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AI（人工智能）曾引領早期發展。早在1964年，英國就成立了人工智能與行為研究學會，在這之后，愛丁堡還曾連續6年舉辦AI研討會。
1998年，歐洲首次環境與人工智能研討會的舉辦，首次將AI從計算機科學的一個分支剝離出來。
甚至當年轟動全球的AlphaGo，就是出自大名鼎鼎的歐洲公司Deepmind。可如今，歐洲的AI故事也只留在了輝煌的過去，到了2014年，DeepMind就被谷歌收購了。
為何歐洲高校林立，卻在這場AI等關鍵新興技術競賽中逐漸落后？《華爾街日報》推文稱，保守的商業文化、復雜的監管環境、緩慢的市場節奏、有限的風險資本支持以及勞動力流動性差……這些因素共同拖累了歐洲創新技術步伐，特摘編如下：

歐洲缺乏能與谷歌、亞馬遜或Meta等公司匹敵的本土企業。蘋果公司的市值甚至超過了整個德國股市。歐洲未能培育出更多大型科技企業，被視為其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也是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在更高關稅可能進一步抑制經濟增長的前景下，這個問題顯得更為緊迫。

在很大程度上錯過了第一次數字革命之后，歐洲似乎也將錯過下一波浪潮。美國和中國擁有充裕的風投資本和政府資金，正大舉投資發展AI和其他有望提高生產率和生活水平的技術。在歐洲，風投科技投資僅為美國水平的五分之一。

美國科技投資者馬克·安德森在他的X賬戶上發布了一個模因圖，圖片顯示OpenAI和中國競爭對手DeepSeek等AI巨頭正在為爭奪主導地位大打出手。在旁邊的一張桌子，一個標有歐盟旗幟的人正獨自坐著，全神貫注盯著什么，旁邊的圖標顯示的是連著飲料瓶的瓶蓋——這是歐洲一項旨在鼓勵回收利用的新法規要求。圖片傳遞的信息是：歐洲正專注于錯誤的戰場。

歐洲在這場AI等關鍵新興技術競賽中逐漸落后.

“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挑戰，”前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寫道。他受歐盟最高官員委托，幫助分析歐洲經濟停滯的原因。在去年9月發布的一份報告中，德拉吉指出，缺乏蓬勃發展的科技行業是一個關鍵因素。他寫道：“歐盟在推動未來增長的新興技術方面實力薄弱。”

盡管歐洲的人口比美國更多，教育水平與美國相當，并且占全球經濟產出的21%，但在全球排名前50的科技公司中，只有四家是歐洲公司。在投資量子計算的前十大公司中，沒有一家位于歐洲。

這些問題不僅僅局限于科技領域，它們反映了關于歐洲的一個更廣泛現實：歐洲未能培育出與其體量相匹配、能夠顛覆市場并激勵創新的新型顛覆性公司。

根據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首席研究科學家安德魯·麥卡菲的計算，過去50年，美國從零開始創建了241家市值超過100億美元的公司，而歐洲僅創建了14家。

20世紀90年代末數字革命開始時，歐盟勞動者的生產率是美國勞動者的95%。而現如今，歐洲勞動者的生產率還不到美國的80%。

歐盟經濟規模目前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二，且陷入低速增長，過去兩年的經濟增速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

數字寒冬

歐洲擁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以及深厚的工程和科學人才儲備，而其中許多人才最終都流向了頂尖的美國公司。風投資本進入歐洲相對較晚，但在過去十年中，包括紅杉資本、Lightspeed、Iconiq和NEA在內的大型美國風投公司已在歐洲開設了分支機構。

歐洲曾有過一個充滿希望的開端。在上世紀90年代數字革命之初，該地區曾擁有數家領先的半導體公司，比如總部位于荷蘭的阿斯麥、英國公司ARM，還有軟件巨頭德國公司SAP以及移動電話領域的領頭企業芬蘭諾基亞公司。

歐洲現如今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可以歸結為缺乏速度。企業家們抱怨說，在歐洲，不管干什么都需要更長的時間：融資、遵守當地法規，甚至連招聘和解雇員工都需要更長時間。

上世紀移動電話領域的領頭企業芬蘭諾基亞公司

大多數歐洲初創公司發現，要以與美國同行相同的速度擴張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它們通常會遷往美國，被美國公司收購，或與美國公司合作。英國最大的初創公司之一、外賣公司Deliveroo最近同意作價39億美元將其業務出售給美國企業DoorDash。

即便是歐洲最熱門的AI公司也選擇與美國公司合作，而不是與之競爭。總部位于倫敦的DeepMind于2014年被谷歌母公司Alphabet收購。總部位于巴黎的Mistral AI在打造大型AI模型的競賽中籌集了超過10億美元資金，該公司也已經與微軟、谷歌和亞馬遜簽署了分銷協議。

在歐洲，多數商業融資仍來自銀行業，銀行通常要求融資方提供實物抵押品(比如一棟建筑)以防蒙受損失。其他融資形式包括規避風險的公共退休基金。企業家們表示，早期的風險投資者也常常提出一些限制創始人發展的條款。

“歐洲的資本很分散，金額小不集中；同時，又存在一些非常龐大、運轉緩慢、官僚化的半政府機構。而介于這兩者之間的美國那種更具活力的捐贈基金資本，在歐洲幾乎看不到，”美國科技投資者、倫敦風投公司Hoxton Ventures創始人侯賽因·坎吉說。

復雜的監管環境

在歐洲快速擴張業務規模很困難。美國是一個龐大的一體化市場，而歐洲由幾十個擁有不同語言、法律和稅收制度的國家組成。勞動法加大了招聘和解雇員工的難度，從而減緩了勞動力的流動性。(在歐洲，離職通常有三個月的通知期，某些情況下還有六個月的競業禁止條款，在英國被戲稱為“花園假”。)

直到過去一兩年，股票期權在大多數歐洲國家還都很少使用，因為股票期權在授予前就被作為收入征稅。

歐洲稅負較高，而且本是為了約束大企業的法規卻成為初創企業成本高昂且耗時的負擔。

歐洲對監管的“偏愛”是Han Xiao開始考慮將他總部位于柏林的AI初創公司遷往美國的原因之一。五年前，他和兩位朋友在德國完成學業后共同創立了Jina AI，旨在將機器學習應用于企業在非結構化數據中搜索信息。

Xiao說，德國人談論AI時，首先談到的是道德和監管，而在美國和中國，投資者則關注創新。他說，在柏林也很難找到工程師。Xiao試圖解雇表現不佳的員工，結果卻被告上法庭。他的17名員工試圖成立工會。

Xiao最初從美國和中國的風投公司以及SAP的美國分公司籌集了約700萬美元。他最新一輪3000萬美元的融資由硅谷投資公司Canaan Partners領投。Xiao說，歐洲的AI技術市場非常小，當地客戶采用AI技術的速度很慢。在加州度過了去年11月和12月之后，Xiao決定將他的公司遷往美國。

根據亞馬遜最近的一項調查，歐洲企業將IT預算的40%用于遵守法規。該調查發現，三分之二的歐洲企業不了解去年夏天生效的歐盟《AI法案》規定的義務。

由于歐盟的監管法規，Meta將其最新AI模型在歐洲的發布時間推遲了近一年。該公司今年3月開始推出一個功能有限的版本，不包括圖像生成或編輯等功能。蘋果公司也推遲了iPhone的新AI功能在歐洲的推出時間，直到最近幾周才推出。

荷蘭最成功的初創公司之一、軟件公司Bird最近表示，由于限制性的AI監管，公司計劃將主要業務遷出歐洲，遷往美國、迪拜和其他地區。

在生活質量排行榜上，歐洲城市名列前茅，遙遙領先于美國城市。這種生活方式可能會降低風險偏好，同時歐洲的平等文化也不鼓勵赤裸裸的野心。

“我收到很多融資演示文稿，上面寫著‘這可能是一家價值5000萬到1億美元的公司’，但這并不能真正引起我的興趣，”來自加州圣莫尼卡的克里斯·希爾說。他現居倫敦，為EdenBase管理一只基金。他還指出，倫敦金融區的酒吧通常在周四下午2點就坐滿了人。

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研究員塞巴斯蒂安·馬拉比表示，倫敦風投資本的興起最終可能會催生一個創業生態系統，讓資金、人才和創意快速流通。他的著作《權力法則》詳細描述了硅谷如何建立了創業文化。

但在某些情況下，舊習難改。麻省理工學院的麥卡菲說，德拉吉的報告對歐洲科技行業的落后狀況診斷到位，但隨后敦促政府投入更多公共資金來刺激該行業，卻沒有抓住關鍵點——缺乏的是私人資本，而這很可能由于監管等因素造成的。

麥卡菲說：“那一刻，我從點頭認同變成了拍案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