰爭時期領導學生參加“反內戰、爭民主、迎解放”等運動。他們為光華大學的完整保存，為迎接上海解放和新中國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國家領導人喬石同志曾擔任光華附中地下黨支部書記，尉健行同志在光華附中學習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