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為什么要重構中國遠古史

先說中國遠古史的概念，是指自從人類誕生到夏代結束（按夏商周斷代工程最終的意見，是公元前1600年）這階段的中國歷史。中國遠古史的概念直接來自著名史學家白壽彝先生，他在主編十卷本的《中國通史》時，把這一段歷史稱為“遠古史”，而把夏、商、周三代的歷史稱為“上古史”，“遠古”與“上古”更多的只是個時間標志，沒有什么別的含義。我與白先生不同的是，將夏代的歷史歸于遠古史，是因為迄今為止，關于夏代的歷史資料主要來自考古學和傳說，沒有文獻資料，這和商代不一樣，商代歷史已有成熟完備的甲骨文字資料出土，雖然在文字釋讀方面尚有待于突破，但原則上說，已是有文字后的歷史了。夏代之前的歷史沒有成熟的文字史料存在，一般人們又把這段時期的歷史稱為“史前史”，也就是說，中國遠古史和中國史前史，這兩個概念的內涵是完全一致的。

再說我們為什么要重構中國遠古史。

其實，現存的關于這段歷史的知識體系，本身就是后人根據自己理解的情況，構建出來的，是否符合當時的歷史實際，有很大的探討空間。如今，種種條件的變化促使我們再次提出了重構中國遠古史的任務。

從史料學的角度看，中國遠古史的史料只有兩種，一是考古學發掘的遺址、實物及其報告，二是存留在古代文獻中的傳說。其中存留在古代文獻中的有關中國史前史的傳說，最早的也出現于東周晚期的先秦時期（漢代的文獻也是根據先秦文獻而寫的），這時，距夏代滅亡已有1200多年的時間了，離傳說的黃帝時代就更遠，所以，這些文獻中的傳說資料本身就是先秦時期的人重構出來的東西，可靠性極差。

最具可靠性的史料當然是考古學的發掘成果。近年來，考古學發展得十分迅速，新成果層出不窮，對這些成果的認識是推動對現行中國遠古史知識體系進行變革的重要動力。

從構建史前史的方法來看，現代人主要是利用生物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成果和思維方式對遠古的史料進行分析和猜測，進而形成關于遠古史的知識敘述。近幾十年，這些學科的發展突飛猛進，比如分子生物學對傳統古生物學的挑戰就迫使人們對一切史前發現重新做出解釋。

簡言之，史料和研究方法本身的變動，構成了重寫中國遠古史的內在動力。

從另一個角度看，人們從來都是為了滿足現實的某種政治需要而重構遠古史的。以中國遠古史為例，現行敘述體系主要是基于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現之上的。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是歐洲近代資產階級建立的世俗政權摧毀教會的神權統治的重要武器，它否定了人類由來的神創論，也就否定了神在現實世界的權威地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觀是為其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現實政治需要提供的“科學基礎”，用恩格斯本人的話來說，就是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這兩項重大發現，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為科學。

可是如今，基督教的神權統治早已被徹底摧毀，社會主義也經歷過跌宕起伏的實踐，由空想變成現實，這種現實又轉而提出新的超越性的要求。簡言之，人類世界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們面臨著的已不是危及到小群體利益的階級問題和民族問題，而是面臨著全球化所帶來的可能危及到整個人類的根本性問題：地球環境惡化、核戰爭毀滅性的威脅、生物科學可能帶來的人造生物的不確定影響等等。這一切，都要求人們通過重構人類最初產生的遠古史進行反思，人類的過去與未來有什么關聯？人類未來的命運是什么？一句話，現實政治格局的變化構成重寫中國遠古史的外在動力。

2 重構中國遠古史的原則

首先，要堅持科學性第一的原則。

什么是科學性？

在我看來，至少要做到以下三點：

第一，一切從事實出發，即承認一切科學研究已經發現的事實，包括現代考古學、生物學、人類學、社會學等一切學科已經發現的事實，不管這些事實與已成的結論是否一致，都要只承認事實。尊重事實，是任何科學研究的最基本的原則。

第二，承認任何科學結論的相對性。我們必須承認，科學研究本身是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活動，在不同的探索階段，所取得的認識成果是不一樣的，所以，任何階段的科學結論都不是永遠正確的，誠如德國哲學家卡爾?波普所說，能被證偽的結論才是科學的結論。所以，應該時刻意識到，我們對古代歷史的解釋，只是依據現在各門科學發展的情況做出的一種主觀知識描述，它本身不是絕對正確和永恒不變的結論。

第三，要指出未來的發展方向。什么是指出未來科學發展的方向？就是自己現在還回答不上來的問題。當我們知道哪個地方存在哪些問題、而以我們現在的認識水平還解釋不了時，我們就一定要把這個問題寫出來，列在那里，等待別的人去解釋，這就意味著指出了下一步科學研究的方向。

按照科學性的原則，我們重構的中國遠古史文本應呈現為三個組成部分：

（1）對現存中國遠古史敘述的反思；

（2）對中國遠古史的新解釋；

（3）目前發現但尚無法解釋的問題。

除了科學性外，我們要堅持的第二個原則是歷史的現實性原則，我們研究遠古史，歸根結底是要為現實服務的，我們必須對這些現實目的有充分的自覺，不能回避或掩飾這些目的，相反，應充分地利用歷史智慧來解決現實問題。前面我說過，進化論和唯物史觀，為解決當時的現實問題，曾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我們今天重構中國遠古史，也要回答當今時代所面臨的各種現實問題。

那么，當現實需要與科學發生沖突時怎么辦？毫無疑問，堅持科學性第一的原則，這是每一個歷史學家天然應具備的立場。

3 人類及其歷史的起源

1

關于人類的起源，主要有三種說法：

（1）神創說：即說人類是由某位神創造出來的。比如西方說是上帝造的人，中國有女媧造人的傳說。在這些傳說中，有兩種類型，一是人完全是由上帝用非生命的物質造的，如女媧摶土造人；另一種類型是神用原有的生命創造出人這種新生命，如上帝用亞當的肋骨造個夏娃，西藏傳說，說藏人是巖石魔女這個神和彌猴的后裔等等，神創說基本上來自各民族遠古的傳說。

（2）進化論：大約出現于十九世紀上半葉，由布豐、達爾文、赫胥黎等人提出，認為人類是由猿類演變過來的。這是目前被最廣泛接受的說法，圍繞這一學說，發展出系統的關于人類來源和進化的假說。

（3）外星說：這種說法是現代學者在對進化論提出質疑后，提出來的一種所謂的科學解釋，認為地球上的生物和人類都是從別的星球上遷徙過來的，而且隨著地球壽命的終結，人類還會繼續遷往其它的星球。

（關于人類起源的各種學說，本期另有專文奉上，此處就不詳細引述。）

我要強調的是，這三種說法都是沒有得到證實的假說，作為假說，無論其借以論證的理由是什么，僅就其并非確鑿的事實這一點，各種假說的價值都是一樣的。

神創論來自古老的傳說，當然無法被證實，因為誰也沒有看過創造人的那個神，無論是上帝、女媧還是巖石魔女。但是，人類為什么會留下這種傳說，是在科學理性不發達時的無根據的空想，還是來自遠古人的某種記憶？證實這種說法成立的證據固然沒有，但完全證偽它的證據同樣也沒有。按照科學的思維方法，也不能完全排除這些傳說中有些與事實相關聯的地方，比如巖石魔女和彌猴生人的傳說，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為進化論提供證據，因為它至少可以說明，人類是由另一種生物在某種不知道的神奇魔力作用下演變而來的。這些遠古的傳說絕大多數并沒有轉化為愚弄現實人們的宗教教義，都只是各個民族的傳說故事，是其沒有文字時代的歷史知識形式，所以，不能完全排除它們的真實性以及科學價值。

外星說是否定進化論后，試圖在現有的科學基礎上解釋人類起源的問題，主張這種學說的學者自然能找出很多理由，但是，一來這些理由都沒有得到確切的證實，二來這種學說仍然沒有說明人類起源的原因問題，用我們一位年輕的同事商昭的話講，就是將地球上問題推到了外星上，就算地球上的人來自外星，那外星上的人又是如何產生的呢？這種學說論其徹底性和邏輯解釋力，尚不如神創說，神創說沒有解釋清神由何而來的，但起碼解釋了人是怎么來的問題。

相比之下，進化論的解釋就完整得多，它不僅解釋了人的起源問題，而且解釋了生命的起源問題。按照這種學說的說法，生命起源于無機物，各種無機物在一定條件的作用下變成有機物，從有機物再變成低等生命，然后再逐漸進化出高等的生命，進而進化到人，人是生物界進化的最高形式。 ① 根據這一理論，結合考古學發掘，古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們共同構建出人類從產生到進化的路線圖：人和現代人的共同祖先是埃及古猿，然后分兩支演進，一支經過森林古猿逐步演化為現代猿，一支經過臘瑪古猿、南方古猿到直立人。 ② 在南方古猿（距今約400—150萬年）后，人類的進化階段是能人和智人，最后才是和我們現在一樣的現代人，在體質特征上，晚期智人基本上與現代人一樣。應該加以強調的是，各國的古人類學家所用的概念以及設想出的人類進化圖譜是不同的，比如“能人”這個概念，就是英國考古學家利基夫婦提出的，他們把在東非奧杜維峽谷發現的古類人猿化石，命名為能人，意思是“能制造工具的人”，在很多時候，“能人”與“直立人”是一個概念，指能直立行走的類人猿。所以，我們所能見到的所謂人類進化圖譜總是存在著各種爭議，不同的人類學家提出的人類進化圖譜也是不同的，至今尚無一個有高度共識的方案。

進化論對古生物的認識主要是基于形態比較學，迄今為止的動物學分類法，也是基于細胞層次上的形態分類學。按這種分法，將形態上相近、且行為方式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動物，按相似程度的不同依次歸為界、門、綱、目、科、屬、種。人類就屬于靈長目人科的人屬智人種。按古生物學的劃分方法，人科中還有很多其它的成員，如南方古猿等等，人屬也有很多成員，如能人、魯道夫人等，但現在活著的生物中，人科動物只有人屬智人種這一種。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分類法就是一種主觀杜撰。為什么把這些動物歸為靈長目？難道就是因為它們的智慧都高于動物界其它的物種嗎？當然不是，那時還沒有測量動物智慧水平的可靠工具（現在也沒有）。為什么又把各種猿歸為人科？也僅僅是根據體質結構特征，如胳膊、腿的長度與人最接近而已。

說到底，無論是生物學的分類方法還是進化論的人類進化圖譜，本質上都是人們一種主觀思想上的知識構建，并不意味著它們準確地反映了客觀世界的本質，由于這種主觀性質，這些學說中間爭議不斷就不足為奇了。比如，一個重要的討論是人猿何時揖別，即人與猿類何時分離（一支古猿進化為人，另一支進化為現代猿），就有很多不同觀點。根據現有的化石分析，一些人類學家認為大約距今500—1600萬年時出現的這次分離，這個時段之長令人咋舌，而且解釋不了為什么會發生這種分離。此后的人類進化圖譜因化石資料的豐富而編造得更加系統。由能人（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晚期智人，一個主要的標志就是腦容量的變化，能人的腦容量在600—900毫升（如爪哇人、中國的藍田猿人、北京猿人等），早期智人腦容量為1000毫升以上，有的甚至達到了1350毫升，已與現代人接近（如非洲的布羅肯山人，歐洲的尼安德特人，中國的丁村人、大荔人等），晚期智人的腦容量達到1300—1600毫升，基本與現代人相同（現代人的腦容量在1300—2200毫升之間）。而且，在行為特征上，從能人到晚期智人共同的特征是會制造粗糙的石器（即打砸出來的舊石器），會使用火，從能人到晚期智人，歷時二、三百萬年，這些被稱為“人”的古猿類在行為上并沒有大的進化，所以，有人類學家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何在這二、三百萬年間人類在知識和技術上的進化，遠不及現代人出現以來的這一萬年？很顯然，用自然選擇的理論來解釋這種問題是難以自圓其說的。

事實上，這種進化圖譜的主觀色彩特別濃重（當然，前提是存在著同樣主觀色彩濃重的生物分類學），人們確實挖掘出了不同時期、腦容量不同的動物化石，但這并不能證明這些化石之間存在著遺傳和進化的連續關系。現代分子生物學已對這種依據解剖形態對比建立的古人類學提出了巨大的挑戰。比如，歐洲的尼安德特人（距今20萬—3萬年）曾一度被認為是現代人類的直系祖先，因為他的腦容量已經達到1000毫升，甚至到1300毫升以上，會用火，會制造石器，而且還有埋葬同類的習俗。但1997年德國科學家提取了378個尼安德特人的線粒體基因，經與現代人基因對比，得出的結論是尼安德特人與現代人在遺傳上沒有關系，這就等于斷了現代人是由尼安德特人進化而來的路徑。對此，仍堅持進化論的古人類學家解釋說，可能存在多種進化路徑，尼安德特人不是人類的祖先，人類可能另有其它祖先。

科學研究的方法對科學研究結論也有重大影響。以古人類學為例，主要方法是測量其骨胳特征，以這些特征與現代人猿（也包括人科的其它動物，如猿類、猩猩）的結構特征相對比，但測量誤差之大幾乎到了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的程度。有個幾乎可以當作笑話來講的案例很能說明問題，是關于中國的山頂洞人的。山頂洞人因發現于北京市周口店龍骨山北京人遺址頂部的山頂洞而得名，1930年發現，1933—1934年進行了發掘，山頂洞人的腦容量為1300——1500毫升，和現代人相一致。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年代距今18865±420年，山頂洞的化石包括三個相當完整的頭骨及許多頭骨殘片、下頜骨、牙齒、脊柱骨和肢骨等，至少代表8個人的個體。三個比較完整的頭骨具有不完全一致的形態。根據德國著名人類學家魏敦瑞（F.Weidenreich）的觀察，101號男性頭骨在測量上很象某些西歐智人化石，從外形觀察卻應為原始蒙古人種；102號女性頭骨很象美拉尼西亞類型；103號女性頭骨則像愛斯基摩人類型。由此，他得出一個奇怪的推測：這些山頂洞人是由外地遷來的居民，因受到原住當地的蒙古人種的攻擊而絕了種，所以后來的中國人的體質特征同他們沒有直接的繼承關系。中國的人類學家吳新智重新研究了山頂洞人的三個頭骨，認為魏氏過分強調了三者的差異而對其共同性估計不足。實際上，三個頭骨都較粗碩，頭很長，額部傾斜，上面部低矮，眼眶較低，梨狀孔寬闊，這些有的是晚期智人所同具的原始特征，有的則與今日蒙古人種相近。他們應代表原始蒙古人種，與中國人、愛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特別相近。中國人類學家和外國人類學家對這三個人頭骨的人種判斷有如此大的差距，固然有各自的民族立場的作用（很多歐洲學者是有些種族偏見的，當他們想說中國人祖先就殘暴時，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而中國學者要證明，現代中國人一直就是這里的“原住民”，故得出那樣的結論），拋去這些立場差異不談，這個例子也說明，以測量人頭骨的形狀來判斷人的人種歸屬這種方法是多么缺乏客觀上的可靠性，不同的人用同一種方法測量同一個人頭骨得出的結論竟相差這么大。

我較詳細地摘引了這個案例是想說，古生物學無論在初始理念、研究方法、還是研究結論上，都存在有太多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在分子生物學的沖擊下更加嚴重，以至于整個古生物學乃至生物學的知識體系，都將發生重大的變化。而我們這些指望著生物學家們給出一個人是由何而來的確定答案的歷史學家，就得放棄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

那么分子生物學的方法就一定靠譜嗎？也未見得。人類基因圖譜工程結束后，科學家們發現人與黑猩猩間有98%的基因是相同的，這一條讓堅持進化論的學者很受鼓舞，認為這是證明人與猩猩是近親的證據。但同時分子生物學家也指出，將人類基因和老鼠基因相比，人類不過多了大約300個基因，人類17號染色體上的全部基因幾乎都可以在小鼠11號染色體上找到，那么是否也可證明：老鼠是人類的遠親呢？所謂DNA，說白了就是比照堿基對的排列組合方式，是變數更多的復雜測量技術，里面存在的漏洞比測量頭蓋骨還要多，因此，也只是探索中的一種方法而已。

好了，讓我們簡單地總結一下進化論觀點的性質及作用。

進化論能完全站得住腳的只有一點：就是人類與其它動物（包括一切低級的生物）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人類是生物的一種（而這一點與傳說中的人是某種動物與神相交配后的產物的說法有異曲同工之處，佛陀所說的眾生平等，大致也可作如是觀），其余的一切，均是經不起客觀論證的主觀猜測，盡管基于這種主觀猜測繁衍出了枝繁葉茂的龐大的知識體系，如生物學、人類學等，但這些知識的基礎由于缺乏客觀實在性，相當不牢靠。迄今為止，一切生物學家們并沒有找到生命是如何誕生的確鑿證據，更沒有找到一個物種是由另一個物種演變而來的確鑿證據，比如某種基因突變的過程，所以，整個物種進化的圖譜基本上等同于虛構。在科學性上，也就是說在一種理論解釋是否對應一種客觀事實上，進化論的價值和“神創論”、“外星說”的性質相差無幾。

人類的進化：進化論認為人類進化的過程經過了臘瑪古猿、南方古猿、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五個階段（進化論指導下人類進化的過程，有很多不同的說法，但主體是相同的），但事實是否果真如此，還有待商榷。圖中由左至右為：原上猿 臘瑪古猿 南方古猿 直立猿人 尼安德特人 克羅馬農人。

2

在祛除了對“進化論”科學性的膜拜之后，我們能得出哪些確鑿的結論呢？

1、人類的起源問題目前仍然是未解之謎，一切關于人類起源的解釋都只是傳說或猜測，遠遠達不到科學證實的水平，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確定可靠的科學結論。

2、在現存的物種中，人與大猩猩、黑猩猩是完全不同的物種，不存在什么近親遠親的問題，在物種演變的歷史中，的確出現過不同類型的古猿，甚至出現過在體質特征上與現代人很接近的某個物種，即被人類學家稱之為智人的這個物種，但是，不能就此斷定，存在著一個由猿到人的進化序列。

3、考古學和生物學能共同證明的一點是，在長達二、三百萬年期間，確實出現了很多種體形象猿、甚至像人的物種，他們會制造簡單的石器，會用火，不知為什么又滅絕了，但在物種的遺傳上，這些古猿人或“古人”與現代人沒有關系。

4、據此，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人類出現的時間大約只有一萬年左右，即在體質特征上與現代人完全一致、經遺傳基因檢測也確與現代人一樣的人，出現在距今約一萬年左右，他們會制造細石器（即磨制石器），會用火，會制造陶器，會種植莊稼，會養殖牲畜，會建造房屋。這就是人類歷史的起點。

我需要把這段話說得再明白一點。根據目前所知的考古學和生物學的知識，人類只是在距今一萬年前出現的一個嶄新的物種，此前曾出現的類人猿（不論叫能人、直立人、還是智人等）均不是人，是另一個物種，兩者之間不存在物種上的連續性，因而，那些物種的歷史只是另一個物種的歷史，與人類無關，就像大猩猩的歷史與人的歷史無關一樣。人類是在距今約一萬年前出現的一個新物種，而且很可能與那些類人猿并存了一段時間，正如現在仍與黑猩猩并存一樣。這里，可以順帶著回答另一個人類學中爭論很久的問題：為什么在長達二、三百萬年間古人類的進化在知識上和技術上，遠沒有近一萬年的人所取得的進步大，答案很簡單，他們就根本不是一個物種，自然不會呈現出相同的智力成果。

5、人類和其他物種一樣，是在多個地方幾乎突然同時出現的。這一條結論是回答古人類學長期以來存在的一個爭論：人類起源的多元論和一元論之爭。這個爭論在中國有一個性質完全相同的變體：中國文明的起源是一源還是多源的。簡單地說，持一元論的觀點，認為人類最早起源于非洲的某種古猿，因而人類本身是一家，有一個共同的祖先，應該平等和互愛，這其實是基于反種族主義立場提出的看法。持多元論者則認為各地區和各國家的人有自己獨立的起源。但又因立場的不同，出現了嚴重的自相矛盾，很多有色人種國家的學者在對抗白人的種族歧視時，會堅持一元論，目的是說人類有共同的來源，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但在強調本國具有獨特的文明時，又轉而持多元論的觀點。我以為，一元論本質上是個政治觀點，沒有什么科學依據，我們能觀察到的起源時期的人類古文明，都是獨立存在著的，那些關于遠古人類長途洲際遷徙的推測是缺少事實根據的。這也部分地回答了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中國各地的古文明最初都是獨立發生的，在此后的交往中（這種交往包括征服與戰爭、貿易等多種形式），逐漸形成了一個較大的文明體，簡言之，中國文明的起源也是多源的。

3

有很多問題按照我們現在的思維能力，是永無答案的，比如，我就常想：人類怎么沒有關于其來源的記憶？人類自一誕生，其體質特征就如現在一樣，有記憶功能，有語言功能，有意識到自我存在的功能，他們應該能把自己起源的知識傳承下來，可是為什么沒有呢？難道人初誕生時沒有記憶功能，在日后的發育中又長出了記憶的能力？從本質上講，DNA就是生命信息的記憶形式，人們破解DNA密碼，其實是在破解生命最初的記憶，所以，我們對分子生物學的發展抱有熱切的希望，希望沿著這條路徑，能獲得關于生命和人類起源的一些答案。

暫且擱置這類玄遠無解的問題。人類自誕生，大約只有一萬年光景，但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且嚴重地影響到了整個地球的生態，人類的這些變化從何而來，為什么會發生那些被我們稱之為科學技術進步的變化？這是我們在下一節里試圖探討的問題。

4 人類文明的變化

1

人類的歷史起源于一萬年前，在這一萬年中，人類創造的物質文明發生的真正重大的變革只有兩次，一次是公元前3500年前后會制造銅器，在此之前，人類的技術只限于制造陶器、石器、骨器和木器等；第二次是公元1800年前后發生的科學革命與產業革命，從此之后，人類進入了工業化時代，掌握了很大的改造世界甚至能摧毀世界（如核武器）的技術，這場變革仍處于繼續發展的過程中，它的目標似乎是趨向人能制造生命，能創造超越人類自身的新物種（德國哲學家尼采所說的“超人”，就是對這種方向的提示）。

我們實在不清楚引起這兩次巨大變革的原因是什么，人類是如何發現煉銅冶鐵這類古代技術的過程？由于史料缺乏，已無從講清。雖然近代科學革命近在咫尺，史料眾多，但我們仍無法解釋其根本的原因。從表面觀察來看，似乎是歐洲的一些思想家和科學家，在這一階段，思想偶然地開了竅，不約而同地朝一個方向努力而產生的結果，后來的人，隨波逐流地加入快速奔跑的人群，促進著科學發展的一次又一次革命。

按照我們現在的思維模式，禁不住會提出這樣一些問題：為什么在公元前3500年前人類沒有發現并會冶煉銅？為什么在公元1800年前人類沒有發明蒸汽機（要知道，在此前，人類已經用火煮飯一萬多年，飯甑上的陶蓋也一直就在動）？當然，誠如哲學家康德所言，能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人的主觀思維（純粹理性）天生就這么思考的。這個問題未必是個客觀的問題。康德的想法是先想明白我們為什么會提這類問題，然后才能解答問題。我以為，這種面向純粹理性的反思一時半會是見不到效果的，可能至死我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這么思考問題，所以還是按照既有的思維模式，提出自己膚淺的猜測：人類的這兩次重大的智力變化可能與人的大腦組織的變化相關，只是由于我們對于大腦的認識還不夠深入，沒有歷史地記錄到其組織形態變化的過程，否則，實在解釋不了這兩次重大突變的原因。當然，按照過去對大腦的理解，如以容量大小來定智力高低已被科學實驗證明是不能或立的。當代一些神經心理學家，如達馬西奧認為大腦的拓撲結構的不同才是造成人與人智力差別的原因。姑且存此一說。假如他說得有些根據，那么，在這一萬多年以來，人類大腦的拓撲結構是否也發生了變化呢？這一猜測或許有機會得到證實，比如可以重點研究這兩次重大變革期前后人類大腦的拓撲結構是否發生變化，至少可以起到驗證這種設想是否成立的效果。

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另一種解釋思路，即唯物史觀，在他們看來，生產技術這種東西是種獨立的客觀存在，這種客觀的物質存在推動了人的思想和行為變化。得承認，在微觀層面上，這種學說的解釋力十分強大，尤其對我們這種落后國家而言，太容易接受這種理論了。很簡單，人家發明出了汽車，我們覺得好，就跟人家學習，是汽車這種客觀的物質力量推動我們思維模式變化的。唯物史觀解釋了學習在人類知識進步中的重要作用。但確實沒有回答在沒有汽車的時候，人類是怎么憑空創造出了汽車的思想過程，也就是說，它解釋了學習對人類智力發展的作用，鼓舞起了落后民族在科學上的自信心，但是它沒有解釋人類創造力的來源是什么。所以，我覺得，在現代腦科學（也有的地方稱為神經心理學）的基礎上，對人類創造力的研究，是對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補充和完善。腦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的大腦，大腦也是物質存在，與唯物史觀之“物”是同一類物質，在學理上是相通的。

2

和人類創造的物質文明的巨大變化相比，人類的社會組織和行為方式以及精神狀態，幾乎沒有發生什么變化，和他們誕生時的狀態一樣：自私、殘忍、血腥。

十九世紀末期，深受進化論思想影響的恩格斯寫出了他的名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部著作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遠古史研究，以致于我們目前能見到的關于中國遠古史的主流敘述，要么是重復恩格斯原來的說法，要么是以相同的思路，反駁他原來的說法。簡單地說，恩格斯認為人類的思想方式和社會組織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的，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逐漸變化的，在原始的蒙昧和野蠻時代，由于生產資料的極度匱乏，人類創造了原始的公有制，后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剩余產品的增多，出現了私有制，他樂觀地認為，隨著生產力的繼續進步，人類一定會在更高的科技水平上，重建公有制。恩格斯的樂觀主義不是無來由的，他是自十八世紀以來的啟蒙運動進程的一員，從孔多塞、達朗貝爾、達爾文、摩爾根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人類的進步抱有堅定的信心。

但是，觀察持續兩個多世紀的世界范圍的革命與戰爭，再結合日益豐富的考古發掘資料，我們看到的是令人沮喪的事實，以恩格斯所著力論證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這三種核心的文明形式而言，人類幾乎沒有什么變化。

人類自其一產生就是通過兩性交配繁殖下一代的，而且一開始就形成了直系血親的亂倫禁忌，就是說父母與自己的子女不能交配，而同一血親家庭中的兄妹也不能交配，摩爾根和恩格斯根據語言學和文學傳說而想象的群婚制是不存在的，人類一開始就是一夫一妻制，而且，正如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婚姻形式所做的批判那樣：是以通奸和賣淫為補充的一夫一妻制。這是人類的生物學上的屬性，每種生物都有它們的繁殖方式，昆蟲有昆蟲的規則，哺乳動物有哺乳動物的規則，雖然每種生物繁殖行為中都有超出規則的例外（比如，蜘蛛交配后，雄性要被雌性吃掉，但也有個別雄蜘蛛拿來別的昆蟲尸體“頂缸”的），如同人類現在仍存在少量亂倫現象一樣。但總體上的規則是嚴格清晰的，這種規則是這個物種正常延續的必備條件，與環境提供的生存物質滿足程度無關。

再說私有制，那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天性，而且這種天性與動物界完全相同。人們生來就會對某種東西，如食物、居所、領地等具有強烈占有欲望和歸屬概念，這與這些東西的多少是無關的。動物界也有領地的概念，也與食物的多少無關。經濟學家們常說經濟學是解決資源稀缺性的學問，事實上，在人類的私有觀念催動下，人類所面臨的資源永遠是稀缺的，沒有稀缺性，他們就會創造出稀缺性，比如西方資本家把牛奶倒入大海，比如中國的茅臺酒廠把自己的產品打扮成無法擴大產能的稀缺的奢侈品，而人類也樂于配合這些倒牛奶和造名牌的自我欺騙，這種行為，恐怕也是來自人的先天的生物學的規定性，就象小貓咪喜歡追著毛線團玩兒一樣，人類也喜歡這么自我欺騙。

但是，人類一出生就是群居的動物，沒有團體合作，他們就不能生存下去，一個人是無法與一只老虎甚至一只野豬對抗的，只有一群人才能把這些猛獸制服，變成自己的食物。所以，人類自從一誕生就是集體配合勞動的，就有共同的財產，有特定的權力義務關系。從所有制的角度看，人類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公有制和私有制兩種所有制，只不過有時這種制度的成份大點兒，有時那種成份大點兒。兩種所有制都是始終存在的，沒有價值上的優劣，不存在誰先進誰落后的問題，想以一種所有制完全代替另一種所有制的想法古代就有，現在仍有，就像馬克思和恩格斯宣稱公有制一定會取代私有制一樣，現代很多經濟學家不也正宣稱要全面私有化嗎？但是，從來也沒出現過一種所有制長期單獨存在的事實。當然，恩格斯的理論模型仍有著重要的意義，它至少指出物質生產力與兩種所有制間比例變化的互動關系，是生活在歷史進程中的人們理解和調整當前制度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根據。

最后說一說國家。

還是先說恩格斯的觀點，他認為國家不是一開始就有的，人類最初出現的社會組織是以血緣為中心的自治的氏族和胞族，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產生了私有制，產生了階級，當階級矛盾發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后，產生了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國家，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會產生出新的階級，這些新階級（如現代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最終會導致國家的消亡，重建人民自治的社會組織。

這種學說在提出的時候，就缺少堅實有力的證據。所謂氏族的概念是根據當時人類學的調查材料對古代社會做出的推測，并非實有其事。而此后經歷過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也證明了革命后的國家機器不僅沒有消亡，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看來，人類永遠無法擺脫國家這種政治形式。

事實上，當代很多中國學者已放棄了恩格斯關于國家起源的理論，但是，仍然堅持人類的國家組織存在著一個從弱小到成熟壯大的發展過程。更多的學者接受了美國人類學家塞維斯從社會權力結構進化的角度，將人類社會的政治組織劃分為游群、部落、酋邦、國家等四種類型，這可能是一個更為稚拙的進化假設，簡單地說，是以規模的大小來作為政治組織進化與否的標志。

筆者以為，人類自誕生之日起，國家這種組織形式就已經存在，國家是人類社會的最基本的公共組織形式，它的核心本質是人對人的統治關系，就是在一個小群體內形成的人對人的統治與被統治、命令與服從的權力關系。它最明顯、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三個：第一，有一部分人自愿地結成一個政治上的群體；第二，在這個群體內自然地形成了某種類型統治與被統治的規則與秩序；第三，這個特定的人群有明確的領地范圍，簡單些說，就是人口、權力、疆域。這種政治組織結構是與人同時降生的，不是什么外在條件推動下的產物。其它動物，只要是群居的動物，都有類似的“政治組織形式”，比如猿類，甚至群居的獅子，基本上也有滿足這三個特征的政治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并不因食物條件的變化而改變。

從這個角度來看，人類的政治組織一開始就是國家，不存在從氏族—胞族—部落聯盟—國家（或游群—部落—酋邦—國家）的進化過程。

是的，國家的規模有大有小，自古皆然，就如現代也有百十個人的小國和有十幾億人的大國一樣，古代也有大國和小國之分，你不能說由小國到大國就是種進化，由大國分為小國就是種退化。國大國小最根本的原因是有多少人愿意組成認同一個共同理念的國家群體，認同這一理念的人越多，組成的國家人就越多，人多可能占的地盤就多，就成為了大國；相反，認同這種理念的人數少，最終只能形成小國。也不能根據國家功能之繁簡作為判斷國家組織進化與否的根據，那些古代的人口大國要管理的事務十分繁雜，其功能遠比一些現代小國的功能復雜，如古代的漢帝國其功能一定比現在的圣馬力諾復雜得多。

受進化論思維模式的影響，很多歷史學家傾向于將人類的國家描述為一種不斷進步的過程。好像現代的國家是從古代國家發展過來的，一定比古代國家先進。而且，根據這種思維模式，現代國家，包括古代國家都已經是成熟的政治組織，要想弄清楚這種組織的秘密，必須上溯自其初始處，即向遠古史去追索國家最初形成的原因與形態，我想這是自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一直到現今我們這些學者，最初研究遠古國家的共同原因。

但事實上，這是一種舍近求遠的行為，關于遠古最初的國家形態，沒有任何確鑿的史料，迄今為止，一切關于國家起源的學說，都是根據傳說和現代一些落后民族的人類學調查，加上一些考古資料的分析，推測出來的結論，有很強的主觀性。可就在我們的周圍，幾乎每隔幾年，就會上演新國家誕生或舊國家解體的活劇，這些國家誕生的真實過程已經完全顯示出這種組織的根本性質。可人們為什么要舍近求遠、對發生在眼前的事實視而不見，而向幽玄不定的遠古去求解國家的秘密呢？這可能出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進化論思維模式的影響，人們認為，任何東西都有其誕生、成長到完善的過程，在這種思維模式的影響下，人們傾向于設想一個國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簡陋到完善的發展過程；二是由于遠古史資源缺乏，人們可以杜撰出根本不存在的所謂“國家起源”的過程，并在這種杜撰中，表達自己對理想狀態的國家形式的向往，不存在的事情更便于做符合自己意圖的虛構。

在并不久遠的時間段內，如剛剛過去的20世紀和21世紀的頭十一年，我們就目睹了不少新國家的誕生和舊國家的解體過程：1920年代蘇聯的成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90年代蘇聯的解體，一個大國變成十多個小國；1990年代東帝汶獨立，產生了新的國家；21世紀伊拉克、阿富汗政權被西方國家推翻，進入持續的動蕩；就在筆者寫作此文時，利比亞政權更迭，敘利亞內亂加劇。每次新國家的誕生與舊國家的解體，都伴隨著大規模的殺戮；而每個新國家的誕生，都沒有如它的創建者們所許諾的那樣，實現充分的自由民主、公平正義、永久和平。這種過程和考古學家們發掘出的數千年前那些砍掉無數人頭顱的墓穴所揭示的過程沒有區別，和數千年有文字記載的那些朝代更替、國家民族間的戰爭過程沒有區別，國家就是這么一種東西！

為什么會如此，這可能是由于人類的智慧過于發達以及其小群體特性共同導致的。人類先天的就是以小群體的方式，而不是以類的方式存在的。人類的個體無鷹之翅膀、無虎之爪牙，要在自然界生存，只能結成群體，這種群體要和外界的猛獸作對，就必須團結合作，所以，人類的小群體內的團結力量遠強于其它動物。但和其它動物不同的是，人類最大的敵人竟然不是別的動物，而是自己的同類。因為人類的智慧過于強大，其它動物遠不能構成對人類的威脅，只有自己同類組成的另外的群體才能構成對自己的威脅，而且，由于智慧過于發達，人類對自己利益的定義范圍也就遠遠超過一般動物為食物、領地、異性而斗爭的范圍，還要為爭奪尊嚴、榮譽、信仰而斗爭。為了這些利益，人類不僅不惜殺死同類、奴役同類，也不惜犧牲自己的個體生命。人類最大的快樂已不是生存與繁衍，而是對同類的征服和在同類面前的炫耀，而且，就其最基本的物質生活而言，如果想獲得在同類中比較優質的生活條件，也要靠占有同類的勞動成果。誰不想擁有國王一樣的深宅大院？誰又不想像國王那樣僮仆成群呢？換言之，誰又心甘情愿地為國王做仆人呢？怎么讓不心甘情愿的人溫順地做奴仆？于是就出現了階級、民族、國家這類小群體，出現了以財產、暴力、權力為武器的斗爭手段。通過斗爭，一些群體可形成對另一些群體的統治，即馬克思所說的“壓迫和剝削”。“壓迫與剝削”（相對應的被壓迫與被剝削）也是與人類相始終的行為現象，馬克思和恩格斯終生都努力在尋找擺脫這種行為的物質條件，可惜至今為止，還沒有得到有效的證明。

在微觀層面上看，人類的小群體是分層的，大的為民族或國家，小些的為階級、階層、黨派，再小些的如俱樂部、球隊等。民族和國家在早期是同一個概念，都是結成一伙、向周圍其他人類群體宣戰、以獲得統治權的政治群體。后來，隨著征服區域的擴大，這個勝利的群體內部融入了被征服的群體，也就是以前的其它的國家，在新的大的國家內，形成新的共同的群體認同后，殘留下的群體痕跡即為后來的民族。民族乃是舊的國家之遺存痕跡，在特定的條件下，他們的國家意識如果被重新激活的話，又會恢復成國家。二十世紀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過程，就是其國家內新融入的民族舊的國家理念又復活的過程。

階級和階層是國家內部的小群體，在一個國家內部，總有掌權的官僚階層，總有錢多的富人階層，也總有無權的平民和錢少的窮人階層。如果沒有這種差別，一切人活得都沒有滋味，富人滿足不了自己被伺候的舒適感和被羨慕的虛榮感，窮人滿足不了追求上流社會地位的上進感和進取心（用人們虛偽而優雅的術語叫尋夢感），社會也就沒有活力了。

一切小群體間都存在著斗爭與倚存的關系：富人不想消滅窮人，只想永遠壓迫剝削窮人；窮人也不想消滅富人，只想自己當富人，好去壓迫剝削別人。沒有人想消滅貧富尊卑差別，即使在最強烈的烏托邦夢想驅動下的以平等為目的的大規模革命，在摧毀舊的貧富尊卑差別后，沒多久又會建立起新的貧富尊卑差別。

由于斗爭永遠存在，所以，小群體也總是處于不穩定的狀態。一般說來，如果國家這個最大的小群體處于擴張過程中，其內部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相對緩和，因為大伙兒擰成一股繩，以征服、奴役別的國家為共同的目標，如傳說中的黃帝部落，見于史冊的商、周部落和漢唐帝國，以及我們現在就能觀察到的美國，都是這樣。美國內部的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遠比其它國家嚴重，但由于稱霸世界所獲得的“霸權紅利”足以安撫國內各民族和階級的需要，所以尚能保持穩定，一旦美國失去其全球霸權地位，那么勢必會出現內部紛爭直至內戰和解體。現在美國人將其繁榮與穩定歸因于他們的民主制度，其實，任何一個正處于向外擴張期的強國內部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民主與自由，那是人類小群體團結起來揍別人必須的合作模式。從這個角度而言，毛澤東主席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論述具有永恒的經典意義，他說所謂的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對人民內部的民主和對敵人的專政，而誰是人民、誰是敵人，則是根據具體形勢隨機定義的問題，美國的民主也是這樣：對美國人及其盟友的民主，對一切擋了他們霸權主義道路的人專政。

當一個大的帝國穩定下來，不想再擴張或者無力再擴張后，其內部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會突出出來，很顯然沒有共同的“紅利增量”可分了，只好在內部存量上重新分配，于是便會發生階級斗爭帶來的朝代更替，中國古代的商、周、秦、漢、唐、明諸朝均如此，世界歷史上的波斯帝國、奧斯曼帝國、羅馬帝國也是如此。

縱觀人類自誕生以來的全部歷史，其分之合之的過程，就是這樣。

3

難道就沒有什么變化嗎？沒有什么不同嗎？再具體點兒問：難道歷史就沒有進步嗎？難道各國家間的制度沒有差別嗎？有，但是這種變化與差別只是對當下的人群有意義，對人類整體和完整的歷史沒有意義。

所謂當下的人群是指一切現實活著的人，每一代人只有區區幾十年的壽命，他們無法感受到完整而宏大的人類整體歷史，他們總會以為自己在創造前所未有的東西，他們有著新生命面對新世界的自負、驚奇與激情，所以，他們天生地認為自己的一切夢想都是新的。我說他們無法感受到人類整體的歷史，不是說他們缺乏關于歷史的知識，而是說他們就根本沒有關于人類過去生活的實際的生命感受，從書本上讀歷史和以生命去感受歷史完全是兩碼事，現實的苦難與歡樂給個體生命造成的刺激所激起的反應，是任何文字都無法代替的。由于人們無法感受整體歷史，所以，在本質上，他們是不懂歷史的，這種不懂導致了他們愚妄的自信，總認為自己會制造出不同于歷史的新世界。說到底，關于人類文明的進步只是當下人們頭腦中一種虛幻的觀念，這種觀念因物質文明的明顯變化而得到強化，使人們誤以為它就是真實的。但事實上沒有變化，如果非要說有所變化，只不過是舊的人群衰老死去，新的人群誕生而已，人類這個物種的天性沒有多少變化。

至于國家之間制度的差別，對于不同國家（即不同的小群體）內的人來說，能意識到這種差別，而這種差別恰是形成人類分群的必須的條件，沒有種種諸如理念、制度、語言等方面的差別，人類怎么分成不同的小群體呢？但這種差別，也只有作為小群體的區別標志時才有意義，是不同的小群體凝聚在一起的基礎，對不同的小群體的聚散確實發生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對于人類整體的性質沒有意義，任何一個國家的制度都不能代表人類整體的未來。

4

那么，人類的未來是什么？

不知道！和人類的起源問題一樣，不知道。

目前一切關于人類未來的說法，和關于人類起源的說法一樣，都是想象與猜測。

我們所能確切知道的，只是人類在約距今一萬年前出現，在一萬年左右的歷史中，創造出了強大的物質文明。這種物質文明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滿足了人類某些方面的欲望，如過得更舒適、行得更快捷；另一方面，嚴重地破壞著人類的生存環境和生命自身，如環境污染、對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以及生育質量的下降。從總體上看，人類已經具有了毀滅地球和生命本身的能力，即已經制造出的核武器和正在發展中的生命科學。再樂觀的人也不敢寄希望于人類會把這些毀滅性的力量控制在他們的理性范圍之內，道理很簡單，如果理性頂用，他們就不會創造出這些破壞力量了。我們對未來的人類將會運用這種力量去干什么，是無從判斷的。我們不知道這是人類這個物種滅亡的一種方式，還是向一個新的物種“進化”的方式（像進化論者所猜測的人的誕生過程一樣）？我們能看到的現實就是這樣！我們看不見的過去和未來不知道是什么樣！

5

那么人類的價值觀呢？人類的價值觀就毫無意義嗎？

當然有，但也只是對當下的人類群體、對某一個具體的人有意義。不知道人類的過去和未來并不妨礙人的生存，人也不是因為知道了自己過去和未來而誕生的。價值觀、理想主義這類高尚的行為動機是現實的人群生活著的巨大動力，是過于發達的大腦自然產生的功能，也是種存在，與人類生命同一的存在。我們直面現實，揭示出人類精神文明的永恒特性，當然不是為了摧毀人類的價值觀和理想主義。非要找一個現實的目的的話，也只能說是為了摧毀一切以人類整體名義杜撰出的關于完美未來的謊言。我們非常主觀地希望，直面現實以后，會激發出人類理性的自覺，會超越一萬年來小群體爭斗的模式，會出現站在人類總體的立場上、觀察和處理問題的力量。

在這方面，我們懷有和德國哲學家康德同樣的希望，他說：“人具有一種自己創造自己的特性，因為他有能力根據自己所采取的目的來使自己完善化，他因此可以作為天賦有理性的動物而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理性的動物”。 簡言之，希望人類的理性能尋找到保存自己這個種類的辦法，盡管這種希望并不樂觀，但也只有如此希望，在人類世界中，這可能是唯一有價值的希望。

不過康德本人也已明確地意識到，這已不是科學而是信仰。在他看來，信仰是人類唯一能拯救自己的力量。也只能如此了，沒有別的辦法！

殷墟景區車馬坑內展示的商代車馬實物：殷墟考古發掘的商代車馬坑，是華夏考古中發現最早的畜力車實物標本。這里展出了6座商代車馬坑和道路遺跡，車馬坑保存完整，每坑葬一車，其中五坑隨車皆葬兩馬，四坑各葬一人。車上的整具尸骨給人以強烈的視覺震撼。在遠古史中，戰爭是最真實的印記，它是人類最宏偉壯觀的群體活動。戰爭雖然帶來了苦難，但它也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與傳播，英雄與史詩、鮮血與榮譽、文明與進步都在這一次次血與火的碰撞中得到最真實的印證。

5 中國的遠古文明

前面，我們說了很多，主要是探討重構中國遠古歷史的方法，并力圖在人類總體命運的高度上觀察中國文明。當方法思考清楚后，面對豐富的考古發掘資料，解釋的方向也就明晰了。在這里，我們沒有條件系統地敘述中國遠古史，所能做的，只是提出我們所設想的一種理想狀態的中國遠古史文本的一些核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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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的起點就是中國歷史的起點。

在人類之前的歷史是其它物種的歷史，不能是人類的歷史，更不能是一個國家的歷史。

按照這個標準，在中國發掘的猿人、智人的化石和遺址，從元謀猿人到山頂洞人，都還算不上真正的人類，只是類人猿的歷史。在人類出現之前，曾經存在過多個這樣的物種，他們的體質形態有的接近猿人，有的接近人類，會制造粗糙的打制石器，會用火，這些物種甚至與人類可能同時并存過，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們滅絕了，今天的人類并非這些物種在遺傳過程中進化而來的，就如山頂洞人不是北京猿人進化而來的一樣。中國人的歷史，是從新石器時代的人開始的，距今也就一萬年左右。

中國是獨立起源的，那時，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出現了很多獨立的人類聚落，這些人不是從外地遷徙來的，而是土生土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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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我們要說中國歷史的起始時間與人類歷史的起始時間相同？這是由“中國”這個概念的獨特內涵所決定的。

長期以來，很多人一直將中國解釋為“中央之國”，即地理位置上的中心這么一種概念，反映的是一種地理空間上的中心意識。

近讀古文字學家、四川大學教授黃奇逸先生對“中國”概念的解釋，忽有豁然開朗之感。黃教授指出“中國”不是空間地理中心的意思，而是“文明之邦”、“宗教強大之邦的意思”。按這種理解：中國，就是擁有先進文明的國家（黃教授的文章言簡意賅、論證有力，本刊已全文轉載，故此處對其見解不做細致介紹）。

這種理解正確地說明了“中國”的起源和性質，有廣泛和深遠的意義。它不僅說清楚了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也說清楚了中國文明的根本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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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類剛一誕生時，在現今中國疆域內以及周邊地區，出現了很多人類的小群體聚落，一般可以稱之部落（事實上這些部落的性質與國家一樣），這些部落間通過戰爭和融合，不斷擴大成為大的國家，在戰爭中獲勝的那個部落成為新的大的國家里的領導階級。這個過程持續了數千年，中國歷史傳說中的黃帝與周邊部落的戰爭只是無數戰爭集中起來的一個概括的說法，無數考古發掘也證明了部落間戰爭的殘酷，在大汶口文化時期就發現了殉人的存在（花廳遺址，年代約為公元前3000年），砍下人頭做飲器的習慣在后崗文化二期（距今4000多年）也有出現，到了商王朝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考古學上的證據能明顯地反映出國家規模由小向大發展的趨勢。河姆渡文化（距今約7000年）、仰韶文化（距今約6000年）發掘的只是村寨規模遺地，到龍山文化（距今約4000年）時，就出現了大規模的城市遺址，人類的聚居群落規模擴大了近百倍。哪些部落能成為戰爭中的勝利者呢？是創造和掌握了先進文明的部落！而為什么被征服部落會放棄戰爭中被屠殺的仇恨、在文化上與征服者融為一體、形成新的更大的國家呢？就是因為他們認同了這種新的先進的文明理念，在這個理念的基礎上，與原來的征服者一起，融和成新的更大規模的政治實體。從黃帝到大禹的傳說和從河姆渡文化遺址到龍山文化遺址的發掘，一同證明了這個過程的真實性。

事實上，中國作為國家的名稱，是1911年民國成立時的事情，也只有在此之后，“中國”這個概念才與現代國家固定的疆域聯系在一起，才具有空間地理的含義。在此之前，中國只是一個文化上的政治實體概念，在沒有朝代世系的遠古時代，就伴隨著先民的誕生而出現，一直延續至今。各朝各代雖各有不同的國號，如秦、漢、唐、宋、元、明、清，但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也就是自己是創造和擁有先進文明的政治實體。疆域則是一個變動的概念，只要認同中國這個文明理念的人群，其所在的地方，即是中國的范圍。

前文講過，國家只不過是人類的一種分群方式。人們依據不同的理念，形成不同范圍的人群，組成不同規模的國家。那為什么這一群人在這一塊地方組成這個國家，而另一群人在另一個地方組成另一個國家呢？就是因為他們認同的理念有所不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稱國家是“絕對理念”的外化。構成中國這個國家的絕對理念就是“先進的文明”，沒有先進的文明，就沒有中國。

4

那么，何謂先進的文明？

所謂先進的文明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是在比較中產生的。在一個可以互相進行軍事政治接觸的范圍內，分布著一批大小不等的國家（部落）；在這些國家中，那個有能力創造出最新、最強大的物質力量，有能力征服周邊國家（部落），有能力讓新的被征服者與自己融為一體、和諧相處的國家，他們的精神狀態就是先進文明。在近萬年的歷史過程中，先后有無數的這樣的國家崛起，構成中國這一“絕對理念”不斷外化的內在動力。傳說中的黃帝、堯、舜、禹，其實就是這樣一些先進文明的象征，后來的夏、商、周、秦、漢、唐、宋、元、明、清等歷朝歷代，也是這樣的過程。我們不能僅從物質文明一個維度來理解文明的先進性，而是更多地要以那個新興群體（部落、民族或國家）是否有逢勃向上的精神創造力為判斷標準。在商周時期，按當時的標準，周只是一個番邦小國，他們在物質文明上并不如商朝先進和強大，考古學發現表明，當商人以大號的青銅器列鼎而食時，周人只能用小號的青銅器戰戰兢兢地過自己的小日子。周最終能滅商，就是因為他們有更加強勁的奮斗精神和更旺盛的戰斗意志，創造出更能團結人的新制度。同樣的道理，蒙古人能滅宋，滿人能滅明，就是因為他們具有嶄新的創造力和強大的征服力。傳統文獻中，均從物質發展水平的角度，將蒙古人、滿人視為野蠻落后的番邦夷狄，將他們滅宋、滅明的行為解釋為是野蠻民族對先進民族的征服，這種觀念事實上背離了文明最本質的東西。文明的本質不是死守著先祖創立下的城郭宮室、亭臺樓閣、金銀財寶，而是那種意氣風發、征戰四方的擴張精神，從這個角度看，蒙古人、滿人不是什么野蠻落后的民族，而是代表著先進文明的新興民族，而宋人、明人都是頹廢墮落的落后民族，正是蒙古人、滿人這些新興力量的不斷進入，以他們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結合宋人、明人已有的物質成就，才一遍又一遍地刷新了中國的精神面貌，使之始終保持著自己最本質的精神理念——先進的文明。

遺憾的是我們現有的古代歷史教科書并沒有以文明的先進性這個核心理念來構建知識體系。比如在考古學中，我們還看不到對于各種相同時期聚落間文明水平的比較研究，還看不到對于創造了城邦文明的人群與尚生存于村落中的人群的對比及互動關系的研究，就是在文字已經出現，對于商滅夏、周滅商直到清滅明的過程，也都缺少以文明先進性為核心的研究，這是我們未來的歷史教科書應給予充分重視的地方。

5

中國文明是個獨立的文明，是地理條件造就了這種文明的獨立性。“中國”這個概念的范圍已經籠罩了以當時的交通水平所能達到的極限，西抵帕米爾高原，南到喜馬拉雅山，東邊越過日本列島，東南遠及東南亞諸島，無不籠罩在這一文化理念之下，現代學者廣泛認同的“大中華文化圈”，事實上就是古代中國這個政治實體的實際范圍，這已經達到了當時技術能力的極限。在這個范圍之內，中國文明自洽地生長著，形成與世界上其它地區，如歐洲、美洲、非洲等截然不同的特征。

由于中國文明的這種獨立性，我們就應形成與之對應的現代歷史解釋。因此，我們就再也不能套用西歐和北美文明發展的歷史解釋模式。我們從來沒有過他們那樣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我們有的一切東西都是在“中國”這個文化范圍內出現的自己獨特性的東西。對于這一點，現代的中國歷史學家做得非常不夠，因為他們一旦脫離了源自西方的理論概念，就不會描述自己的遠古史和上古史，甚至不會描述中國的近現代史，這是亟待努力改正的地方。

在未來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中，一定要具體說明中國古代文明的性質，一定要全面深入地說明，為什么商人比夏人、周人比商人、蒙古人比宋人、滿人比明人在那個歷史轉折點上具有文明先進性，這種歷史才是符合中國文明性質的歷史。

6

我們現行的歷史知識體系還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就是缺乏世界意識。中國古代有其“天下”意識，但那時的天下，也不過是上文所說的當時人們力所能及的范圍，對此范圍之外的世界，如歐洲美洲等地，所知甚少，甚至沒納入自己“天下”的范圍。近代以后不同了，西方新崛起的先進文明漂洋過海打過來了，迫使中國人刷新其“天下”概念的范圍，重新站在整個地球的角度上看待文明。在這種視野之下，中國已經喪失了其文明先進性，而正是為了重新獲得先進的文明，近一百多年來，中國發起一次次革命和現代化試驗，一步步嘗試重新掌握先進文明的可能性。

我們應該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重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比如，在介紹中國的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時，我就非常希望能看到對歐洲、美洲、非洲相同時期的聚落遺址的介紹；在介紹中國陶器、青銅器時，我也非常希望看到對相同時期外國陶器、青銅器的介紹；在介紹中國遠古聚落葬俗時，我也非常想看到對其它國家遠古聚落葬俗的介紹。可很遺憾，現在我們看不到這樣的研究。都二十一世紀了，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應該以一種世界史的眼光來對照中國遠古文明，只有那樣，才能更深刻地認識到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命運。

6 重構中國遠古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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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得強調，歷史并不能決定未來，就像聰明的父母不一定能生出聰明的兒女一樣。一切歷史對未來有強大約束力的“規律”的說法都是不切實際的。人們擁有怎樣的未來，完全取決于現在的工作態度，只有努力去爭取才能有美好的未來，否則，再榮耀的祖先業績也是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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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們為什么還要研究歷史？

確實有一少部分人，只是出于個人興趣去研究歷史，大多數人研究歷史，尤其是任何一種成建制的研究歷史的團隊（如接受國家預算撥款的學校、研究所）只是為了增加在現實中動員群眾的說服力而研究歷史，這些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們，利用人類對以往經驗的迷信心理，尋找歷史存在過的光榮，以喚起現實人們的斗爭勇氣和信心。

歷史學，作為一種描述事實的實證科學時，確實只遵守真實性這唯一的原則；其最大價值在于對人類總體命運的理解和認識，以喚起人類在“類”這一層次上的理性和自覺。

作為現實中的一種精神現象，歷史學是為某種未來理想助推的工具，這時的歷史學家只是擷取對于實現自己理想有用的那種歷史資源，為此，常不惜斷章取義，甚至歪曲事實。

沒有辦法，這也是由人類的小群體特性所決定的，沒有一個人類的小群體（即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代表全人類的利益，人類這個類的屬性和利益，是在小群體的沖突中實現的，因此，每個小群體都會主觀地構建有利于自己發展的歷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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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中國遠古歷史的重新反思，使我們意識到文明的先進性是我們這個國家的靈魂，沒有先進的文明，就沒有中國，全部中國歷史證明的就是這么一個簡單的道理，這個道理逼著現代中國人，必須學會在現在的世界，創造出新的先進文明，否則，就真是國將不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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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明從來就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在這片地域上，一個又一個新生的群體，不斷通過斗爭，淘汰腐朽的力量，延續先進文明，這些新興力量崛起并進入，是中國這一政治實體在其文明先進性這一本質上得以延續到今天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在未來，我們依然要以開放的態度對待一切，我們根本不用擔心，中國這種核心理念會被摧毀，放眼世界任何一個地域或時代，先進的文明這一核心理念永遠不會被摧毀，只要這個理念不被摧毀，對于中國的國家認同就不會被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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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再強調一遍的是，歷史學不是一種能自發做功的現實力量，它只是現實的人們為自己行為合理性尋找的理由和借口。歷史學反映出的是人們對待現實的態度，換句話說，從人們對待歷史的態度，能更準確地看出他們對待現實和未來的態度。歷史中什么都有，有英雄、有軟蛋；崇拜歷史英雄的人們，意味著懷有創造英雄業績的現實夢想；而從歷史中那些軟蛋的命運中尋找共鳴和慰藉的人，意味著在現實中就是個軟蛋，想為自己的茍活尋找更多的借口。我們的歷史學應是一種英雄主義的歷史學，因為我們渴望擁有和祖先一樣光榮的夢想。

深度閱讀推薦

1、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

本書是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先生為總主編的十卷本的《中國通史》的第二卷，所述為中國遠古時期的歷史，本卷的主編為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執筆者除蘇先生外，還有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先生、張忠培先生。大家手筆，自然不同尋常，全書嚴謹細密，對當時已經發掘的中國各史前文明，有專業細致且曉暢易懂的敘述，雖然在主要的理論觀念上受舊理論的影響較多，但總的來說客觀地說明了情況，既便您不同意他們的觀點，書中也留出了解釋討論的空間，是不可多得的好書。

2、李學勤主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

本書是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完成后，由該項目主持李學勤先生主編的六卷本“中國古代歷史與文明”叢書中的第一本，講述的是中國遠古時期的歷史，本書的長處是吸收了1990年以后考古學新發現的成果，有比白壽彝的《中國通史》第二卷更新的史料，不足之處是結構較為散亂，敘述問題不夠深入，是十二位作者分別寫成的，整體性不強，在理論上也沒有根本性的突破。

3、李法軍編著《生物人類學》，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

這是筆者所見國內體質古人類學的第一本專著，介紹了體質古人類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是了解古人類學必讀的基礎教材。書名為《生物人類學》，意即從生物學的角度研究人類，但從學科完整性的角度上看，本書缺少對現代人類學的介紹。

4、（德）羅曼?赫爾佐克著、趙蓉恒譯《古代的國家——起源和統治形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本書作者是聯邦德國著名的政治學家，1994年曾被選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統。他是位教授，也是政治家，所寫的書既有淵博的學識，也有政治家的透徹和睿智，沒有一般學者的學究氣，他對國家政治體制性質的理解不拘泥于具體的形式，而是直擊人統治人這個實質。全書文風通俗流暢，譯筆也十分精到，是本好書。當然，他對中國歷史的知識過于浮泛且不無誤解之處，這是中國讀者一眼就能看出來的，由此推測，對古代歐洲之外的國家歷史，他也有隔膜之處。不過，我們讀他的書，主要是借鑒其對國家制度本質的深刻看法，至于史學的深度，就不能勉為其難了。

5、（英）德斯蒙德?莫里斯著、劉文榮譯《人類動物園》，文匯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

本書為罕見的大師級作品，作者是英國著名的動物學家和人類行為學家，全書最突出的特點就在于完全以觀察動物行為的客觀立場來觀察人類，超越了認識論和價值觀的干擾，是迄今為止，最為科學客觀的人類社會學和政治學著作。他的另一本影響更為廣泛的作品《裸猿》，從個體行為的角度，解讀了人類行為的心理特性。莫里斯博士的作品是暢銷書，《裸猿》在全球的發行量超過1000萬冊，是不可多得的科學性與可讀性俱佳的作品，但奇怪的是，國內社會學和政治學界似乎對他的研究方法視而不見，仍喋喋不休地沉浸在盧梭式的主觀臆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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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簡介

《中國白酒配餐學》圍繞“中國白酒配餐基本原理”“為酒選菜”“為菜選酒”三大主題的四十二個知識點，同步于國際餐酒搭配理論，以先進的食品科學為基礎，通俗生動地講解全國23個菜系餐酒搭配的實用案例；填補了中國白酒與美食搭配領域研究的空白，可作為廣大白酒營銷人員、餐廳主理人員拓展業務范圍、提高業務水平的“教科書”，以及廣大白酒與美食愛好者提升生活品質的餐飲美學讀物。

《酒的中國地理——尋訪佳釀生成的時空奧秘》于2019年由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深受廣大讀者及白酒愛好者的關注，至今已重印四次。全書以文化地理為引導，一方面，沿大運河和諸多古道做空間分布的大線索梳理；另一方面，從文化認知的角度切入解讀，全面探尋酒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與歷史文化。全書內容豐富，具趣味性、知識性，又不乏日常生活的真實感受。

《中國白酒通解》對中國白酒進行了系統、全面、專業、細致的解讀，涵蓋了以下七個方面的內容：中國白酒是什么；中國傳統白酒工藝詳解；簡說酒精；新技術、新工藝、新型白酒；中國白酒的香型——自然地理條件、工藝、風味、品鑒；白酒市場解剖；李尋白酒品評法——供選酒師和消費者使用的白酒品評法。作者親自走訪了數百個白酒廠，通過艱辛的田野調查獲得了第一手資料。全書資料豐富，見解獨特，思想深刻，總結性和開創性兼具。同時，語言深入淺出，通俗易懂，適合各領域人士閱讀，尤其是白酒釀造、經銷、收藏品鑒人士案頭必備的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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