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發布了《妙齡女子女扮男裝，早年追隨毛主席左右，大革命失敗后，流落海外》一文到“覃仕勇說史”上，文中講到：1918年春，皖系軍閥頭目張敬堯帶領部隊進入了長沙城，他的弟弟張敬湯部進駐湖南第一師范，在校園里駐扎了一個旅的兵力。學校宣布停課，教師紛紛自找出路，學生無奈離校。

毛主席的恩師楊昌濟在此背景下，接受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邀請，出任了北京大學倫理學教授。

蔡元培、吳玉章、李石曾等人在北京組織有留學儉學會，楊昌濟于是寫信給毛主席，詳細推介華法教育會和留法勤工儉學會事項。

毛主席和蔡和森、張昆弟等人發起的新民學會因此把活動中心轉移到了北京。

毛主席于1918年8月15日，率領羅學瓚、張昆弟、蕭子升、蕭子暲等一大批新民學會骨干啟程赴京。

這里，詳細說一下楊昌濟其人。

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大學者。

他是湖南省長沙縣清泰鄉隱儲山下板倉沖下屋人，別號“板倉楊”，他的高祖父、曾祖父都是科考精英，是朝廷的“太學生”，祖父楊萬英則是一個“邑庠生”，父親楊書祥為“例貢生”。

他本人在18歲里參加長沙縣學試，一舉考上“邑庠生”。

在岳麓書院讀書期間，他曾積極參加了譚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組織的維新改良活動。

陳天華、劉揆一、李儻、石醉六等歷史名人，都是他在日本留學時候的同學。他還到過英國、德國、瑞士等國留學和考察。

1913年，云游世界歸來，他立志于教育救國，謝絕了湖南都督譚延闿聘請他為湖南省教育司長的美意，進入湖南高等師范學校任教。

他在自己的房門貼出一幅對聯，自明心志：

自避桃園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長天。

即，他要做歷史上神秘莫測的名師“鬼谷子”那樣的人，不再過問世事，只醉心于栽培撐天“大木”來濟世安民。

楊昌濟的從教生涯并不長，從1913年涉足教壇到1920年病故，時間才區區七年，但是，門下高足卻是濟濟一堂，后來都成為了影響時局風云的一時英杰，其中的毛主席，更是領袖群倫，開天辟地，建立了新中國。

從這一點上說，楊昌濟的“欲栽大木拄長天”的愿望，確確實實是實現了。

但是，楊昌濟在離世前，他最為滿意的弟子，并不是毛主席，而是另有其人。

他初到京師，和蔡元培、章士釗等人談起在湖南的弟子，非常自豪地說出了三個人的名字：排第一的，是蕭子升；排第二的，是蔡和森；排第三的，才是毛主席。

從嚴格意義上說，蕭子升只是毛主席的校友，而非同學。

毛主席的父親毛順生不支持兒子讀書，老覃在前面發布的《毛主席兒時闖禍，離家出走，遇鄉村無賴，巧解“百家姓”，輕松脫困》一文中說了，毛主席9歲才進入私塾讀書，僅僅讀了四年，便被父親勒令輟學回家務農、娶妻、到糧店當學徒了。

在另一篇題為《毛主席少年時“盜用”兩詩，不但騙過老師，也騙過了無數學者專家》 文章中講到，到了1910年，已經17歲的毛主席，在表哥文運昌、八舅父文玉欽、老師毛麓鐘、堂兄毛宇居等人的幫助下，幾經周折，才爭取到了去湘鄉的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的機會，和蕭子升的弟弟蕭三做了同學。

毛主席之后到長沙駐省湘鄉中學讀書，到湖南新軍參軍，之后在定王臺自學，考湖南第一高等中學，兜兜轉轉，到了1915年才進了湖南第四師范學校。

而在1915年這一年，湖南第四師范學校尚未與湖南第一師范學校合并，蕭子升卻已經從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畢業，進入了楚怡學校教書。

楊昌濟在1913年秋應第一師范之邀，兼任該校修身課和心理課，從這一點上說，楊昌濟認識蕭子升在前，認識毛主席在后，而認識蔡和森即在二者之間。

也就是說，楊昌濟對三位愛徒排名，給人的感覺，似乎是以認識時間先后順序來排的。

但還真不是。

蕭子升晚年寫過《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里面寫了這么一件事：某天晚上，他和毛主席及幾個其他同學去老師楊昌濟家拜訪。飯后，老師請同學們全部回去，唯獨留下一個同學進行了深談。后來，他私下問向那個同學打聽老師的談話內容。那同學的回答是：“老師想把女兒楊開慧嫁給你，向我問了相關看法。”

由此可見，在楊昌濟內心深處，確確實實是把蕭子升視為最得意的弟子的。

但蕭子升后來的表現卻讓人大失所望。

老覃在大前天發布的《毛主席早年到何叔衡家，何父竊喜：我兒追隨此人，定有出頭之日也》一文中說了，毛主席和蕭子升的私交非常好，1917年，他們還結伴舉行了一個為時兩個月的窮游。

但蕭子升畢竟是富家子弟出身，赴法勤工儉學后，又深受伯恩斯坦、 考茨基修正主義思想的影響，認為改良主義可以救國救民，致力于以教育為主。

這，就與毛主席信仰的馬克思主義和所奉行的革命思想格格不入了。

這就注定了他們最終的分道揚鑣。

蕭子升在1924年投入了國民黨陣營，之后一直追隨蔣介石。

蔣介石敗亡逃臺，蕭子升跟著去了臺灣。

1952年，國際圖書館館址遷往烏拉圭，他隨同移居，1976年11月客死烏拉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