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黎，作家，文學博士。生于福建泉州，長于上海。現為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專業作家。

寫作三十余年，以寫小說為主，也涉獵茶文化、古詩詞與《紅樓夢》研究。著有長篇小說《穿心蓮》，小說集《白水青菜》《十年杯》《輕觸微溫》《我愛小丸子》《女上司》《中國好小說·潘向黎》《上海愛情浮世繪》等多部，散文集《萬念》《如一》等,專題隨筆集《茶可道》《看詩不分明》《梅邊消息：潘向黎讀古詩》《古典的春水：潘向黎古詩詞十二講》《人間紅樓》。

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莊重文文學獎、冰心散文獎（作品集獎）、報人散文獎、朱自清散文獎、花地散文金獎、鐘山文學獎、人民文學獎、十月文學獎、郁達夫小說獎、川觀文學獎、長江文藝雙年獎、鳳凰文學獎等文學獎項，作品多次登上中國小說排行榜、城市文學排行榜等文學榜單。作品被翻譯成英、德、法、俄、日、韓、希臘、葡萄牙語等多種外語，并出版有英文小說集White Michelia（《緬桂花》）以及《茶可道》俄語譯本。

潘向黎給《文化藝術報》讀者的題詞

文化藝術報：《人間紅樓》一經出版，就一直占據各大好書榜的榜單。《紅樓夢》的種子，自十歲就在您心中生根發芽。寫作這本書，您準備了多少年？

潘向黎：在成為寫作者之前，所有人都先是一個閱讀者。我十歲開始讀《紅樓夢》，當時不知道自己長大了會做什么，也沒有夢想有一天要寫一本與《紅樓夢》有關的書，所以那算不算在做“準備”，我也不知道。

“朱東潤先生看人很準。”這是我前些天在朋友圈看到的一句話，此語讓我想起一段陳年舊事。那是我讀初二或初三的時候，我父親潘旭瀾帶我去給朱東潤先生拜年，當時的讀書人很有規矩，我們這些小孩子不可能和大人“平起平坐”，我都是坐在旁邊的小凳子上，安安靜靜地聽著父親和他的老師說話，不可以隨便插話，可能那天朱先生看我坐在小板凳上有點無聊，就和藹地問：“你最近讀什么書啊？”我回答：“《紅樓夢》。”朱先生竟然很吃驚的樣子，對我爸說：“哎呀老潘！這么小，怎么能讓她讀《紅樓夢》呢？”然后朱先生又問：“還讀什么？”現在想起來，那是他看看我是否還屬于“可以挽救的子女”，而我那時偶然讀了一點莊子，其實讀不懂，但覺得很高端，就“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天真地繼續賣弄：“我開始讀《莊子》了。”朱先生急了，對我爸說：“老潘，這個可不行啊！小小年紀，就讀這些，以后就廢了啊！”啊？我大吃一驚。我爸當面如何應承他老師的，我忘記了，但回家后他卻沒有對我嚴管嚴辦，繼續放任。果然，我后來的人生道路證明我是“廢了”，百無一用，從事的是“失敗者的事業” —— 寫作。

其實我癡迷于《紅樓夢》有時代的原因，不是我個人早早地有什么高品位，而是那個時候在閱讀方面沒有太多選擇，我一直以為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無奈，可是最近讀到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也是我的好友朱麗麗一個觀點，她認為：現在是一個信息具有飽脹感的時代，而人們的文化體力卻下降，有一個原因就是文化選擇上過分富足，反而會缺乏一種“匱乏感”，當選擇的可能性接近無限大時，選擇的難度就增加了，選擇的主動性降低了。所以，年輕人不是沒有高質量文化產品的訴求，而是他們的文化體力因為被各種各樣的原因干擾而降低了。

我覺 得 有 道理。我小時候，文化和閱讀資源是有匱乏感的，所以我很珍惜能讀到的書，包括我父親為我親手在文稿紙背面抄寫的古詩詞，還有后來他自己在看的、書店買不到的《紅樓夢》版本。現在想起來，“匱乏感”對心靈可能也有好的一面。

如果開始讀《紅樓夢》就算開始準備的話，已經四十多年了。

文化藝術報：您說，“我在這本書里埋藏著一個小小的野心。”是什么樣的野心？

潘向黎：就是作為寫作者徹底地任性一次。不寫作的人，往往以為作家在寫作的時候是完全自由的，想寫什么就寫什么，想怎么表達就怎么表達，其實怎么可能？非虛構的時候，會受所寫的題材的限制，事實的，歷史的，地理的；虛構的時候，作家需要隱在幕后，是不能跳到臺前的，隱在幕后也會受到看不見的制約，來自藝術創作規律的，情感的，審美的……有時候寫著寫著，筆下的人物不聽話了，按照他們的意志去行動了，對我而言也是出乎意料的，又悲又喜，結果就是，人物相對地可以任性，作家沒有辦法任性。如果作家還考慮到對世道人心可能會有的影響，那更是沒法任性。

但寫《人間紅樓》的時候，我想任性一次，或者說，如果我寫這本書還沒有徹底放任自己任性一次，可能我這輩子就都不會在寫作中任性了。

所以我是有話直說，不拐彎，就說自己想說的話，比如，大家都覺得《紅樓夢》中賈府的人物是一代不如一代，我在書中很直接地指出不是這樣，這其實是當時制度設計中的“題中應有之義”，封建王朝爵位確實是世襲的，但有制度約束：世襲要降等，一代代往下降。所以貴族世家會漸漸往下走，或者富而不貴，或只有頭銜和爵位，卻沒有實職，甚至成為平民。所以，賈府一代不如一代是很正常的，我甚至覺得賈寶玉“躺平”也未必不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再有，大家經常從職場成功學的角度考量，抬舉寶釵，貶低黛玉，覺得黛玉刻薄小性子，寶釵穩重大方；抬舉襲人，說她是勤懇忠心、容易合作的好員工，貶低晴雯，覺得晴雯不懂事，攤上這樣的同事怎么相處。說真的，我覺得這有點顛倒了高下和真偽，應該會讓曹雪芹“莫名驚詫”，我在書里直接說了：為了在現實里活得好，我們付出的審美和人格上的代價太多了。

出版人、評論家孫茜這樣認為：“譬如《梅邊消息》《古典的春水》這些作品更多呈現出潘向黎的世家氣息及古典學養，趨于理性、淡雅與平和；在《上海愛情浮世繪》《白水青菜》這樣的小說集里面，是對現代都市中復雜情感關系的徐徐展開，含蓄浪漫里又帶些蒼涼，作家身份明顯是隱匿的、情感是節制的；而在最新這部《人間紅樓》里，作家潘向黎的影子無處不在，她筆鋒狠辣、觀點犀利、愛憎分明，在一貫精致典雅的文風以外，甚至還使用了‘躺平’‘招黑體質’等這樣一些情緒值拉滿的流行詞匯。‘作家的任性’帶來的強代入感也讓本書閱讀過程變成一種知己間的對話關系，爽感十足。”

雖然是友情立場的偏愛，但她確實看出了這本書與我其他書的不同。我這番任性，就是要明確要犀利，不想討好誰，也不針對誰，只是一個讀了上百遍《紅樓夢》的人，對這部書的一番率性的解讀。

最任性的是，我在書中強調，《紅樓夢》的理想讀者一定是——摯愛有情人生、注重心靈自由、捍衛個體尊嚴與審美價值的人，我甚至說了這樣一句話：“一心只想‘有用’的人，只為‘有用’活著的人，不必來讀《紅樓夢》”。有的作家朋友戲稱：潘向黎這是在代曹雪芹下“逐客令”，夠任性的吧，哈哈。

文化藝術報：在《人間紅樓》這本新書前，您原本打算寫一部長篇小說，因為這部《人間紅樓》，新長篇被擱置了？

潘向黎：我確實因為《人間紅樓》推遲了寫長篇的準備。因為我寫長篇之前需要做很多功課，包括要去圖書館、實地采風、采訪等等。我本來是這樣想的，花幾年寫這個長篇，這個長篇寫完了我就退休了，那時再喝著茶，悠悠閑閑地寫《人間紅樓》。但后來我還是決定把《人間紅樓》挪到前面來了。有幾個原因，首先是我意識到寫《人間紅樓》也需要豐沛的感情。老了之后，我的感情可能不如現在豐富了。還有審美銳度可能也會有所鈍化。《人間紅樓》既然是我心里認定一定會寫的一部作品，它就必須具備不亞于長篇的重要性。其次，談《紅樓夢》的書出了很多，我也一直在看，有一些很欣賞，但也有一些看完不滿足，心里想：我覺得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大家各有各的道理；另一種就是他說的完全不對，讓我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作為一個多年的《紅樓夢》粉絲，我按捺不住，我有話要說。第三個原因，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的誠意打動了我。他們說：想出版這部作品有兩個理由，一是堅信潘向黎寫的會跟別人不一樣，二是因為他們所在地方是“金陵”，所以我其他的作品他們不爭，這部談《紅樓夢》的書是跟“金陵”密切相關的，他們代表“金陵”是志在必得的。從我這邊來說，我的博士是在南京大學讀的，師從南大名師丁帆先生，他的思想與人格對我都有影響，南京在我心目中有著特殊地位，所以“金陵”二字是密碼，輕輕說出來就打動了我。加上之前我的專欄也是在南京的《雨花》開的，我想那就出書也在南京吧。主意一定，也就專心寫完，不讓“金陵”久等。

說到小說和散文創作，我確實是兩邊都寫的。不過我寫的散文大部分不是那種日常化、抒情化的散文，經常是圍繞一個專題的，比如，茶文化，古詩詞，紅樓夢，這就需要一定的學術儲備，有點像一篇篇小論文，寫起來是不能隨便也不容易的。有一位評論家友善地提醒我，不要寫這類的散文，吃苦費勁還不討好，有點接近論文，不能有硬傷，要有自己的見識，但最后只能被歸于散文之列。我說歸于什么都無所謂，最苦的是不能有注解——寫論文是可以有注解的，但我的這類作品連注解都要消滅掉，要把它揉碎了，不露痕跡地融入行文里，還要保持文氣貫通，讓人讀起來感覺不出你的努力，這是有難度的。我之前的《茶可道》，和后來三本關于古詩詞的書《看詩不分明》《梅邊消息》《古典的春水》，一直到這本《人間紅樓》，都是這一類的。既然這樣“吃苦費勁不討好”，我為什么要寫這種專題隨筆？因為對寫作者而言，這里面有大量的樂趣，它會推動我去跟我喜歡的作品、我喜歡的古前賢去相處，讓我一次次在美好的境界里盤桓，這是我個人得到的最大回報。

同時，喜歡的讀者也很多。寫作者不可能只考慮自己，肯定還要考慮對社會、對他人做點什么，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我從事的，是一個可以命名為“美普”的工作。

科學是需要不斷普及的,但是審美、美感需不需要普及？也是非常需要的。我認為做“美普”，作家也許比其他行業更有優勢，因為我們更感性，可以更自由靈動地選擇情感爆點，可以用自己個性化的筆墨去寫，這樣普通讀者可能會更感興趣。學者的優勢在扎實研究上，而在“美普”方面，作家也大有可為。

文化藝術報：您以小說出名，短篇小說《白水青菜》獲得了魯迅文學獎，這些年，小說反而寫的少了，印象中就出了一本《上海愛情浮世繪》，是什么原因讓您停下了小說寫作？

潘向黎：2022年《上海愛情浮世繪》出版的時候，出版社用了一個詞叫“闊別十二年”。因為距離上一次的長篇《穿心蓮》就是隔了十二年，中間一個短篇都沒有。有的編年選的主編半開玩笑說，我們年年都找不到你的一篇小說，你也太過分了。我也很著急，但是我真寫不了，這不是我寫和不寫的問題，是我能和不能的問題。當時我在報社做編輯做得熱火朝天，越干越起勁。

我很喜歡文學編輯這份工作，這份工作讓我和很多這個時代有趣的靈魂打交道，適合我，也有成就感，也有樂趣。唯一的缺點就是我無法寫小說。很多人說那是因為工作太忙，但事實上也不是忙的問題，副刊沒那么忙，這不是時間性的問題，而是報社的編輯必須隨時面對變化，而我寫小說需要一個沉浸的氣場。就是我寫小說這段時間，我最好只吃飯、喝水、睡覺，做最基本的事情，然后就是寫小說，一旦有其他刺激，與文學無關的也好，與文學有關的也罷，整個氣場就被攪散了，那些小說的靈感就被吹散了。

曾經我是想，我可以等到退休再寫，但后來發現體力比我想象中下滑得要快。我突然意識到，再這樣下去我的小說可能不是暫停，而是休止符了。

澎湃記者羅昕曾說：“重新開始會比最初的開始更難，就像跑步突然停了一下，再起跑特別累。”確實是這樣，但你要是再不跑就真的是放棄了，此生放棄寫小說，你確定嗎？你確定嗎？連問了自己兩次，一個很懶的人突然就坐起來，說：不，不行。

當編輯，寫小說，我都喜歡，本來想兼得，人就是這樣，沒有人會輕易放棄一件有價值而且喜歡的事，但后來我知道必須做出選擇了。

《上海愛情浮世繪》里的所有小說，全部是我2020年5月做了專業作家以后才開始寫的。對我來說，小說需要一個沉浸的氣場，而我得到了這樣的機會，我很幸運。非常感謝師友們對我多年的期待、支持和鼓勵。

文化藝術報：作家李洱評價您的上海書寫：“上海是現當代小說中十分重要的書寫對象，但在一般的文學史敘述中，中國的農村小說相對發達，城市小說——尤其是以知識分子、市民和街道為核心的城市小說則相對落后。然而，潘向黎做到了這樣困難的寫作，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您出生在福建泉州，后來移居上海，您小說里的上海和王安憶金宇澄筆下的上海，有何不同？

潘向黎：李洱的這個評價太高了，當時是他請我去北大“小說家講堂”講一講，他主持，所以在北大教室里我親耳聽見李洱的這番話，又驚訝，又高興，又感動，又不好意思，一時間也不知道臉上流露的是什么表情。

都市文學不僅困難，而且在當代文學的歧視鏈處于最下端，這是公開的秘密，至于原因，我也不太清楚。

說到上海，我是12歲到上海的，又生活在大學城里面，曾經和市民生活有距離。記得大學里第一次到同學家，對那里的空中竹竿晾衣服、閣樓、老虎天窗、煤球爐和用“蟹八件”吃螃蟹等細節非常驚訝。后來讀研究生住到了淮海路，特別是后來工作了，才越來越融入上海的生活。

你提到的幾位作家，此外還有另外幾位上海作家，是真正的上海人，對他們而言，上海體驗上海氣息淪肌浹髓，寫上海優勢是很明顯的。作為新上海人，對上海的認知是一層一層加深的，感情也是，所以當然有明顯不如的地方。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寫，也未必“立于必敗之地”，一方面上海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城市，外來者因為到來的時代、年齡、方式、際遇不同，本身就有不同的體驗，這些都可以是寫作的來源。第二點，外來者有局限，也有優勢。打個比方，曹雪芹為什么通過林黛玉進賈府來寫榮寧二府的概況和主要人物的第一次亮相？因為林妹妹是外來的，她是緊張的、新奇的，特別敏感，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來觀察的，捕捉到的東西也不一樣，所以也會有她的角度、她的發現。

評論家曹霞認為：“潘向黎擅寫愛情，尤其是那種相知甚篤、綿密雋永的家常愛情，她也不避諱情感變質帶來的傷害，但更愿意捕捉都市罅隙里的那一抹溫潤與明麗，這種敘事辯證法讓她的小說具有很高的辨識度。潘向黎一直對現實保持著敏銳的關注，這讓她的小說具有強烈的在場感，《上海愛情浮世繪》的人物堪稱當代都市典型：公司職員、女編輯、女攝影師……她們的情感模式不一，但都流淌著上海愛情的精髓要義：在及物中抵達愛。毫無疑問，這樣的愛是結實的、誠懇的、有所附麗的。如此結論并不是要否定‘精神’或‘心靈’的重要性，而是說，上海愛情不務虛。……（中略）通過《上海愛情浮世繪》，潘向黎為上海寫下了一部溫暖豐沛的‘情感史’，在日常生活里重新定義了愛情的內涵與位置。從此，我們可以說，偌大的魔都是一個有情的都市，一個含納著普通人的愛情并使其情感與生命不斷走向遼闊的海洋。”

如果曹霞的看法不全是鼓勵的話，那么就太好了，這些話可以和李洱的看法相對映，或許可以幫助讀者理解我有關上海的寫作。

文化藝術報：《穿心蓮》是您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您似乎對寫作長篇小說沒有太大的興趣？

潘向黎：對，我只有這么一個長篇。寫作多年以來，小說我主要是寫短篇的。

我對長篇不但有興趣，而且很有興趣。但是，作為一個缺乏野心、不夠勤勉的人，我對長篇始終有點畏懼，長篇需要極大的心理能量和體力儲備，我總覺得需要很長時間去準備。這幾年我也確實有一個長篇的構想，但是還沒有開始。不過長篇的準備也許是個偽命題，等哪一天，我特別想寫，不寫就不得安生的時候，也許我就拼了，沒體力也變得有體力了。只能說，寫完《人間紅樓》，我在休息，我希望自己下一部作品是長篇。

如果下一部不是長篇，那也沒關系，說明寫其他作品的愿望更強烈，我希望寫作就像樹上長出葉子一樣自然，所以，不強求，不奢求，一切都順其自然吧。只要能寫作，我就是幸運的人，就會心存感激，對老天爺，對所有親友，對在同一時空生活著的很多很多人。大千世界，紛紜人間，像永不停息的風，才讓寫作者心里的幡一直在動。

文化藝術報：您的小說沒有激烈的情節沖突，輕盈，優雅，是您的敘事風格？

潘向黎：敘事風格這件事作者本人說不清楚吧。至于“沒有激烈的情節沖突”，確實是，我比較多地寫表面安靜之下的內心活動。原因可能和幾件事有關：從小讀古詩詞、《紅樓夢》所塑造的審美趣味，12歲起在上海這樣重規則而反戲劇性的城市生活，我個人身體不夠強壯，情感也比較纖細……這樣的人，可能“善感”，但就不太會去選擇高強度對抗的情節。這是不是就算“優雅”我不知道，也不是刻意要這樣，自然而然就這樣了。一個人是什么樣子，能寫出什么樣子的作品，我經常覺得都是宿命。

文化藝術報：《上海愛情浮世繪》里，您寫了九個愛情故事，從十九歲的校園初戀到近六十歲的父母愛情，很多作家不敢寫愛情，老舍先生就曾經說過：愛情的題材往往是兩類作家寫的，一類是九流作家，還有就是最好的作家。如何才能寫好愛情？

潘向黎：老舍先生這句話我聽過，但在寫的時候忘記了，如果我記得，也許就嚇得不敢寫了呢。

我覺得怎么寫愛情，首先決定于寫的人怎么看愛情，我認為愛情是兩個人對彼此有感覺，像兩顆沙子一樣奇跡地在沙漠里跳出來，互相辨認，覺得你是特殊的那一顆，我也是特殊的另一顆，兩顆沙子不愿再次失散在沙漠里，選擇了在一起。而不能說如果你沒房沒車，那你就不是我找的那顆沙子了。

當代的愛情不容易，不過其實也沒有哪個時代特別有利于愛情恣意生長的。都說古典的愛情很美，那也是一種想象，如果真的去想浪漫敘事背后的現實，你會發現就連林黛玉這樣的貴族女子都沒有選擇權。當然，現在有現在的不容易，年輕人生存壓力大，人際交往也比較淺。但現代社會，如果做到了衣食無憂，起碼你還是有很多選擇，比如你可以出門社交，可以上網聊天，可以留心各種各樣的興趣群……我感覺不能把“沒有愛情”的責任完全推給時代，因為這里還有很強的個人因素。比如你很懶，又愛面子，偶爾去談個戀愛也是為了一下子談到民政局，實現“婚姻直通車”，那咱們講的就不是一回事，對吧？

人活一輩子，其實不能決定自己的生，也大多不能決定自己的死，愛情應該是這個過程中間最大的自由，不爭取未免太可惜了。當然愛情能否實現也要看運氣，真心相待過，但后來走散了，也不能說就是失敗，因為愛情真實存在過，那也是一種美好。

文化藝術報：生活在上海，對一個小說家意味著什么？在上海這樣的都市，愛情是否已成奢望？

潘向黎：我總是說上海是“現實主義大本營”，上海是一座基礎體溫低的城市。它的好處是沒有那么多狗血的劇情，大家都比較克制、矜持，要個體面，很多人說上海小資、浪漫，我說不對，精致、有情調和浪漫不一定有關系，上海總體非常理性，它是一個不浪漫、不頹廢，也不戲劇性的地方。我在《添酒回燈重開宴》那篇最后寫到女人喝多了和丈夫發泄了一通，說他沒情調，每天都沒時間和她好好說話，這通發泄在這個大本營里已經相當例外了。結果有些男性讀者特別不喜歡這一篇，還說看完了很絕望。他們覺得小說里的丈夫已經很好了，妻子喝多了還開車來接你，有什么問題？

關于上海是否浪漫，我覺得是這樣的：上海經常有很浪漫的場景，男男女女打扮得漂漂亮亮，在一個個精致的地方，言行舉止高貴優雅。但如果把他們的內心活動端出來，那可就一點都不浪漫了。

我一個廣東朋友說過，在廣東，你很難說一男一女絕對不會發生故事，因為日久生情是可能的，瞬間質變也是可能的。但在上海，你可以確定很多男女一輩子都不會有故事，這是板上釘釘的事情。我覺得這話非常貼切。因為在上海，人所處的位置、生活里的格局，注定了有些人刺激也無用、撩撥也白搭。那種很單純的兩性吸引力，在上海是很難涌動的。比如有個姑娘今天穿得很漂亮，精心化了妝，這在一些男人那里會瞬間換算成“本季新款”和具體的價格，不覺得她有多美，只會覺得這個女人太“敗家”，不適合一起生活，于是沒戲。

這樣的城市，很多事情的動作幅度都不會大，但內心運轉精細而復雜。寫出上海人的心理，寫出上海生活的肌理，是難處，也是吸引人的地方。

當然上海有上海特有的溫情和講究。因為含蓄，不太好寫，但如果寫出來了也很有意味。比如我的小說《蘭亭惠》，就是寫家境殷實的中年夫妻顧新銘和汪雅君，因為兒子的移情別戀，而對差點成為兒媳婦的司馬笑鷗心懷歉疚，因此在高級的老粵菜館蘭亭惠請她吃飯，他們對司馬笑鷗的安慰不獨是語言上的，更是實實在在的，執意送給她一個老鳳祥金手鐲，名義是早就買給這個準兒媳的，感情上無法考慮轉送他人，實際是為了表達夫婦兩人的歉意特地買的，想的是孤身一人在上海的女孩子以后萬一有了難處可兌現交房租。這番顧念他人顏面又不動聲色為人著想的心思有著明顯的上海特征。評論家曹霞認為：“它所呈現的上海人在人情世故和婚姻生活上的考量最為縝密可感”，這句話給我帶來提振。

通過寫小說，我也更能理解每個人，理解上海，理解感情。雖然我會為年輕人對戀婚不積極而感到遺憾，但我也深知他們的難處，他們有他們的道理。回到我的小說，里面沒有特別高尚的人，也沒有特別討厭的人，我可以是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一切皆有可能。甚至包括《蘭亭惠》里那對夫妻的兒子，很多讀者覺得他太過分、自私，可能還有上海人對外地人的不正確的排斥，放棄了一個好女孩。其實，怎么說呢？他固然不是我筆下有光彩的一個人物，但是我可能對他也有一點共鳴，因為我以前也很討厭別人要我上進。至于他失去了一個好女孩，他不會白失去的，那個女孩也不會白談這一場戀愛，他們都會成長的，就連那對老夫妻最后不都意外重拾了對另一半的愛意嗎？在文明的幕布前，生活的每一幕都很有意思，每一幕都充滿了可能性。

文化藝術報：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好的作家，都需要哪些準備？

潘向黎：足夠的熱愛，一定的天賦，大量的閱讀，長期主義的心態，最好還有良好的身體和充足的體力。

文化藝術報：您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

潘向黎：日常比較宅。我在家里很待得住，喝茶，看書，寫作，有時候到了黃昏才想起來，下樓散個步。不過我需要和外界保持聯系，手機一直在手邊，經常看微信，也經常和朋友微信聊天。

線下，我很少社交，但并不孤單，因為經常可以“見見”杜甫、王維、韋應物、李商隱、蘇東坡、辛棄疾、張岱、曹雪芹……其實，別看外面車水馬龍，人性沒有變，文學沒有變，江河一直在流淌，日夜不息，我們都是和古人一起生活在當下的都市里的。

文化藝術報：對青年作者，您有話要說嗎？

潘向黎：現在的年輕人很厲害，我覺得可以向他們學很多東西，哪兒有什么經驗可以分享。

實在要說的話，就是：寫作這條路，愿我們都走得穩一些，遠一些，對自己越來越滿意。

文化藝術報全媒體記者 劉龍 趙命可

（本專欄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如果你喜歡本文，請分享到朋友圈

想要獲得更多信息，請關注我們

責 編 | 孫 夢

審 核 | 張建全

終 審 | 張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