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馬上要變天了！

5月30日，60個國家、20多個國際組織將齊聚我國香港，共同見證“國際調解院”的成立。

該組織由我國牽頭成立，主要任務是“用對話替代對抗”，專門處理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領土爭端這些“國際牛皮癬”。

有意思的是，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的名字在參會名單上消失了，仿佛收到請柬后集體“拉肚子請假”，其真實原因不言而喻。

不過，如今的這個世界，已經不是某些極端主義國家不捧場就做不成事的時代了……

應運而生的大救星

早在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后，土耳其斡旋的和平協議因外部干預流產，而中國聯合印尼、巴基斯坦等19國悄然啟動新機制的設計。

2024年10月《公約》談判完成時，參與國已激增至60余個，覆蓋亞非拉歐四大洲。但是，不同于海牙法院的“法官錘”，“國際調解院”推崇的是“茶桌外交”。

要知道，現在的海牙國際法院（ICJ）收到的差評不少，而且1945年定的老規矩，處理巴以沖突這類問題比蝸牛爬還慢，去年俄羅斯和烏克蘭在ICJ打官司，光是排期就耗了8個月，氣得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直罵“等判決下來仗都打完了”。

而中國搞的這個調解院，走的明顯是“拼多多路線”：不搞強制裁決，主打一個“有事好商量”。

比如緬甸和孟加拉國的羅興亞難民問題，要是交給調解院，可能先給兩邊送幾筐芒果糯米飯，吃飽了再談。

不得不說，這種“東方智慧”確實撓到發展中國家的癢處——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0年以來亞非拉國家間的法律糾紛，有79%因為付不起律師費被迫和解。

2023年的中東破冰：沙特與伊朗在北京握手言和，中國用10天閉門會談完成了西方國家數年未竟之事。這種“不站隊、不施壓”的東方智慧，也是調解院的核心競爭力。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教授梁美芬比喻：“如果說訴訟是西醫手術刀，調解就是中醫針灸——找準穴位，疏通經絡，代價小且后遺癥少。”

不過最，狠的殺招藏在細節里，還國際調解院的總部預備設在香港，堪稱神來之筆。

普通法與大陸法系在此交匯，中英雙語人才儲備豐富，更關鍵的是其“超級聯系人”角色，簡單來說，一些東南亞國家，既不愿接受西方主導的仲裁，又擔心本國司法偏袒，而香港的中立性便成為最優解。

比如，國際刑事法院（ICC）去年想調查菲律賓掃毒行動，直接被杜特爾特罵成“白人俱樂部的”。

狗腿子

也由此可見，國際秩序需要的公正、公平，而非誰更有強大、誰的話語權更高。

不過，最喜歡唱反調的美國，這次也不例外，而它的缺席，也為“國際調解院”的之后的發展埋下了隱患。

逆勢而為的美國

這次在5月30日簽訂國際調解院的60多個國家里，有32個參加過“一帶一路”峰會，15個買過中國疫苗，7個用著華為5G。

也可以說，成員國都是與中國保持友好來往的國家，而美國自然無法榜上有名了，但它也做出了側面回應：“我們支持任何促進和平的倡議。”翻譯成大白話就是：“你們玩，我看著。”

對于美國而言，不簽署調解院也在情理之中。

一方面，他們擔心掉進“中國規則”陷阱，也就是如果真在調解院談成了協議，不就變相承認中國制定的游戲規則？這比讓特朗普喝中藥還難受。

另一方面，留著ICJ當后手，畢竟國際法院現在還是美歐說了算。

不過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報告潑了盆冷水：全球78%的跨國企業更愿意用調解而非訴訟解決糾紛。而且，國際調解院采用“共商制”，每個締約國均有平等提案權，這與IMF的份額投票制形成鮮明對比。

巴基斯坦前外長庫雷希曾吐槽：“在華盛頓，我們的聲音還沒麥克風電流聲大。”也側面印證了美國在國際法院內一手遮天的權力。

這意味著，未來跨國糾紛可能繞過紐約，直接找香港調解院下單。這哪是“踢出局”，簡直是拆了華爾街的收銀臺。

美國智庫普遍將此舉視為中國拓展“制度性權力”的重要嘗，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6月報告還指出，調解院選擇香港作為總部，或將重構亞太地區爭端解決路徑。

而且，非洲聯盟已公開表態支持調解院，聯合國等十幾個國際官方機構也應約出席，美國若強硬抵制，可能重演2016年拒絕加入亞投行（AIIB）卻無法阻止57國參與的戰略失誤。

不過，美國也并非無計可施。

據了解，美國商會開始游說企業優先選擇紐約國際爭議解決中心（ICDR），試圖以市場化手段削弱調解院的實際影響力，但只要美國堅持一天霸權，就意味著任何手段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公平公正。

距離“國際調解院”的正式成立已經不到10天，全世界都期待著，一個全新國際秩序的到來，帶領所有國家走向更光明的未來。