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章靜繪）

北京大學歷史系王立新教授的新著《帝國的敘事話語：國家身份塑造與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于近期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繼《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后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之后，王立新教授在“國家身份”這一課題上所做的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討論。

國家身份是想象的自我，通常涉及三個核心問題，即“我們是誰”“我們與其他國家有什么不同”“我們在國際社會中應該扮演什么角色”。這種想象的自我是社會與文化建構的產物，并非一成不變。所以，我們會看到在不同歷史時期美國的國家身份不斷經歷著重塑，同時影響著美國的外交政策。如今，國際形勢風云劇變，在大眾傳媒和社交媒體日益走向臺前的當下，回顧歷史，探明政治和知識精英如何通過話語塑造一個國家的自我認知和對外政策，亦具現實意義。

《帝國的敘事話語：國家身份塑造與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

您在上一部專著《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后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中討論了一戰到二戰期間美國國際角色認知的變化——從“自由的燈塔”到“世界領袖”，以及與這一認知相伴隨的美國外交政策的變化。您的新著《帝國的敘事話語：國家身份塑造與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就研究主題而言，我認為在一定程度上是上一部專著的續作，在研究時段上著重冷戰時期。但新著中仍安排了兩章作為“上編”回顧了冷戰前美國人國家身份觀念的演變。我注意到，相較于《躊躇的霸權》中的相關論述，新著“上編”的回顧更多了一重對“西方”的討論，即美國如何看待自己和歐洲的關系。您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做這一番歷史回顧的？

王立新：《帝國的敘事話語》在某些方面確實是《躊躇的霸權》的續篇。《躊躇的霸權》討論了兩個主題：一是美國崛起后如何思考其國家身份和國際角色；二是崛起后的美國如何按照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重構國際秩序。《帝國的敘事話語》延續了其中的第一個主題，但闡述得更全面、更深入，用了兩章的篇幅考察了美國國家身份意識的演變過程，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美國人自我認識的革命性變化。《躊躇的霸權》在討論美國國家身份和自我認知時關注的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身份意識的困惑和分裂如何導致這一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搖擺和“失焦”，而《帝國的敘事話語》主要討論的是二戰結束后美國在國家身份和國際角色問題上的清晰和共識如何為整個冷戰時期美國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明確的方向和連貫一致的戰略。新著之所以特別注重對“西方”的討論，是因為美國對“西方”的起源地——西歐——態度的變化以及美國加入“西方”的過程在美國國家身份演進過程中具有決定性的樞紐地位。正是在拋棄強調歐美對立的例外主義文明觀和把歐洲視為安全威脅的大陸主義地緣政治觀并認識到自己與西歐諸國同屬“西方文明”和“大西洋共同體”之后，美國才在在二戰結束時擺脫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迷茫和失落，從而確定了新的國家身份和國際角色，并在此基礎上制定了清晰連貫的冷戰大戰略。

“國家身份”為什么重要？您作為外交史學者，為什么如此關注美國的國家身份的問題，而不是美國具體的外交政策制定過程？

王立新：我對國家身份塑造與美國外交政策問題的思考大約始于2000年。當時我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訪學，在圖書館閱讀到剛剛出版的論文集《美國外交政策的國內根源》（Eugene R．Wittkopf and James M．McCormick,eds.,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1999），其中收錄了塞繆爾·亨廷頓的一篇文章《美國國家利益的逐漸喪失》（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塞繆爾·亨廷頓在文章中說：“國家利益來源于國家身份，我們必須先知道我們是誰，然后才能知道我們的利益是什么。”我當時深為這句話所打動。當時我剛入職北大不久，開始以新的身份和職業標準來要求自己，這一經歷加深了我對亨廷頓這句話的理解，認識到無論個人還是國家，身份的變化會帶來目標追求和行為規范的變化。受亨廷頓觀點的啟發，我撰寫了《美國國家認同的形成及其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一文，發表在《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后來又接觸到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特別是亞歷山大·溫特的著作《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該書英文版于1999年出版，中譯本于2005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溫特特別強調身份/認同對一個國家外交行為的塑造，與我此前一直關注的美國外交政策中的意識形態問題相契合，也使我對身份意識如何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思考有了理論的支撐。2013年我完成《躊躇的霸權》一書的寫作后，開始考慮下一步的研究計劃，于同年以“獨立以來美國的身份意識與外交政策”為題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獲得立項，這本書就是這一項目的最終成果。我從研究生階段開始，就一直致力于從文化的視角研究美國對外關系史，意識形態和國家身份是我使用的兩個核心概念，并用這些概念來理解美國外交政策的形成過程，試圖在傳統的外交史研究之外尋找一條新的路徑，關注美國外交政策和國際行為的思想與文化根基，從而理解美國外交的特點。

您在書中指出，“西方文明”敘事以及“大西洋共同體”地緣政治觀念在冷戰初期已形成了構建（北）大西洋同盟的前提和基礎。回到這一歷史過程中，您提到李普曼首次提出“大西洋共同體”是在1917年，施本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將西歐-美國文化視為“西方文化”是在1918年，“西方文明”課程在美國大學的廣泛開設則是在一戰之后。這些敘事從發明到最終成為美國國家敘事的一部分，其關鍵的節點有哪些？

王立新：美國加入一戰、二戰的爆發、大西洋憲章的簽署、珍珠港事件后英美同盟的形成都是重要的節點。美國加入一戰后，德國成為英美共同敵人，這凸顯了美國與英法等西歐國家在利益上的一致性。不僅如此，美國政府還必須向公眾解釋美國為什么要放棄建國以來一直恪守的不卷入歐洲事務的孤立主義傳統而加入歐洲的戰爭，這就需要告訴民眾美國與英法之間是在為共同的事業和共同的目標而戰，那就是摧毀普魯士的獨裁體制，“讓民主在世界上享有安全”。為此，威爾遜總統在解釋參戰原因、戰時宣傳機構公共信息委員會在解釋美國戰爭目標時都強調美國與英法在制度、文化和價值觀上的同源性和一致性，而非差異性和對立（十九世紀美國強調的恰恰是美國與歐洲的差異和對立）。美國的精英大學也紛紛開設講授美歐同源的西方文明課程，強調美國是源于古希臘的西方文明的重要分支和最新代表，西方文明敘事開始在美國社會流行開來。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由于對一戰結果的幻滅感，孤立主義得勢，不卷入歐洲事務重新成為美國社會的共識。而二戰的爆發再一次讓美國人意識到，美國與英法在利益、制度和價值觀上是一體的。《大西洋憲章》實際上是對這一認識的集中表達，英美首腦共同簽署的這一憲章的文本展示的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以“大西洋”命名該文件則象征著大西洋不再是隔絕歐美的天塹和維護美國安全的屏障，而是聯結歐美的紐帶和西方文明的內海，并暗示了大西洋共同體的存在。也就是說，美國的民主黨精英實際上在珍珠港事件前就已經接受了西方文明敘事和大西洋共同體的地緣政治觀念，但共和黨及其所代表的中西部民眾仍然反感這一點。隨著珍珠港事件后美國被迫參戰，英美結成軍事同盟關系，不僅并肩作戰而且成立聯合指揮機構，共和黨精英終于認識到美國與英國以及西歐諸國實際上是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并接受了新的國家身份敘事。到戰爭結束的時候，兩黨和朝野最終都接受了新的國家敘事。至此，美國國家身份的重塑得以完成。

第三章談及馬歇爾計劃時，有這樣一段：“美國決策者和社會人士的這些演講和證詞實際上回答了美國民眾的疑問：美國為什么要關心歐洲的命運？特別是美國聯邦政府為什么要以納稅人的錢無償援助歐洲？他們在純粹的地緣政治算計和人道主義情感之外提出了足以說服美國人的理由：援助歐洲是為了保衛西方文明的根基，也就是捍衛美國自身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我想問這里的“美國人”是指誰，是普通民眾嗎？“西方”這一共同體是冷戰初期才形成的，那么“保衛西方文明”如何成為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

王立新：這里的“美國人”指的是普通民眾。援助歐洲是以國會通過援助法案提供撥款的方式來實施的，特別是國會眾議院掌握著“錢袋”，即撥款的權力，而眾議員與普通選民的聯系非常緊密，在決定是否投票支持援歐法案時必須考慮自己所在選區選民的態度，沒有普通選民的支持，國會的援歐法案就難以通過。西方文明敘事和大西洋共同體的地緣政治想象就發揮了說服和動員民眾支持美國援助歐洲和保衛歐洲安全的作用。根據這些敘事，美國納稅人出資援助歐洲是為了自己，而不是去當“冤大頭”。保衛西方文明就是保衛美國自身的文化傳統、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保衛大西洋共同體免遭威脅實際上就是在保衛美國自己的國家安全。顯然，沒有西方文明敘事和大西洋共同體的想象，作為政治與安全共同體的當代意義上的“西方”是不可能形成的。

面對強大的來自東方世界的蘇聯，作為“西方”世界的領袖，美國如何看待和處理“西方”世界內部的差異和分歧？

王立新：西方文明敘事和大西洋共同體的地緣政治想象把美國和西歐聯結在一起，美歐結成了安全和軍事同盟，這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美國和西歐國家之間沒有矛盾。事實上，冷戰期間美國與西歐國家，特別是與法國，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西歐的集體防務、核戰略等問題上都有矛盾。但是，在美國決策者和民眾看來，這是“西方大家庭”內部的爭吵，雙方在共同遏制蘇聯以及美國加入歐洲的均勢體系、承擔保護西歐盟友的責任等根本問題上并無分歧。為了大西洋同盟的團結，美國對“西方”內部的分歧乃至一些國家（法國）的自主傾向給予了一定程度的“容忍”，甚至做出了一些讓步，這與美國國內包容“異見”以及通過協商達成妥協的政治文化有一定的關系。美國在整個冷戰時期較為妥善地處理了同盟內部的分歧與矛盾，大西洋同盟在冷戰結束后延續下來，直至今天。

美國在冷戰時期頻繁干涉地區沖突和他國內政，在地緣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目標之外，您特別指出了一個維度，即維護美國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的信譽，而信譽則是指對敵人威懾的可信性和對盟友承諾的可靠性。那么，可否舉例談談美國是如何對盟友許下承諾的？

王立新：美國在國際事務中做出的承諾有一般性承諾和特定性承諾兩類。一般性承諾是指美國領導人在公開講話中提出的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承擔的普遍責任和義務。例如，杜魯門總統1947年3月12日在國會的演講中提出“無論通過直接還是間接侵略將極權主義政權強加給自由國家的人民都會瓦解國際和平的基礎，從而破壞了美國的安全”，美國的政策是“支持自由國家的人民抵抗武裝的少數和外來勢力奴役他們的企圖”，這就屬于普遍性或一般性的承諾。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承擔著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特殊責任，美國國會批準聯合國憲章實際上就等于承擔起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責任，這也屬于一般性承諾，美國干預朝鮮戰爭的決定實際上就是根據這一承諾做出的。而通過雙邊和多邊條約形式承擔的義務，特別是給予盟友的安全承諾，就屬于特定性承諾。戰后初期，美國通過簽署《北大西洋公約》和《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承擔了保護歐洲盟友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安全（包括南越）的責任；通過《美日安保條約》《美韓共同防御條約》《美臺共同防御條約》（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后該約終止）做出了“保衛”日本、韓國和臺灣當局的特定承諾。與當前特朗普政府的出爾反爾不同，冷戰時期的美國歷屆政府特別重視對承諾的履行，即使為此付出巨大代價也在所不惜，他們相信，是否恪守對盟友的承諾涉及美國的領導地位和美國一手建立的國際秩序的穩定。例如，肯尼迪政府的國務卿迪安·臘斯克（Dean Rusk）和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在1961年11月向肯尼迪提交的絕密備忘錄中指出：“美國作為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成員，對南越負有（保護的）義務。此外，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閉幕會上發表的正式聲明中，美國代表曾宣布美國‘將把任何新的侵略視為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威脅并為美國嚴重關切之事’”。因此，美國除了“保衛”南越政權外別無選擇。國務卿臘斯克1965年8月在回答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提問時也稱，“我們對越南承擔了非常明確的義務”，“如果我們的盟友，特別是如果我們的對手發現美國的義務一文不值，那么世界將面臨我們做夢也想不到的那種危險”。

您認為，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社會的信心危機是其冷戰時期過度干預外部世界的結果嗎？

王立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社會的信心危機主要是三大事態造成的：一是水門丑聞，二是越戰失敗，三是經濟滯脹。后兩大事態都與美國過度干預外部世界有直接的關系。越戰是美國過度干預的典型。美國在與美國國家安全并不直接相關的遙遠的印度支那投入巨大，試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越南人民，但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國家美國居然無法戰勝南越叢林中的游擊隊，最后灰溜溜地撤出越南，這對美國人的信心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更重要的是，美國對越南的干涉在美國社會被普遍認為是非正義的帝國主義行為，打破了美國人一直堅信的美國卷入海外戰爭乃是為了促進自由和民主的神話，讓美國民眾認識到美國與歷史上的那些殖民帝國并無不同，從而產生強烈的道德幻滅感。而之所以出現經濟滯脹一是越戰的巨大支出對美國經濟的拖累，二是美國對中東事務的干預特別是對以色列的偏袒激怒了阿拉伯國家，導致石油輸出國組織決定提高石油價格并對美國實行石油禁運。水門事件雖然與美國過度的對外干預沒有直接關聯，但其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冷戰時期總統權力膨脹和被濫用的結果，而正是美國頻繁卷入海外戰爭為總統擴權和濫權提供了機會和借口。因此，從總體上看，正是美國過度擴張受挫及其對美國制度的破壞削弱了美國的實力，損害了美國的國際聲望和國際地位，在七十年代導致美國全國性的信心危機。

本書引用了大量美國精英的話語，這些人是塑造國家身份、構建國家敘事話語的主要參與者，其中很多是這些精英面向大眾的演講詞和文章等，應該如何看待和使用這類史料？

王立新：一個國家的自我認知和身份意識是由這個國家的精英塑造的，通過公開演講和發表文章提出國家敘事是塑造國家身份的主要方式，因此精英的演講詞和媒體文章是本書使用的重要史料。讀者可能會提出疑問，精英們的公開演講與其內心的真實想法可能不是一回事，因此使用演講詞作為史料是否有局限性。其實公開演講是否反映演講者的真實想法（學者們通過研究認為，多數總統在公開演講和內部討論中所表達的想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精英的演講詞和文章對國家歷史、特性、價值觀、命運和角色的闡述通過大眾傳媒和學校教育被廣泛傳播和接受，形塑了美國民眾對這個國家的理解，從而成為美國國家身份意識的組成部分，因此就是研究美國國家身份塑造過程的一手史料。顯然，身份塑造不可能通過秘密的方式進行，也不可能通過內部討論來完成，而只能通過公開的方式借助于媒體和學校來實現。因此，本書所使用的史料與傳統外交史著作所使用的史料有所不同，后者的主要史料無疑應該是美國政府的檔案，而本書則大量使用演講詞和媒體文章。

什么是“國家敘事”？本書的主標題“帝國的敘事話語”是什么意思？為什么使用這一主標題？

王立新：國家敘事是指精英提出并被國民廣泛接受的關于本國歷史、文化傳統、國家特性、未來命運以及與他者關系的系統闡述。國家敘事確定了國家在世界上的位置，為國家提供了從哪里來、目前在哪里以及可能往哪里去的方向感，并因此為政策和行動提供指南。提出國家敘事并使之被廣泛接受是國家身份形成的前提，在一定意義上說，國家是“通過敘事建構的實體”。決策者并不能自由地、隨心所欲地行動，而是在國家敘事所塑造的世界觀和自我認知框架中制定政策。正如福柯所言，人是被歷史建構的，人的自我認知是被話語塑造出來的。主導性的國家敘事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國家身份意識塑造了國民的世界觀和自我認知，繼而影響了國家的外交政策，因此是一個國家對外行為的“原點”，只有厘清這一“原點”，才能理解美國外交政策最深層的動力。

本書考察了美國精英發明的關于美利堅文明特性、地理空間和國際角色的敘事及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轉變的過程。在二戰結束時形成的新國家敘事不僅僅是媒體報道和教室里講授的故事，更是成為一種權力話語，深刻影響了冷戰時期美利堅帝國的外交政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把它們稱為“帝國的敘事話語”。

《帝國的敘事話語》關注的是冷戰時期，那么冷戰后美國的國家身份意識是否發生了變化？對當前美國外交政策是否有影響？

王立新：冷戰結束后，多元文化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西方文明敘事衰微。美國大學開設的與西方文明相關的課程大幅度減少，特別是西方古典學課程所受沖擊最大。與此同時，對非西方文明的研究和教學受到重視，世界史和全球史課程取代西方文明史課程，以西方文明敘事中被壓制的邊緣群體為研究對象的學科門類大幅度增加（例如性別研究、后殖民研究、族裔研究等），對西方歷史上的壓迫、歧視和奴役等罪惡的揭露成為時尚。大西洋共同體的地緣政治想象也逐漸淡化，精英話語更加強調美國作為太平洋國家和全球性國家的特性。在這一背景下，有關西方文明和大西洋共同體的敘事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被認為是過時的，在最壞的情況下甚至被認為是反動的。當前，批判種族理論、多元文化主義史學、“取消文化”和“覺醒運動”正在瓦解美國傳統的國家歷史敘事，美國歷史不再是自由不斷擴大、民主不斷成長的歷史而是白人歧視少數族裔、主流群體壓迫邊緣群體的歷史。對美國歷史的重新解釋疊加特朗普上臺以及近年來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社會沖突和政治極化，對美國例外主義信念構成沉重打擊。特朗普倡導的“美國優先”議程和“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公開質疑甚至意圖放棄美國的世界領導角色。冷戰時期具有高度共識、清晰明確的美國國家身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美國社會出現兩種區別巨大甚至相互對立的國家敘事，兩種敘事對美國的歷史傳統和國家特性的闡釋以及對未來愿景的展望截然不同，并激烈競爭，其結果是美國國家身份的分裂和混亂，美國人在“我們究竟是誰”這一問題上越來越迷茫，越來越難以達成共識。這是近年來美國對外政策劇烈搖擺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搖搖欲墜的深層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