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有個詞，很多本地人聽起來會皺眉頭，但年紀稍大的都知道：“二奶村”。

這個詞一度在上世紀90年代末到2000年初，在深圳是公開的秘密。不少香港人掙錢養家在香港，卻在深圳花天酒地，還“順便”包了個女人，過起了“第二人生”。而這些女人，有的過得像太太，有的最終連個落腳點都沒留下。

一

深圳的皇崗村，下沙村，在上世紀90年代可不是現在這種光鮮亮麗的樣子。那時候還沒建起那么多寫字樓和高檔小區，更多的是民房、工地和雜亂的招牌燈。

那時，中港司機這個職業，在香港是妥妥的高薪。一個月幾萬港幣是常事，跑得勤的，一年能拿三四十萬港幣，換算成人民幣是將近四十萬。這在90年代的內地，尤其是剛開始打工潮的深圳，是個什么概念？普通工人每月幾百元。

這種差距讓一些年輕女孩覺得，港男的錢來得快、花得爽，而且看起來也不差——關鍵是他們愿意出錢讓你“過好日子”。

于是，“二奶村”成了現實。

很多女孩來自內地農村，像四川、湖南、貴州這些地兒。她們沒什么學歷，在廠里干著高強度的活，工資低得可憐。有人說：“與其在工廠累死累活拿四百，不如有人包吃包住還有零花錢。”

最典型的，就是“包二奶”這種交易，帶著點感情，也帶著點生意。

我認識一個叫小蕓的女人，她已經四十多歲了，現在在羅湖一家美容院打雜。我們是通過她的一個客人介紹認識的，閑聊之中，她慢慢說起了過去。

小蕓1997年來到深圳，那年她剛滿十八歲。她說自己長得一般，就是“臉干凈”。她在龍崗一家廠里打工，后來通過一個同鄉認識了一位香港人，是個貨柜車司機。

“他比我大十幾歲，但他愿意給我租房子，每個月還給我錢。”她說得平淡。

“你喜歡他嗎？”我問。

她笑了一下：“哪有什么喜歡不喜歡啊，他也不是壞人，反正那時候，我就是想換個生活。”

小蕓說，那時候她住在下沙村，租的是村里一棟樓里的一室一廳，每月房租400塊。男人一個月給她1500塊，加上日常買些吃的穿的，她不用再上班，每天就是在家做飯、等他來。

“有時候一個月就見一次。”她說。

“你不覺得孤單？”我問。

“習慣了，而且那會兒村里全是我們這種女人，大家都一個樣，誰也不比誰高貴。”

這些女人有時在陽臺聊天，有時晚上一起打麻將。她們知道彼此的身份，但很少聊感情，聊得最多的是“你那位下個月還來嗎？”、“有沒有打算給你買房？”

這種生活，說不上是愛情，但卻是一種“社會合謀”的結果。

有人說，這種“二奶經濟”是香港當時制度與內地發展不均衡下的副產品。也有人說，這是人性使然——“誰不想輕松過日子？”

可現實是，很多女孩一開始確實被錢吸引，后來卻陷進了泥潭。

2002年，有個叫小玲的女孩，那時候只有21歲。她從江西來到深圳，在布吉一家服裝廠上班，一天工作12小時，手指頭被針扎破無數次。

她說，廠里有個女生突然不干了，幾天后換了新手機、新衣服，還搬出了宿舍。她才知道，那個女生被港人包了。

很快，她也認識了一個自稱做“進口生意”的港男，對方四十多歲，常來深圳進貨。他對她噓寒問暖，一次請她吃了頓比薩餅，她覺得是人生第一次“被重視”。

她也被包了，搬進了皇崗村一套房子。沒多久，她懷孕了。

對方告訴她：“你要是生個兒子，給你30萬；生個女兒，8萬。孩子要給我老婆帶，咱倆不能再見。”

小玲懵了，但也清楚現實——她根本沒有反抗的底氣。那年，她產下一個女兒，孩子剛出生沒幾天就被接走了。

“我看都沒看清她臉。”她跟我說這話時，眼眶是紅的。

“你后悔嗎？”

她點點頭，“可也怪自己貪心。可誰又不是為了生活呢？”

2000年以后，香港經濟開始轉型，不少中港司機、中小老板的收入下降。他們對二奶的“投入”也越來越“精打細算”。

原來是租房、送家電，還偶爾給二奶的家人寄點錢。后來變成了“半月制”、“日結制”，甚至是“陪吃陪睡的雙料保姆”，一天600塊，全包。

“以前一租一年，現在只住一晚。”這是當時深圳二奶圈里流行的話。

有個女人告訴我，她被同一個男人“短期包養”過四次。每次都以“試試合不合適”開始，以“我最近經濟不好”結束。

“他們也不愿負責了。”她說。

感情變得很廉價，像是可替換的商品。

而“二奶村”的房東們，過去靠這些女人租房，靠香港人送錢，房子都住滿了。可到2010年后，房子開始空著，租金越來越低。

到了后來，很多房東干脆賣房，搬去關內或外地養老。

有一個細節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皇崗村，曾經有超過5萬人在高峰期以“二奶”或相關身份在這里生活。這個0.5平方公里的小村子，連香港的記者都來報道，說它是“男人的天堂”。

可這片“天堂”現在呢？已經拆得差不多了。過去的那些小巷子、陽臺、麻將館，統通變成了工地。

政府不是沒整治過，可“二奶村”的衰退，不是靠打壓來的，是經濟規律使它自我淘汰的。

皇崗村如今已轉型為福田CBD后花園，下沙村也納入舊改計劃，擬拆除重建53756平方米。

當深圳發展起來，女孩子們發現，在這里打工也能買房、也能開公司、也能掙錢養自己時，就不需要靠“被包養”來獲得生活了。

她們不再是等待“被挑選”的人。

當然，我們不能一刀切地說，這些“二奶”都后悔或都凄慘。有人確實借此翻身，有人最終與包養她的人結婚，有人拿到一筆啟動資金開了小店。

但更多的，是像小蕓、小玲這樣的——老了、孤獨、沒子女、沒存款，人生像斷了線的風箏。

她們不愿跟別人提過去，也不想多說。因為她們知道，那段日子，并不光彩，也不值得炫耀。

她們也曾想過努力生活，可現實太難了。一個月400塊的工資，住六人間的宿舍，吃咸菜泡飯，誰能說她們的選擇完全是錯的？

如今的深圳，是高科技之都，是金融重鎮。你在南山、福田走一圈，滿眼都是創新公司、創業青年，很難再想起這里曾有“二奶村”存在過。

但那些故事，卻是深圳成長史的一部分，是改革開放中被掩蓋的一角。

至于這些被包養的女人，她們后來怎樣了？

她們大多回到普通生活中，繼續努力、忍耐、掙扎。

她們用自己的青春，給我們留下一個提醒：捷徑，也許走得快，但終究要為走過的每一步，付出代價。

參考資料：

涂俏.《苦婚》. 中信出版社

《深圳“二奶村”興衰記》，騰訊新聞《谷雨實驗室》專題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研究資料《跨境婚姻與非正式伴侶關系研究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