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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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摘要：關于“敦煌”一名的含義，學界給出了多種解釋，或漢語，或藏語，或羌語，或吐火羅語，眾說紛紜，長期為學界公案。綜觀西漢武帝設立河西四郡前著于史冊的五個早期地名——合黎山、黑水、祁連山、焉支山、敦煌，其中四個大體可以確定都屬于突厥語，即合黎=Qara，意為“高”，合黎山意為“高山”，黑水=QaraSu，意為“清亮的水”，祁連=T?ngri，意為“天”，焉支（胭脂）=y?ngg?，意為“嫂子”，同于匈奴單于夫人“閼氏”和今天維吾爾語嫂子y?ngg?。從史書遺留的當?shù)孛褡宓脑~匯看，先后生活于敦煌一帶的月氏、烏孫、匈奴所操的語言皆為突厥語。說明彼時河西為突厥語分布區(qū)，從大概率講，“敦煌”之名亦應為突厥語。突厥語中有tawuz一詞，意為“瓜”或“西瓜”，敦煌古以產(chǎn)瓜聞名，在相當長時間被稱作瓜州。將敦煌解釋為突厥語tawuz的音譯，或許更接近敦煌地名起源之真義。敦煌原為區(qū)域名稱，以產(chǎn)瓜聞名，后因作為敦煌郡治而特指敦煌綠洲。

關鍵詞：月氏；匈奴；吐火羅語；突厥語；瓜

關于“敦煌”一名的含義，東漢應劭在《漢書·地理志》注中說：“敦，大也。煌，盛也。”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圖志》中更是明言：“敦，大也，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顯然，這都是單純地從字面上解釋敦煌的含義。如所周知，敦煌這個名字在張騫出使西域前就已存在，彼時當?shù)厣袩o漢人，何來漢語地名呢？再說，“敦煌”一名在歷史文獻中又寫作“燉煌”“焞煌”“燉煌”甚或“敦薨”，與漢語地名的命名習慣殊異。一般而言，漢語地名都是具有特定含義的，不可隨意用同音字替代，而非漢語地名則不同，其名多出自音譯，故用同音字替代現(xiàn)象多見。如吉林省的敦化，意取《禮記·中庸》“大德敦化”。如果像敦煌那樣將“敦”字改為“燉”，其地名豈不成了“燉而化之”之意嗎？從敦煌取名用字的不統(tǒng)一，抑或可窺見“敦煌”一名非漢語歟。

那么，敦煌一名到底為何意呢？學界曾提出多種說法，一者認為“敦煌”是“吐火羅”的音譯，二者認為是“桃花石”的音譯，三者認為來自羌語，四者認為來自伊朗語，五者認為來自月氏語，六者認為來自突厥語。說法不一而足。敦煌一名的來源，對于探討敦煌的歷史文化又具有重要意義，這里擬從早期河西突厥語地名、早期河西突厥語部族和敦煌名稱之由來三個方面進行論述，冀以探明“敦煌”一名的來源與含義。

一、河西早期地名多為古突厥語說

我國古代北方地區(qū)存在著一種語言——原始突厥語，從現(xiàn)存語素判斷，時代最早者當首推匈奴語。此外，游牧于蒙古高原的丁零人也很有可能操的是原始突厥語。后來經(jīng)過逐步發(fā)展，至北周、隋唐時代形成了完善的突厥語，并涌現(xiàn)出豐富的古代突厥語文獻。著名的鄂爾渾碑銘，如《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暾欲谷碑》等就是用盧尼文字母拼寫的早期突厥語文獻。古突厥語后來進一步分裂，形成回鶻語、哈薩克語、柯爾克孜語、烏茲別克語等，統(tǒng)稱突厥語族。該語族在我國的分布范圍從新疆、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黑龍江流域，這在古今地名中都有反映。

這里先從敦煌所在的河西走廊古代地名說起。在河西四郡建立之前，見于史冊的河西地名甚少，《尚書·禹貢》中所見合黎、黑水、弱水、三危、豬野、流沙等，當有一定數(shù)量即分布于河西。這些地名有的地望無法確定，如三危、豬野、流沙，有的明顯為漢語，如弱水，這里皆不予討論。綜觀《禹貢》《史記》《漢書》的記載，時代較早而名著于史的河西地名有五，分別為河西走廊北緣的合黎山、黑水，走廊南緣的祁連山、焉支山，以及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

河西走廊北側(cè)有山名“合黎”，此名最早見于《禹貢》，古代史志與民間俗稱“黑山”。山下有水名“黑水”（同見于《禹貢》，以其水量小而又名“弱水”），而俗喚“合黎水”。“合黎”與“黑”互匹，顯而易見，“合黎”乃古突厥語詞匯，意為“黑”，為“喀喇”之音轉(zhuǎn)。這一點，早由近人陶保廉（1862—1938）于光緒間著《辛卯侍行記》考證明確，認為“合黎、皋蘭、賀蘭、阿拉四名一地，實即胡語所謂哈喇也”，霍去病作戰(zhàn)的皋蘭山即今之張掖市北境的合黎山。近期，汪受寬經(jīng)過系統(tǒng)論證，確認霍去病所征皋蘭山即今張掖合黎山，與今蘭州市南的皋蘭山無關。

《禹貢》乃先秦文獻，而“突厥”之名見于史冊始自542年，茲將“合黎”與突厥語族的“喀喇”劃等號，時代上豈不自相矛盾？實則非也，“突厥語族”只是當代語言學家為表示與突厥語有親緣關系的一組語言而創(chuàng)造的集合名詞。突厥語族語言簡稱為“突厥語”，其內(nèi)涵有廣狹之分。依張鐵山《突厥語族文獻學》，“狹義的‘突厥語’指公元6—8世紀游牧于漠北高原的突厥汗國的語言，即古代突厥碑銘文獻語言；廣義的‘突厥語’是指在語言發(fā)生學上具有親緣關系的古代突厥碑銘語言及其后來各期文獻語言、現(xiàn)代幾十種活語言或方言”。在“突厥”一名出現(xiàn)以前，其語言就早已存在，稱原始突厥語，操這種語言者，可稱作原突厥人。商周、秦漢直到魏晉一直游牧于蒙古草原、阿爾泰山及西伯利亞貝加爾湖一帶的丁零人（今維吾爾族、裕固族的遠祖）操的就是這種語言。早在公元前2世紀張騫出使西域時，今新疆南部地區(qū)即已存在以原始突厥語命名的小王國，如溫宿（《唐書》稱“于祝”，今譯“烏什”，為u?之音譯，突厥語意為“末尾”）、疏勒（當為突厥稱suluk“水”的音譯）、姑墨（當為突厥語qum“沙”之音譯）。敦煌懸泉漢簡Ⅱ90DXT0213③∶6+T0214③∶83有載：“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大守千秋、庫令賀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守府卒人：安遠侯遣比胥楗罷軍候丞趙千秋上書，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貴人十人、從者六十四人。獻馬二匹、橐他十匹。私馬九匹、驢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門關，已閱（名）籍、畜財、財物。”其中的“比胥楗”即為突厥語Be?（五）+波斯語kent（城）構(gòu)成的。

即使遠在東北的黑龍江，其實也是突厥語“喀喇（Qara）江”的音轉(zhuǎn)，意為“大江”。突厥語的稱謂后為達斡爾族所沿襲，稱黑龍江為Har muru，因h音弱化而讀作阿木魯。今俄羅斯人稱黑龍江為阿穆爾（Amur），顯系達斡爾語Har muru之轉(zhuǎn)借。推而論之，《禹貢》中的“黑水”，當與“黑龍江”之名一樣，都來自古代突厥語，皆為Qara之音譯。

以喀喇（Qara）為名的河流，不僅不表示水黑，其意正好相反，表示的是“清亮的水”。喀喇（Qara）一詞在蒙古語中有借用，作為液體時，一般具有“清亮”“純凈”之意，如白酒稱hara arhi，不能譯作“黑酒”，白開水為haraus，不能譯為“黑水”。以此類推，則合黎山必為突厥語喀喇山（Qara Taγ）之異寫也，意為“高山”；黑水必為突厥語喀喇水（Qara Su）之異寫也，意為“清亮的水”。

祁連山呢，其中的“祁連”為突厥語T?ngri的音譯，其義為“天”，與今天新疆的天山其實是一個意思，庶幾可謂當前比較一致的意見。當然，學界對祁連山的名與義也有不同解釋，但與突厥語說相比，其他解釋皆存在語言學或歷史背景等方面的抵牾現(xiàn)象。如有人將“祁連”解釋作漢語“天”的急讀。彼時匈奴有自己的語言，何以不用，而偏偏采用并不熟悉、甚至作為敵對勢力的漢人語言來為自己所崇拜的圣山取名呢？實在難以令人取信。還有人依《漢書·匈奴傳》中出現(xiàn)的“匈奴謂天為‘撐犁’”之語而將祁連與吐火羅語kilyom（o）（意為“圣天”）相聯(lián)系。天山、祁連山，古來有之，在突厥語文獻中一直寫作t?ngri，沒有哪個文獻寫作kilyom（o），再說，興起于蒙古高原的匈奴人，竟用來自印歐語系伊朗語族的語言為自己所崇拜的圣山取名，似乎不合常理。北方阿爾泰游牧民族薩滿教習俗，逐水草而居，走到哪里都會依山傍水駐牧，都會形成當時當?shù)氐摹疤焐健裆健ド健薄Ｐ倥怂Q之天山有多處，非限于一地，漢代史籍欲令人清楚明了不同天山地望之所在，新疆者以義稱之，河西者以音稱之。

至于焉支（胭脂）山，最早見于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攻伐河西之時。《史記·匈奴列傳》載：“其明年（元狩二年，前121）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余里，擊匈奴，得胡首虜萬八千余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同樣的記載也見于《漢書·匈奴列傳》，惟將焉支山改寫作“焉耆山”。《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愍惜乃如此’。”從匈奴民歌可以看出，焉支山是與祁連山連為一體的，乃祁連山支脈大黃山是也。尤有進者，《史記·匈奴列傳》謂匈奴“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上郡位處今陜北西部與甘肅交界地帶，言其與月氏、氐、羌相接，言通義順。

韓中義近期撰文對“閼氏”一詞有如下論述：匈奴單于之夫人則被稱做“閼氏”。閼氏一詞最早出在《史記》：“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后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東晉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匈奴名妻曰‘閼支’，言其可愛如胭脂也。”維吾爾語稱嫂子為“y?ngg?”，俗譯“羊缸子”，音近匈奴語“閼氏”，而且所指代的都為“妻子”之意。撒拉語中稱“新”為“J（y）anna”；“嫂子”為“J（y）anggu”，音譯“艷姑”。哈薩克語嫂子為“Jengge”；大嫂為“Jenggey”。土耳其語中新為“Yeni”；嫂子為“Yenge”，其狀與今天維吾爾語的情況幾無二致。

最早訓釋“閼氏”音義的唐司馬貞所撰《史記索隱》，在《史記·匈奴列傳》下稱“閼氏”讀音“曷氏”。白鳥庫吉據(jù)之擬音閼氏為hat?i，進而推定可敦（Khatun）為“閼氏”的音訛。司馬貞說為孤例，而且距離漢代相去時代較遠，難以遵從。寶音德力根認為：漢武帝讓畫工畫金日?母遺像，署曰“休屠王閼支”，王充《論衡》記同一事，卻作“休屠王焉提”。錢大昕早已指出“閼氏”讀“焉提”。個人得出結(jié)論，“閼氏”的讀音當為irdi，即《遼史·國語解》中的大臣夫人“夷離的”。irdi這個詞，源自古伊朗語irdi——王室女人。詞根ir，即突厥官號“伊利”，意為“大人”。男性用時叫irgen，對應于“俟斤”“夷離堇”。

二說迥然有別，那么當以何者為是呢？唐初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顏師古注《漢書·匈奴傳》曰：“閼氏，匈奴皇后號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無獨有偶，唐代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亦言：“閼，于連反，又音燕。氏音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漢語大詞典》依《廣韻》“閼”“于歌切”而注音“閼”為yè。復觀吐魯番出土編號為TM225的回鶻文契約第6—8行中有y?ngg?一詞：

bu ? au-n? oxul tigin y?ngg? miz-k? yaz küz kim k?ls?r t?gürüp birürbiz t?gürüp.

我們將在夏秋季有人來時送達奧胡·勒的斤嫂子。

維吾爾語徑稱嫂子為“y?ngg?”，與黠戛斯語之“yang?i”接近，與“閼氏”的發(fā)音亦有一致之處。以理度之，“焉支”“胭脂”與“閼氏”一樣，皆為古突厥—回鶻語“yang?i”之音譯也。果若是，則焉支山應為原始突厥語地名無疑。當然，閼氏為“irdi”音譯的可能性也無法排除，其音與“yang?i”有相通之處，二者的不同乃音變所致，也并非沒有可能。有論者稱作為山名的“燕支”與“閼氏”之名號原本在語義上沒有什么聯(lián)系，恐未妥。

二、早期河西部族多屬古突厥種

大月氏來自敦煌祁連間，史有明載。考古學研究也證明，河西地區(qū)考古學文化以齊家文化為界，大致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以農(nóng)為主兼事牧業(yè)，后期則以牧為主，兼事農(nóng)業(yè)。而且，河西走廊東西部地區(qū)的文化序列也由此而產(chǎn)生差異，西部形成四壩文化、騸馬文化，東部則為沙井文化，以其分布地域、生業(yè)特點、文化存續(xù)時間與過程等，可以推定，騸馬文化為烏孫的遺存，沙井文化則為月氏的遺存。最可關注的一點是，不管是騸馬文化還是沙井文化，都與其前的文化找不到繼承關系，也與其后的文化找不到關聯(lián)。這些因素說明，二者都屬于外來文化，其居民都由外地遷來，后來又全部遷出，這一現(xiàn)象與河西烏孫、月氏之西遷中亞何其似也。若將“敦煌、祁連間”置于新疆博格達山一帶，那里的考古學文化是否也有如同河西考古學所體現(xiàn)出的民族遷徙特征？不得而知。

將月氏與原突厥相聯(lián)系，始于德國學者夏德（F.Hirth），他最先論證貴霜翖侯源于大月氏，他在研究突厥盧尼文碑銘《暾欲谷碑》時，將其中的突厥語Yabγu（葉護）與貴霜帝國之Yavuga（翖侯）相比。

貴霜帝國由貴霜翖侯發(fā)展而來的，《漢書·西域傳》載：

大月氏國······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二曰雙靡翖侯······三曰貴霜翖侯······四曰肸頓翖侯······五曰高附翖侯······凡五翖侯，皆屬大月氏。

揆諸這一記載，貴霜帝國源自大月氏是很明確的。近期有學者指史書記載有誤，認為貴霜帝國應由大夏人所建。然觀張騫筆下的大夏國，其城郭和希臘城邦非常相似。此外，巴克特里亞文字來自于希臘文字母，大月氏仿造的錢幣也是希臘風格的，應是對大夏國錢幣的直接繼承，巴米揚等地的佛教藝術明顯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盡管后面幾種情況都是公元1世紀至2世紀才見記載的，且證據(jù)也有所不足，但畢竟尚有蛛絲馬跡可尋，故而筆者寧愿將大夏視作希臘后裔或希臘化人群所建，無法信從目前國內(nèi)學術界比較流行的說法，將其與吐火羅劃等號。持論者又將吐火羅與大月氏劃等號，質(zhì)言之，月氏=吐火羅=大夏，果如是，《史記》《漢書》所謂月氏“西擊大夏而臣之”之載又當何解？況且，大夏是吐火羅的觀點沒辦法解釋張騫筆下的大夏完全不是游牧狀態(tài)的問題，故而只能推測吐火羅接受了農(nóng)耕生業(yè)方式，但自吐火羅人進入大夏到月氏到來僅有十來年時間，生業(yè)方式轉(zhuǎn)變似乎沒有這么快的。在懸泉置遺址出土簡牘中，V92DXT1210③：132言：“使大月氏副右將軍史柏圣忠，將大月氏雙靡翖侯使者萬若、山副使蘇贛皆奉獻言事，詣在所，以令為駕一乘傳。永光元年四月壬寅朔壬寅，敦煌大守千秋、長史章、倉長光兼行丞事，謂敦煌以次為駕，當傳舍，如律令。四月丙午過東。”II90DXT0216②：702載：“□□□遣守候李□送自來大月氏休密翖侯。□□□國貴人□□國貴人□□□□□□彌勒彌□······建昭二年三月癸巳朔辛丑，敦煌大守疆、長史□□□□□□烏孫國客皆奉獻詣。”以上二簡牘分別為漢元帝永光元年（前43）和建昭二年（前37），其中明言“大月氏雙靡翖侯”“大月氏休密翖侯”，大月氏有五翖侯，這里居其二，貴霜帝國為大月氏所建，昭昭明矣，有何疑哉？貴霜帝國為大月氏人所建，通過阿富汗黃金之丘（Tillya Tepe）大月氏墓與蒙古國諾顏烏拉（Noyon Uul）匈奴墓中出土的大月氏靴扣與貴霜帝國王室成員所佩戴的靴扣的對比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二者幾乎完全一致，不管在造型上還是佩戴方法上，都可以看到二者之間的一脈相承特點，再將之與帕提亞、薩珊等風格的靴扣進行比較，也可以看出大月氏與貴霜靴扣獨成體系。這一發(fā)現(xiàn)，庶幾可為貴霜王朝建立者起源于大月氏之說提供佐證。

大月氏有五翖侯。翖侯者，乃Yavuga之音譯也，已為國際學術界一致公認。一種意見認為該詞相當于早期于闐塞語中的Zauva，但Yavuga與Zauva二者間差距甚大，基本被否認，今天學界的意見一致認為Yavuga當來自突厥語的Yabγu（葉護）。尤有進者，貴霜王朝建立者KujulaKadphises（丘就卻）之名號中的Kujula，顯然來自突厥語Gujlu，意為“強壯”。由此看來，大月氏所操語言亦應為突厥語。抑或正因為大月氏操突厥語這一因素，12世紀成書的《克什米爾王記》言稱貴霜帝國的三王，即、和迦膩色伽（）分別以自己的名字為名建立了三座城市，其的王還在自己建立的城市內(nèi)修建了寺院。“這些王都非常慈悲，盡管其祖先來自突厥種”。這一記載恰好又與后世統(tǒng)治犍陀羅地區(qū)的突厥王自稱為貴霜帝國第四代君主迦膩色伽之后代的情況相一致。另外，收于藏文《丹珠爾》中的《于闐國授記》中還記載：尉遲訖帝（與迦膩色迦同時代）時，于闐被突厥（dru gu）阿木囊屬（a mo no shod）入侵。此處的“突厥”似應指迦膩色迦時代的貴霜帝國。這些足以說明，大月氏當為原突厥人。

至于烏孫，史書留下的語言材料僅有“翖侯”而已。《漢書·張騫傳》：“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翖侯抱亡置草中。”顏師古注：“翖侯，烏孫大臣官號，其數(shù)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前言大月氏翖侯為突厥語，果如是，則可為烏孫操突厥語之一例證。尤有進者，學術界一般將烏孫視作哈薩克族的祖先，今天的哈薩克使用的是突厥語，結(jié)合當時河西走廊突厥語分布的情況，抑或可以推測烏孫語言亦應為突厥語。

烏孫、月氏相繼西遷后，河西走廊的主人便由匈奴取而代之。至于匈奴所使用的語言，學界爭議不小，但比較趨同的意見還是認為應屬于突厥語，如法國學者雷慕沙（Abel Remusat）、克拉普羅特（M.H.Klaproth）、日本學者白鳥庫吉、芬蘭學者蘭司鐵G.J.Ramstedt）、德國學者葛瑪麗（A.von Gabain）、普里查克（O.Pritsak）等人，尤其是近期丹麥學者Peter de Barros Damgaard團隊的最新研究顯示，匈奴語是突厥語族中最早的一種語言。《魏書·高車傳》載：“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北史·高車傳》亦謂：“高車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說明高車語與匈奴語大同小異。高車為丁零、敕勒、鐵勒之異稱，乃今天維吾爾族的遠祖。若《魏書》《北史》所言非虛，稱匈奴語為原始突厥語之一種，當無大誤。

除上文所論“閼氏”為突厥語“夫人”外，匈奴中可能亦有翖侯之職官稱謂。《史記》載：“趙信者，故胡（匈奴）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只是這里的翖侯，不能明了為匈奴官制還是漢朝依月氏、烏孫之制而封贈。不論。冒頓單于之名一般被認同為北朝隋唐出現(xiàn)的突厥語“莫賀咄（baγatur）”，意為“英雄”，常用作部落首領之稱號。頭曼，為突厥語“tüm?n”之音譯，意為“萬”。單于稱號為“撐梨孤涂”，《漢書·匈奴傳》：“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涂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涂’，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其中的“撐犁”為突厥語t?ngri當無可疑，然“孤涂”不好解釋。觀唐代回鶻可汗稱號多有“t?ngrid? qut”之謂，如移地健稱號為Ai t?ngrid? qut bulm?? ?rd?min il tutm?? alp qutluγ kü-lüg bilg? qaγan，骨咄祿稱號為Ai t?ngrid? qut bulm?? külüg bilg? qaγan。故而筆者推想，這里的“孤涂”是否應為突厥語“qut”之音譯呢？若然，則“撐梨孤涂”即應為有突厥語“t?ngrid? qut”之對音，其意為“天立幸運”之意，豈不正合乎《漢書》所謂“撐犁孤涂”乃“天之子”之本意乎？

依照名從主人的原則，如果早期河西的居民為突厥語民族，那么“敦煌”一名就應該來自突厥語而非其他語言。

三、“敦煌”得名于原始突厥語說

關于敦煌地名之來源，學界眾說紛紜。第一種說法將“敦煌”是“吐火羅”比對，然而，吐火羅分布區(qū)域在天山南麓，故其前提必須是敦煌、祁連山、焉支山都位處東天山地區(qū)。于是，地名大搬家，推定敦煌、祁連山、焉支山不在河西走廊而在新疆博格達山一帶。此說缺乏證據(jù)，筆者擬另文探討，茲不復贅。第二種說法認為“敦煌”為“桃花石”的音譯，而“桃花石”為突厥語tavγa?的音譯，來源于“拓跋”。據(jù)《魏書·序紀》，鮮卑拓跋部的歷史序幕是從西漢后期的拓跋毛開始的，而拓跋部的崛起，則始于漢末至晉初時期鮮卑索頭部首領拓跋力微（174—277），故而力微被奉為鮮卑拓拔氏的真正始祖。拓跋氏的興起要晚于敦煌一名在史書中的出現(xiàn)，故而可謂了無干系。第三種說法認為“敦煌”來自羌語，為羌語“朵航”的對音，意為“誦經(jīng)地”或“誦經(jīng)處”。彼時佛教尚未傳入中國，是無經(jīng)可誦的。四者認為有可能來自伊朗語druvana，有“健康、固定”或“受安全保衛(wèi)的城池”之意。此說的理論基礎與第一種說法是一致的。質(zhì)言之，以上諸說都無法成立。第五種說法是李正宇先生提出來的，認為“‘敦煌’地名當系大月氏語”。此說與本人的意見接近，惜李先生未作詳細的語言學論證。第六種說法是錢伯泉先生提出來的，認為“敦煌”和“莫高窟”二詞均來自古突厥語。文中指出，敦煌故稱瓜州，而瓜在維吾爾語中寫作“tawuz”，其音與“敦煌”接近。這是一種全新的觀點，對推動敦煌一名的探討是有啟發(fā)意義的。但錢先生文主旨在于探討“敦煌”和“莫高窟”二詞有可能的突厥語含義，惜未能對兩個地名的語源、歷史背景，尤其是學界爭論的祁連山方位、大月氏故鄉(xiāng)所在地等問題未予深究。

通過前文的論述可以看出，河西走廊五個早期地名中，有四個可以確定為突厥語，尤有進者，長期生活于敦煌等地的月氏、烏孫、匈奴亦屬于突厥語群體。這些因素可以證明，在西漢統(tǒng)有河西走廊之前，這里流行的語言是原始突厥語。由大概率觀之，用突厥語解釋“敦煌”的含義，一來可能性極大，二來完全不存在語言學上的障礙。

那么，敦煌一詞當為何意呢？錢伯泉先生曾推論為突厥語tawuz（瓜）之音轉(zhuǎn)。筆者查閱古代回鶻語文獻，不見該詞，但可見于現(xiàn)代維吾爾語詞典中。如阿布利孜·亞庫甫等編《維吾爾語詳解辭典》中收有tawuz一詞，解釋曰：“瓜科一年生草本，離蔓生長，葉羽狀展開，花淡黃色，果實為大型漿果，球形或橢圓形，水分多，味甜。”德國學者德福（GerhardDoerfer）曾詳細討論了突厥、波斯語中的“西瓜”，給出一條可能的詞源線索：qarpuz（突厥語）

Tarbus，現(xiàn)代哈薩克語作darbiz和qarbiz，是見tavuz是b變w/v的結(jié)果，應為更晚的形式。這種演變形式多見，如維吾爾語tawa（tawakawap），在哈薩克語為taba“平底鍋”；維吾爾語chivin，在哈薩克語中作chibin“蒼蠅”。

從音理講，“敦”的聲母與t同，為雙聲關系；“煌”是古匣母陽部字，wu中的u是“魚”部字的元音。匣母是喉音，魚陽可以對轉(zhuǎn)。又方言中喉音與唇音互轉(zhuǎn)亦常見，如“湖”讀fu、“福”讀hu等。由音韻學觀之，“敦煌”有可能是tawuz/tavuz的譯音。

歷史上的敦煌就是產(chǎn)瓜之地，《漢書·地理志》：敦煌即“古瓜州地，生美瓜”。《續(xù)漢書·郡國志》：“敦煌，古瓜州，生美瓜。”王嘉《拾遺記》：“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燉煌獻異瓜種，恒山獻巨桃核。瓜名‘穹隆’，長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飴。”這些材料均可證明，漢代及以前的敦煌就有瓜的生產(chǎn)，且負有盛名，故稱“瓜州”。需要提點的是，“瓜州”一名來歷久遠，《左傳·襄公十四年》：“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汝）剖分而食之。”“瓜州”一名最早見于此，時當魯襄公十四年（前559）。杜預注言“瓜州地在今敦煌”。又《昭公九年》：“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杜注：“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杜預為魏晉時人，言彼時的瓜州為敦煌，不誤，但言《左傳》中的瓜州為敦煌，則方枘圓鑿矣。顧頡剛考證認為《左傳》之瓜州在今秦嶺高峰之南北兩坡，頗得鵠的。

不管瓜州之名何時出現(xiàn)，但敦煌長期被稱作“瓜州”則是無可爭辯的。及至6世紀，瓜州正式成為敦煌地方行政建置的名稱。北魏孝昌二年（526），改敦煌郡為瓜州；隋開皇二年（582），又把敦煌郡改為瓜州；武德二年（619），唐高祖在敦煌設置瓜州。三年之后，即武德五年（622），敦煌被改稱西沙州。《舊唐書·地理志》：

沙州下，隋燉煌郡。武德二年，置瓜州。五年，改為西沙州。貞觀七年，去“西”字。天寶元年，改為燉煌郡。乾元元年，復為沙州。

敦煌的舊名瓜州則被東移百余公里，成為今天甘肅省瓜州縣之名。

總之，言敦煌一名起源于突厥語當無大誤，但tawuz是直接借用于梵語trapusa還有間接由波斯語tarbuz轉(zhuǎn)化而言，因缺乏證據(jù)，不得而知。尤有進者，在古代回鶻語文獻中暫時沒有找到使用tawuz（瓜）的用例。在回鶻語文獻中，唯有甜瓜的用例，寫作qaγun，可見于吐魯番出土回鶻文《摩尼教寺院經(jīng)濟文書》，但未見西瓜（tawuz）的用例。如果將來在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回鶻文文獻中能夠找到tawuz之用例，則敦煌名出突厥語之說即可坐實，毋庸再議了。

《史記》《漢書》均記載月氏的故地在“敦煌、祁連間”。祁連山為綿延數(shù)百公里的山脈，如果將“敦煌”理解為今天的敦煌，行文上似有不通之嫌。筆者認為，月氏所居的敦煌應為一個區(qū)域，這個區(qū)域盛產(chǎn)瓜。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敦煌建郡，遂以今天的敦煌綠洲作為郡治。久而久之，敦煌也就成了敦煌綠洲的代名詞，由區(qū)域名變?yōu)槌擎?zhèn)名稱。

四、結(jié)論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西漢武帝設立河西四郡之前，河西走廊見于《禹貢》《史記》《漢書》的河西地名不多，除地望不詳或明確的漢語地名外，時代較早且名著于史的地名僅有五個，分別為河西走廊北緣的合黎山、黑水，走廊南緣的祁連山、焉支山，以及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值得注意的是，這五個地名都可以用突厥語來解釋。即合黎山為喀喇山（Qara Taγ）之異寫，意為“高山”。黑水為喀喇水（Qara Su）之異寫，意為“清亮的水”。祁連山為突厥語T?ngri Taγ之音譯，意為“天”。而焉支山的“焉支”，又作“胭脂”，與匈奴單于之夫人稱謂“閼氏”一樣，可與古黠戛斯語“yang?i”勘同，而古突厥—回鶻語中“y?ngg?”可能為其音變，其意皆為“嫂子”或“新人”，是證焉支山同樣為突厥語地名。

生活于敦煌、祁連間的烏孫、月氏及其后繼者匈奴，使用的都是突厥語，而且大月氏貴霜翖侯所建貴霜帝國，統(tǒng)治者以突厥人自居，犍陀羅地區(qū)的突厥王自稱為貴霜帝國第四代君主迦膩色伽之后代，這些也表明了月氏的突厥起源，其故地在敦煌、祁連間，也表明了敦煌與原突厥之密切關系。需要說明的，上舉地名、人名、稱號等有一些可以有不同的解釋，有的與蒙古語共源，有的則與滿—通古斯語之間存在共性，這是很常見的現(xiàn)象，三者都屬于阿爾泰語系，他們中間的共源詞匯是很多的。對于共源詞匯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但將這些數(shù)量不多的詞匯綜合起來，只有用突厥語解釋可以通達無礙。相反，改用其他語言，雖可解釋某一或若干詞匯，但若用之于其他詞匯就無法通達，甚至與史實相悖。在研究語言的民族歸屬時，與其根據(jù)單詞之異同逐個考源，不若將所有詞匯溶于一體，再結(jié)合歷史背景，進行綜合的、全面的觀察，方能更接近于史實。依照名從主人的原則，如果早期河西的居民為突厥語民族，那么“敦煌”一名就應該來自突厥語而非其他語言。

敦煌古稱瓜州，直到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才被西沙州、沙州所取代，而且在漢代以前就產(chǎn)瓜。在突厥語中稱瓜為“tawuz”，為波斯語tarbuz或梵語trapusa的假借。從音理講，“敦”的聲母與t同，為雙聲關系；“煌”是古匣母陽部字，wu中的u是“魚”部字的元音。由音韻學觀之，“敦煌”與tawuz之譯音恰好可以對上。上述諸因素當不能完全結(jié)合為巧合。

總之，筆者認為，盡管敦煌自古以來產(chǎn)瓜，且長期被命名為瓜州，“敦煌”之名從音韻學角度看又與突厥語“tawuz”的音譯相合，推測“敦煌”得名于原始突厥語言之成理。但由于在敦煌、吐魯番等地發(fā)現(xiàn)的古代回鶻語文獻中只有甜瓜的用例，寫作qaγun，卻沒有找到西瓜（tawuz）的例詞，所以仍不能遽斷“敦煌”之名就來自突厥語“tawuz”（瓜）的音譯。易言之，維吾爾語中的“tawuz”（瓜或西瓜）與作為敦煌地名的“瓜”是偶然巧合還是存在語言學淵源，尚有待進一步證實。

作者：楊富學，熊一瑋

來源：《敦煌研究》2022年第2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賀雨婷

校對：杜佳玲

審訂：鄭雨晴

責編：汪鴻琴

（由于版面內(nèi)容有限，文章注釋內(nèi)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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