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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需不足”一直是我國想解決的問題，從改開之初就開始關注，直到今天依舊是經濟工作的重點。

根據官方統計數據，當前我國家庭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為37%

這意味著國人一年創造的財富中，自己只消費了三分之一多，剩下接近三分之二的部分，都用于投資或出口。

而美國和日本家庭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分別為68%和56%，分別比我國高了31%和19%

至于我國最終消費（包括政府消費和家庭消費），占GDP的比重也就53%，剛剛超過一半。

隔壁吃不起肉的韓國，最終消費占GDP比重為67%，歐洲、日本最終消費也在70%以上，老美則高達80%以上！

按GDP總量來算，我國十多年前就是世界第二，且遠遠超過第三名。

如果按工業GDP來算，我國非但是世界第一，還超過“美、日、德”三國之和。

既然生產數據這么亮眼，為何內需卻一直不足呢？

因為許多人口袋里沒錢，需要進一步完善分配制度，可分配問題是個老大難。

若給底層分配，會讓生產成本大大提高，還會打擊中高階級積極性。

不給底層分配，他們的消費能力上不去，最終又解決不了生產過剩。

改善分配不僅是經濟資源的調配，也涉及權力的深度重構。

這種重構不但要突破經濟上的技術難題，還要化解政治上的結構性矛盾。

既要維持資本積累的動力，又要保障社會再生產的平衡；既要尊重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又要維護社會公平的底線。

這種平衡的微妙程度，堪比在高速行駛的汽車上更換發動機。

要做好有效分配改革，必須同步解決三個問題：

如何建立資本與勞動的共生關系，而非立零和博弈？

如何將社會政策，轉化為生產力要素而非變為成本？

如何構建開放流動的機會結構，而非固化階層格局？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資本回報率天然高于勞動回報率。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前幾年的樓市造富，一套房兩年內的升值速度，抵得上普通人兩輩子的工資。

現在樓市萎靡，曾經的“造富神話”破滅了，但在其他升值賽道，資本回報率依舊是吊打勞動回報率。

當然這也沒辦法：資本有相關門檻，勞動卻門檻很低，都能提供意味著競爭多，回報率自然就低。

但資本過度擠壓勞動分配份額時，就會破壞消費與生產的宏觀平衡。

居民消費率長期徘徊在40%以下，使得經濟增長不得不依賴投資和出口。

可能有胖友說，那提高勞動分配比例不就行了？

兄啊，這事難吶！

勞動回報率高了，就可能削弱資本積累速度，而且資本具有高度流動性，勞動力卻被國界所限制。

說白了，資本的統戰價值遠高于勞動，政府分配政策的空間，實際上被全球資本競爭所壓縮。

而且任何分配改革，肯定會面臨既得利益結構的剛性約束。

任何實質性的再分配，都意味著對現有利益格局的調整，這必然會被組織化程度更高的精英群體抵制。

某國基尼系數不斷升高的過程，恰與市場主體發育、利益集團形成的過程同步。

當房地產商、金融資本、平臺企業等新經濟主體，形成強大的游說能力時，旨在調節財富分配的相關政策，就面臨很大阻力。

更棘手的是，中間階層很難團結，往往成為分配矛盾的旁觀者。

他們看到底層的痛苦，但往往沒有同情之心，只是擔心底層動蕩威脅社會穩定；

他們羨慕高層的優越，時時刻刻盼著自己爬上去，十分警惕再分配侵蝕自身利益。

這種矛盾心理，使得分配改革難以形成穩固的政治聯盟，因此毛爺爺說他們是“小資產階級軟弱性”。

當前對貧困的歸因，往往被道德評判所遮蔽，沒法探討更深層度。

在普遍認知中，貧窮往往被視作個人能力或努力不足的結果，而非社會分配機制需要改進。

與此同時，對“企業家精神”的神圣化敘事，又使得調節過高收入的嘗試，被曲解為“打擊創新積極性”。

此外，現代經濟中價值創造的方式，已發生根本變化，傳統以工資和利潤為對象的分配調節，越來越難以捕捉真實財富流向。

互聯網平臺通過數據壟斷獲取的超額收益，金融資本通過資產泡沫實現的財富增值，知識產權帶來的持續性收益……

這些新出現的財富形態，都給傳統稅收工具和轉移支付帶來了挑戰。

當某直播網紅年收入可達數億元，而制造業工人月薪僅五六千元時，現有的個人所得稅累進稅率，就起不到太大的調節功能。

精英群體也不是傻子，他們會通過離岸架構、信托基金、交叉持股等方式，構建的財富保護機制，使得實質性再分配，面臨技術性失效。

改善分配是一個系統額漫長的工作，當前的一個設想，是建立勞資共決制、進行職業培訓雙元制。

我國要突破分配困境，需要將社會保障，轉化為人力資本投資，將消費升級轉化為產業升級動力。

要將“投資于物”，轉變為“投資于人”，形成“改善分配—更高素質的勞動者—更高質量的增長—更可持續的分配”的良性循環。

這種轉型當然不會一蹴而就，但必須朝這個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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