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可·費爾南德斯，翻譯/鯨生】

這里的余燼熾熱如初， 灼痛刺骨——呼吸、觸摸、銘記…… 跨過時不必落淚亦不隱藏 你的淚水，在未來的灰燼前莫要戰栗…… ——奧爾加·別爾戈利茨，《在斯大林格勒》

1943年2月，在伏爾加河畔，經歷希特勒在歐洲連續三年勢如破竹的勝利后，人類終于重燃希望。正是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納粹主義首次遭遇潰敗。如今，在伏爾加格勒市中心，二十米高的旗桿上飄揚著俄羅斯聯邦三色旗。但每年五月的勝利日前夕，這面國旗都會被降下，取而代之的是繪有鐮刀錘子與紅星的蘇聯旗幟。

更準確地說，人們升起的是傳奇的“勝利旗”——這面綴有朱可夫元帥麾下蘇聯紅軍近衛步兵第79師徽章的旗幟，正是當年攻陷柏林、迫使希特勒自殺、促成納粹軍隊無條件投降的歷史見證。此外，成千上萬小型勝利旗與俄羅斯三色旗并懸于城市燈柱之上。

每年，包括勝利日在內的十個戰爭紀念日，這座城市都會正式恢復“斯大林格勒”的舊稱。街巷間樹立起相應的標識，市政文件與官方文書亦正式更名。2025年4月15日，普京總統簽署法令，將該市國際機場更名為“斯大林格勒機場”。

當地時間2025年5月9日，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紀念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閱兵式在紅場舉行。 視覺中國

如同斯大林格勒一樣，勝利日前的數個星期里，莫斯科也沉浸于節日裝點：廣場、地鐵站、公交站等公共場所，商鋪、餐廳、酒吧、銀行等私營場所，無不遍布勝利旗、海報與電子屏。所有裝飾均帶有80周年紀念標識——“Победа”（勝利）字樣與《祖國母親在召喚》雕像造型。這座高達85米的世界最大雕像之一矗立于斯大林格勒的馬馬耶夫山崗，展現一位身著隨風飄蕩戰袍的女性戰士：她高舉利劍，面部神情交織著蘇聯人民在這場被奪去2700萬生命的戰爭中所承受的恐怖與展現的勇氣，仿佛連石質身軀都難掩其神態。

七分之一的蘇聯公民在這場沖突中喪生，幾乎每個家庭都有至親離去。正因如此，當國家再次為捍衛主權而戰時，勝利日成為凝聚俄羅斯全民的紐帶。這天，全國的“不朽軍團”開啟游行：數百萬人手持戰殞先輩的照片走上街頭，確保這些為民族與人類免遭納粹威脅獻出生命者的記憶永存。近年來，出于戰時狀態的安全考量，莫斯科街頭已不見不朽軍團的游行。今年慶典前夜，烏克蘭無人機連續兩晚空襲莫斯科，迫使機場臨時關閉，外國代表團行程受阻，數千軍警組成的安保力量全程警戒，處處彌漫著緊張氣息。

祖國母親在召喚雕塑

兩場對抗西方集團的當代戰役

在俄羅斯稱為“偉大衛國戰爭”的二戰勝利80周年后，這個國家正投身于至少兩條相互關聯的戰線上。其一是記憶保衛戰——這場戰役永無止境，因為西方集團數十年來持續企圖改寫人類史上最慘烈戰爭的歷史。可悲的是，某些篡改與記憶抹殺已取得相對成功（后文將詳述）。其二則是烏克蘭領土上的軍事對抗：既為阻止頓巴斯俄語區上千民眾遭受的屠殺，也為抵御北約依照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的藍圖，將美國核彈頭部署至距莫斯科僅500公里之遙的企圖。

布熱津斯基這位主導白宮外交政策數十年的戰略家在其1997年的著作中強調：欲削弱俄羅斯，必先令其與烏克蘭保持政治與經濟層面的割裂。28年后，該目標已然實現。他曾預言烏克蘭融入北約的進程應在2005至2015年間啟動。回溯2008年北約布加勒斯特峰會，小布什曾力推烏克蘭加入北約，卻遭到默克爾與希拉克阻攔——彼時的歐盟領袖尚存一定的現實政治智慧。

2014年，隨著廣場政變與亞努科維奇總統被廢黜，白宮主導的西方陣營發起“俄烏割裂”攻勢，意圖拉烏克蘭加入北約。正是這一進程的推進引爆了當下的戰爭。如今，俄羅斯顯然已經擊敗北約（此勝利的深遠意義尚未被廣泛理解），而烏克蘭短期內已不可能加入北約。但布熱津斯基設置的時間線精準無誤，其至少半數的戰略目標已然達成。

三年來的戰火已導致俄烏雙方數十萬人戰死（顯然，烏軍傷亡不成比例得更高），烏克蘭經濟民生滿目瘡痍，更使昔日“兄弟民族”間的血脈紐帶幾近斷裂——這種割裂或將持續數代人。無數家庭被迫分隔在戰線兩側。

近日，一位25歲的莫斯科女孩向我講述她的遭遇：她與父母都是俄羅斯公民，但四位祖輩多年前從烏克蘭移居莫斯科；而她最要好的閨蜜雖然父母是烏克蘭人，四位祖輩卻都來自俄羅斯。戰爭爆發后，兩人的關系日漸緊張，直到閨蜜加入烏軍新納粹武裝組織“亞速營”。“那一刻，”她眼中含淚說道，“我們徹底斷絕了聯系，可能此生不復相見。”

在莫斯科地鐵的基輔站內，列寧畫像之下，一塊鑲金的銘牌被描繪烏克蘭工農生活的馬賽克壁畫環繞著，其上鐫刻著“俄烏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誼”字樣。然而，這場二戰后歐洲最大規模的軍事沖突，不僅擊碎了這份兄弟情，更演變成一場記憶爭奪戰的新焦點：既體現于西方試圖抹殺蘇聯擊敗納粹德國的歷史貢獻，也反映在多國（甚至包括全球南方）新納粹思潮的死灰復燃。

2023年8月，烏克蘭首都基輔的“祖國母親”雕像上的蘇聯國徽被更換為烏克蘭國徽上的三叉戟。 圖自：外媒

后真相：抹殺蘇聯勝利與納粹主義的死灰復燃

自二戰剛結束、冷戰拉開帷幕后，好萊塢這臺西方最強敘事機器便開始系統地篡改二戰史，通過上百部電影粉飾美國才是“主角”的說法。1946年的《黃金時代》一片通過刻畫老兵面臨的歸鄉困境狂攬七座奧斯卡獎杯；1970年的《巴頓將軍》通過傳記式地呈現巴頓在北非與歐洲戰場的經歷，再度橫掃七個獎項；由斯蒂芬·斯皮爾伯格導演、1998年上映的《拯救大兵瑞恩》恐怕是這當中最知名的電影，其以描述諾曼底登陸的劇情創下了全球超過1億觀影人次的成績。數十年來，從影視劇、報紙、雜志、書籍等出版物到數之不盡的其他文化產品，在學校、大學及其他政府機構的推動下，一套關于二戰勝利、戰勝納粹主義的“后真相”體系已然成型。

1945年由法國公共意見機構（IFOP）開展的一項知名民調顯示，57%的法國民眾認同蘇聯是擊敗納粹的主力，僅12%選擇美國；而2025年的YouGov調查顯示，僅22%的法國人認為蘇聯是二戰主力軍，44%的受訪者轉而相信“美國第一”的神話。同一份民調中，34%的德國人選擇美國，31%選擇蘇聯（相比九年前的37%對27%有所改善）；在美國本土，59%民眾將勝利歸功于本國，僅12%認可蘇聯的貢獻（2015年為47%對12%）。

在西方國家抹殺蘇聯功績的同時，更危險的趨勢正在近年來浮現——新納粹主義的復興。新聞網站“前進”——其前身可以追溯到紐約猶太人社區1897年創辦的媒體——幾年前調查發現，在25個國家存有近1500處以納粹分子命名的街道和紀念物：其中德國、奧地利（人們會假設該國的國家政策早已清除了這些痕跡）就發現超過110處，而號稱是二戰“偉大勝利者”、“自由之地”的美國也有36處。該調查中，數量位居榜首的烏克蘭竟高達420處。研究指出，許多這樣的命名發生在2014年廣場政變之后；其作者表示：“高峰時期，平均每周就會新增一處命名。”

此類紀念的核心人物是斯捷潘·班杰拉（Stepan Bandera），曾與納粹合作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中一個派系的領導者。班德拉已經成為烏克蘭新納粹民族主義的精神圖騰，深刻影響著澤連斯基政府中的諸多要員。這也印證了俄羅斯聲稱“特別軍事行動的目標之一是對烏克蘭‘去納粹化’”不僅僅是修辭或者戰時宣傳，而是一個令人悲傷的現實。這不僅僅是關于澤連斯基的政府，或者是擊敗“亞速營”及其它相關武裝，而是關于抗擊一種似乎是從2014年起在烏克蘭扎根的政治文化。

在美國的領導下，北約向這個充斥著新納粹同情者的政權傾注了價值數千億美元的武器與直接軍事援助。另一方面，按照“目的決定手段”的邏輯，正如部分西方國家領導人坦承，其目的就是“削弱俄羅斯”，那么利用新納粹分子實現這個目標也毫無問題。盡管有無數好萊塢電影聲討過納粹政權的恐怖，但真相是，西方在戰后始終與納粹主義保持晦暗的糾葛。

2023年9月，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訪問加拿大議會期間，因一名受邀與會的“烏克蘭二戰老兵”洪卡獲得全場起立鼓掌而引發爭議。 圖自：社交媒體

有壞的納粹，也有“有用”的納粹

當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訪問加拿大議會時，前黨衛軍“加利西亞”師軍官雅羅斯拉夫·洪卡獲得了全體起立鼓掌的禮遇，并被贊譽為“為祖國獨立抗擊俄羅斯的烏克蘭英雄”。然而這位“英雄”也曾與納粹分子并肩作戰，此事最終演變成一樁丑聞——時任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公開發表道歉，引薦洪卡的眾議院議長安東尼·羅塔因此辭職。其實，若我們回顧1945年后眾多納粹高官在西方世界的命運，這類外交失誤并不令人意外。

眾所周知，大批希特勒政權的高級軍官被吸收進西德聯邦國防軍及北約機構中。例如：

阿道夫·豪辛格：曾任希特勒政權的陸軍參謀長，日后擔任北約常務軍事委員會主席（1961-1964）； 漢斯·施派德爾：曾任隆美爾的參謀長，后擔任北約盟軍中歐地面部隊總司令（1957-1963）； 約翰內斯·施坦因霍夫、約翰·馮·基爾曼塞格、恩斯特·費伯、卡爾·施內爾、弗蘭茨·約瑟夫·舒爾茨、弗里德里希·古根伯格、沃爾夫岡·阿爾滕堡等：均在1960-1980年代擔任北約高級指揮官。

最令人震驚的當屬費迪南德·馮·森格爾·埃特林的事跡。這位納粹德國國防軍軍官曾參與入侵蘇聯的巴巴羅薩行動，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負傷撤離，后轉戰羅馬尼亞戰場對抗蘇軍，回到柏林，最后被美軍俘虜。1979至1983年間，此人竟官至北約盟軍中歐部隊總司令。

西方集體記憶中被刻意淡化的還有聲名狼藉的“回形針行動”——美國秘密引進約1600名納粹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安排他們在美國的軍事、學術及工業機構繼續開展有關火箭技術、航空航天、醫學與物理等領域的研究與應用。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沃納·馮·布勞恩，這位主持過納粹德國V-2火箭計劃的科學家，后來成為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土星五號運載火箭的核心設計師，助力了阿波羅登月計劃。馮·布勞恩在NASA獲得諸多殊榮，同樣位列前文所述“前進”新聞網的紀念納粹分子名單中。

沃納·馮·布勞恩，曾是納粹德國著名的V-2火箭的總設計師

一個類似但相關記錄更少的案例是關于鮮為人知卻極度殘忍的舊日本帝國軍隊第731部隊，曾在戰俘——大部分為中國人，但也有朝鮮人、蒙古人和俄羅斯人——身上進行涉及化學及生物武器的實驗。該部隊駐扎于中國北方城市哈爾濱，曾擁有3600多名成員、掌控150多座建筑。日軍在投降前試圖摧毀與之相關的戰爭罪行證據，但中國人設法從殘存物證與相關成員的證詞中復現了眾多暴行。盡管如此，許多731部隊的關鍵成員——如創始人石井四郎、第二代部隊長北野政次——均獲得了美國當局的赦免，極有可能是以他們掌握的大量研究數據為交換。這些人在戰后的日本平靜度過余生。

如果蘇聯的二戰功績正被西方抹殺，那么遭到更嚴重抹殺的是中國人民在二戰中付出的巨大犧牲。許多外國人還知道將近3000萬蘇聯人死于二戰，但更鮮為人知的是，從1937年開始，約2000萬中國人民死于日本的侵略。如果沒有中國人民如此英勇的抵抗，日本人可能會在東亞開辟進攻蘇聯的第二戰場——這可能會危及他們在西線對納粹的勝利。根據中國官方記錄，約3500萬人在戰爭中傷亡。事實，盡管“世界大戰”始于1939年的西歐，但它早在1937年之前已經在亞洲開始了——遠早于納粹德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1939年5月20日，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一軍分區參加大龍華戰斗凱旋歸來的部隊受到群眾熱烈歡迎

那時候，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的人民已經在承受日本軍國主義擴張的后果。二戰在亞洲的結束時間也晚于歐洲——要到1945年9月。這就是為什么中國國家領導人同俄羅斯國家領導人共同出席戰勝納粹法西斯80周年慶祝活動具有如此強大的象征意義，再次彰顯了中國人民不可或缺的作用——名義上是由共產黨和國民黨所組建的抗日統一戰線所領導，實際上是由毛澤東、周恩來與朱德指揮的紅軍所領導。

正如中國國家領導人在參加勝利日周年慶典期間，在《俄羅斯報》發表的署名文章所說：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俄兩國人民并肩作戰、相互支援……兩國人民用鮮血和生命凝結的深厚情誼，如黃河之水奔騰不息，似伏爾加河寬廣深沉，成為中俄世代友好的不竭源泉。”

今天，這種友誼在無數次共同的戰略利益和行動中得到體現，正如中俄兩國國家領導人在一份聲明中提醒我們那樣，中俄兩國團結一致，始終努力維護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歷史真相，將其作為人類的共同價值，共同防止篡改歷史、復活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的企圖。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蘇聯紅軍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是抗擊納粹法西斯勢力和日本軍國主義的主力軍。八十年后，莫斯科與北京再次引領著反抗西方單邊主義和脅迫性政策的斗爭。簡言之，面對以無休止戰爭威脅人類的戰爭販子式“超帝國主義”，中俄正致力于構建新的替代方案。當今與未來的斗爭，本質上與如何詮釋歷史真相緊密相連——而西方的話語機器正將這段歷史扭曲為“后真相”敘事。

此時此刻，我們有必要重溫美國作家海明威對二戰最深刻的評價之一：

“世上每一個熱愛自由的人，此生對紅軍所欠的恩情，窮盡一生也無法償還。”

若將這句話中的“紅軍”理解為中蘇兩國的紅色武裝力量，或許才更能體現還歷史以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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